父亲的骨肉情怀

父母生了我们姐弟六人，我二姐和两个妹妹都送人收养了，唯一的弟弟夭折在奶妈家中。后来人们看到我家姐妹五个就有三个送人，因而推断父母的心肠“硬”。母亲早逝，我无从得知她的心情，耳闻目睹父亲对我那三个抱养出去姐妹的牵挂，我渐渐地读懂和理解了父亲。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囿于卫生和医疗条件，多子女和无子女家庭（因不孕或早夭）并存，送养和收养是很平常的事。一般来说，送养子女的人家大都比较贫穷，而收养的人家却未必都很富足，往往只是因为无子女，负担较轻。我二姐和大妹都是因为家境窘困被送养出去的，对方的家境均不是很富裕。我母亲去世时，刚8个月的小弟需要雇奶妈，小妹5岁，我9岁，大姐15岁。人们看见父亲很难养育我们姐弟四个，好些人劝父亲把小妹送人，上门收养的人也很多，父亲就把小妹送给一户条件相对较好的人家。

父亲将女儿送人，生活负担减轻了，可一个女儿带走一片心，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心儿却不“囫囵”，变得支离破碎了。

二姐的养父母不愿意和我家来往，父亲很理解，就连借故看看她的念头都没有。但每次我走亲戚回来，父亲都会仔细地问她的近况，诸如身高、面色、读书状况、是否愉悦等等。二姐自己认亲回来后，父亲对她有求必应（详情见《我的二姐被两次送人》）。二姐初始是招了女婿，后离异出嫁。她再婚后不久，父亲就亲自去她婆家探望。回来后，从来不婆婆妈妈的父亲不止一次地和我说“那家的人性好”。骨肉亲情，希冀幸福，看到女儿有了好的归宿，父亲放心了。可以想到，父亲没有见到二姐在养父母身边的状况，曾是多么焦虑。让她在那里过得幸福，才是他当初送养的初衷啊！

大妹一直和我家亲戚往来，父亲了解她的方方面面，感到很欣慰。可大妹的上学，却让父亲费了心。大妹升初中那年，由于成绩好，被分到距家较远的县一中。大妹想家，在学校不安心学习，据她说一个月也没有学会一个俄语字母“A”。九月一日入学，国庆前夕就退学了。我国庆节放假回家，父亲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说她不念书怎行。思来想去，父亲竟然让我去我的母校问问，看可不可以收下大妹。这个想法在当时可谓匪夷所思，因为那是个一切都公事公办的年代，这种事情我闻所未闻，而且我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学生。我的母校在我们居住的镇上，也是公办学校，相当于县二中。我刚从母校毕业，以优异成绩升学，很给母校长脸，也许这就是父亲让我出面的缘由。我大着胆子去找学校领导，说明大妹的情况。学校领导反复确认她是我的胞妹，而且是从一中退学的学生后，出乎意料地一口应承了下来。父亲高兴得一个劲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马上让我去叫大妹来上学。大妹的养母提出让她上学时在我家吃住，当走读生，父亲也同意了。初中三年，外加“文革”，父亲给大妹做了五年饭。而之前，我在这个学校上初中时则是在校吃了三年做得很差、几无营养的“猪汤狗食”，因为父亲劳动一天很累，不想“早起晚睡不歇晌”地侍候我。我感觉到，尽管父亲为了大妹的生活条件稍好一点而把她送人了，但为了女儿的前程，他仍然愿意任劳任怨地履行做父亲的责任。

小妹送出去的第三年，我的小弟就夭折在他奶妈家。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儿子没有了，心爱的小女儿送人了，我大姐也出嫁了，家里孤单单地只剩下我们父女俩。从不唠叨的父亲常常会说，要知道我那个弟弟活不长久，就不该把小妹送人，她那么大了去陌生人家不适应，我也没有个伴。尽管小妹养父母家条件比较好，小妹也很幸福，但把已经5岁的小妹送人，成了父亲摆不脱的内疚。大妹读初三那年，小妹也来这个学校就读。每隔几天，大妹早饭后上学时父亲就会给她几毛钱，让她放学后买点儿肉，并叫小妹一起来家吃饭。小妹来了，父亲就笑眯眯地忙乎着；小妹来不了时，父亲的泪水不由得在眼里打转。这些是我们后来回忆父亲时想起来的，小妹当时哪里知道父亲的心思？父亲弥留之际，对我们姐妹的呼唤已没有反应了，最后闻讯赶来的小妹叫了一声“爹”，他的眼角就泪珠不断，足见他对小妹的特殊牵挂。生离死别，痛莫大焉。若有半分奈何，谁愿意把自己的亲骨肉送人？骨肉亲情，柔肠百转，我从父亲的这些个举动窥见了他内心的最柔软之处。

1967、1968那两年，“文革”夺权、武斗，闹得乱哄哄，学校不能呆了，我就回家里住着。俩妹妹的学校也是乌七八糟的，她俩就住在我家。大姐、二姐都有了孩子，她们也偶尔带孩子来住。饱受战乱之苦和左倾之灾的父亲非常痛恨“文革”，常常坐在桌子后面气乎乎地自言自语：“哼！老毛！”但我们姐妹几个都聚集在父亲身边的那段时间，也是他最愉快的时候。父亲见女儿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了，三个小的知书达理，两个大的已有归宿，一贯不苟言笑的他常常喜笑颜开。父亲笑眯眯地一会看看女儿，一会看看外孙，嘴巴乐得合都合不上，谁能说他的心肠“硬”呢？

                            2013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