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 《从农民到作家》

传统中国是乡村中国，农民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要职业。以农民和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很多，但如同白居易写卖炭翁一样，作者本身并非农民。对农村的疏离，写出的作品更多的是体现作者的意图。

 

与大多数王朝更替一样，这个国家也是在60年前发动农民造反建立起来的。之后40年，又通过对农民的苛刻榨取进行原始积累，曾导致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官方称为“非正常死亡”。知识分子比农民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1949后，在大批传统知识分子被肉体消灭后，重新改造的新文人几乎被全部纳入权力体制。

 

在这种一元体制下，为权力服务的文人写作对原生态农村的刻画是严重走形的。早期的柳青、浩然等，其作品的“政治教育”性太“紧跟形势”，致使时过境迁，迅速成为过期食品。

 

毛死后开始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复兴”，知青的“伤痕文学”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农村小说也先天性的得到恢复，所以有人说，中国小说家几乎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些作家从骨子里仍是一个农民，准确的说，是毛时代的农民——社员。对他们来说，当兵和当作家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吃饱饭、不饿死。就这样，有一大批农家子弟因为擅长写作，而实现了从农民到作家的麻雀变凤凰的“成功”，得到了被体制圈养的“好命”。这些作家包括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刘震云、阎连科等。

 

一

 

农村小说的发达有其先天因素。农村因其社区生活对外封闭而对内公开，加之家族因素的影响，如同全村人睡在一个大炕上，瓜田李下的故事众人皆知，所以故事来源很广泛。再加上与自然的贴近，故事的有趣性大大超过相对互相陌生不了解的城市。城市小说的自传色彩很浓，而农村小说更接近村史，因而也更广阔，更加“魔幻”。

 

但这批农村作家普遍面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困境，既算不上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也算不上传统农民。

 

路遥这一批农村小说作家通过向体制出卖自己的才华加入体制，摆脱农村的苦海，返回身看自己的出处，写自己的乡下亲戚，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同时，这些作家大多也不是真正的传统农民，只不过出身在人民公社的农村而已。比如贾平凹，作为乡村教师的儿子，他没有干过农活。据他自己在《我是农民》中讲，从学校(中学)出来后，他曾在生产队跟妇女们一起劳动过，因为贾平凹长得比较文弱可爱，爷们都讨厌他，女人们都比较照顾他。所以贾平凹常常感叹自己就是贾宝玉的命。贾平凹和其他农村作家一样，放下书包迅速向组织靠近，被推荐进入大学或参军，摆脱了其父老乡亲的苦难命运。

 

中国传统即礼教宗法，礼失求诸野，乡村是传统中国的最大所在。一个祖祖辈辈都老实巴交的乡下农民，一年到头都是干不完的农活，撒籽、耕种、收割入仓，看老天爷的脸色和地墒、饲养驾驭各种牲口、按农时播种蔬菜。同时，农村有着繁琐复杂的丧葬礼仪和乡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神仙祭祀道理——这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或者说宗教，乱弹（民间戏剧）是完全不同于电视节目的一种文化。而民间炕头的剪纸刺绣与权力美学不同，它完全是另一种审美，非局内人往往不识好歹。这大概就是“农民文化”——农民比城里人往往有着更加丰富复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作为现代的结果，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极其短暂，但丢失乡土文化的时间却已经很长。在户籍制度下的城市只不过是一种伪城市，城市是自由公民的集合，中国城市只是一个工厂、大院或者集市。对一个真正的中国乡村来说，中国的农村小说总存在着一种隔阂，这种隔阂既不是艺术的提高，也不是逼真的临摹，而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想甚至意淫。

 

二

 

路遥无疑是一个纯洁的人，为写作而牺牲，这与王小波有类似之处。但路遥先天的文化缺陷失其作品远远够不上完美。这种先天缺陷是许多中国农民作家的通病，就是思想的匮乏。思想是文学的灵魂，鲁迅的小说很少也很短，却几乎都是精品。因为他有思想。

 

许多农村作家成长历程中，一般都与文字无缘，有关思想的家传很少，特别是“是农民又不是农民”的家庭。一方面他不了解真正的农村，一方面他欠缺成熟的思想。贾平凹就认为，思想是哲学家的事，“哲学家是上帝派下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小波喜欢写小说，但人们更喜欢他的杂文，那是他的思想。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现实，那么一个小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贾平凹曾经写了一本最没有思想的书，名字就叫《我是农民》，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农民。

 

因为思想的缺失，许多小说家远远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这些农村作家离开小说，如同池塘被抽干了水，几乎就没有了身份；所谓散文，大不了发点伪士大夫真土财主的无病之呻吟。农村作家献身于写作，往往陷于为文学而文学、为写作而写作的困境，沉迷于文字的孤芳自赏，向一个冬烘文人努力迈进。贾平凹谈到作家的责任时就说，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闲笔闲情最容易产生风格”。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

 

阎连科、刘震云和莫言都曾经说，他们写作是为了成为城里人，为了吃口饱饭——因为生产粮食的农民那时一直都处于饥馑的边缘。对大多数农村作家来说，他们尚未进入思想的殿堂，或者因为先天传统及思维习惯的局限，即使对思想上有所努力也往往力有不逮。比起舞文弄墨的风雅来，思维的乐趣往往是一种高深的文化。

 

当文学或者说小说成为一种谋生的技术，农村作家就越来越像一个泥瓦匠，他们只想把活儿做漂亮。他们从前往往推崇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今又流行起拉美魔幻主义，导致他们的作品越来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一口气写几十万字上百万字，这种吃苦耐劳倒是体现了点农民精神。相对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才两万字，却将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描摹得深入骨髓。

 

三

 

路遥的小说比较典型的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人生》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高加林的农村户口使他被“国家”歧视，但他的高中文化程度又使他可以歧视农民的父母。路遥写作的特点是对主人公充满感情，褒贬溢于言表。小说之前路遥引用了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作者要说的其实是，最好有个好爸爸——有城市户口的、当大官的。

 

路遥的这个思想局限在《平凡的世界》中继续发扬光大，无论少平还是少安，都把命运寄托在“傍大官”上，因为他无法改变他爹的身份。少平说：有一天他有权有势了，要让他爹穿着高级羊皮大氅，对着全村人大声卖派，“把唾沫喷在别人脸上”。所以，路遥的主人公以出卖自己博得社会地位，然后回来鄙视他可怜的乡亲。这如同石康的《奋斗》，所谓奋斗不过就是有个有权有势的爹而已，从这种小说看来，高衙内之所以牛逼哄哄，完全是奋斗的结果。

 

路遥和许多农村作家一样，是虚荣的，他依靠出卖农村谋取名利，反过来又难以融入城市，也不愿回到寂寞的农村。这种思想上的进退失据使作品永远无法超脱。对乡土的背叛使作品失去根本，对氓之蚩蚩的草根精神的反动，导致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泛滥，从而丧失应有的高尚的平民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本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中写了出台湾人的悲情，他们在中国被当作日本人，在日本被当作中国人，最后他的主人公崩溃了。相对于路遥，张炜和李佩甫无疑具有更敏锐的对乡村文化的洞察，而余华常常将乡村作为一个布景，他写的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寓言童话，这已经与农村无关。

 

如果说路遥在模仿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么莫言则在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种东施效颦只能暴露出他们贫乏的心灵和干瘪的才情。平凡的世界其实就是奴隶的世界，而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则过于粗鄙与恶俗。同样充满爱情与性，肖洛霍夫的作品具有一种来自大地的、诗意的、希腊悲剧一样的壮丽的恢弘气势和宗教超越一样的人生感悟。同样属于意识形态枷锁下的文学写作，莫言与肖洛霍夫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论。如果说人性与文学都是世界性的，那么仅就这一点来说，缺乏传统底色又缺乏现代人文批判精神的中国农村作家与世界级大师还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

 

因为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引领，在面临现实与理想的纠结时，思想的贫乏使这些“农民作家”陷于困惑和茫然中。

 

四

 

在路遥作品中，主人公最后都致力于一个人去如何成功和发达，所谓成功和发达就是被城里人或权贵看得起，被自己的父老乡亲眼红羡慕。路遥无法指出这实际只是个“悲惨世界”，因为他根本没认识到这是个“悲惨世界”。

 

莫言曾经说过：“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在小说《蛙》中，蝌蚪为了个人的前途，将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献祭给权力的手术台……正因为此篇小说，莫言被授予2012年诺贝尔文学家。

 

虽然作为党员的莫言获奖令中国官方倍感荣幸，但其作品《蛙》令官方避之唯恐不及。长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莫言擅长讲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获奖）也许是某种政治正确起了作用。他们想，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才行。”

 

文以载道，文学实际就是人学。人性是文学唯一的公理，只有在人性面前才不需要证明。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说，人性恰恰是中国最遭压制和禁忌的东西。上一代中国作家的命运往往可以从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身上找到共鸣，人性与政治哪个更正确哪个更重要？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具有雨果那样的智慧、勇敢和良心。雨果指责的是一种思想和一种制度，而中国作家需要砸掉的却是自己的饭碗，这很可笑，也很可悲。

 

其实许多农村作家整体文化积累都不高，才华有余思想不足，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就很浅薄，而西方文化则更差，大多数人都不会外语，甚至不会普通话。好在写小说似乎不需要太高的学识，会讲故事就行，而农村有那么多稀奇古怪很黄很暴力的故事；如果把中国话写得不像中国话，让别人不知所云，那就更显得他们高深莫测了。路遥的小说让你根本读不到多少中国乡土味。贾平凹和莫言的小说也越来越失去乡土味，而是一种古怪霉变的醋糟味，反倒是他们早期的短篇大多写得清新湿润，透着山野的泥土清香。

 

斯人已逝，和柳青一样，路遥无论如何也是难得的、可敬的，至少他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令所有中国农民耻辱的时代，尽管作者仅仅认为是他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路遥他们深受左拉、雨果、托尔斯泰等文豪巨著的浸染，可惜他们买珠还椟，只学到了翻译腔，却没有领会作者博大悲悯的理性思想。这或许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思想能力有关，他们其实都不懂农民、不了解农村、没有一点“农民文化”。没有文化和思想支撑，他们最终都是自恋的。甚至自恋到贾平凹莫言的程度，自说自话，写出来的文字让人再也读不懂——无论农村人和城里人。

 

五

 

想当初，贾平凹 “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从山地来到西安，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如今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作为体制和社团的宣传员，分享着权力的快感，他在故纸堆中寻觅古代文士的旷达逍遥，过着一种诗意而有禅趣的日子，并为自己取一法号曰“抱散居士”，参禅打坐，热衷于性、怪、力、神，俨然像李渔一般的一代名士。但他却总是强调自己是农民：“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

 

从50万字的《秦腔》到60万字的《古炉》，始终远离电脑的贾平凹体现出可敬的吃苦耐劳精神，虽然他的文字越来越让人读不懂，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成功时代的成功人士。从某种程度上，莫言在“成功”更胜贾平凹一筹。祝振强将莫言的生存道术概括为“左右开弓两头讨好”：“莫言成了一条变色龙，深深地掩藏起了其作为作家的职业锋芒，不再挑战文学及思维的顶端、极限，绝口臧否体制短长。在文学风格、方向上，他更贴近性、暴力、野史轶闻；在现实生活中，他不拒绝应景应酬，常与企业商贾、政界权贵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甚至发展到了良莠不分、认敌为友的地步。比如去年11月8日，莫言为臭名昭著的重庆某前领导打油献媚顺口溜，阿谀、肉麻程度，丝毫不亚于郭老沫若：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

 

鲁迅说过：“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虽然《阿Q正传》只有区区3万字，却将中国农民的形象勾画得入骨三分。相比之下，从《丰乳肥臀》、《四十一炮》到《秦腔》和《古炉》，贾平凹和莫言完全将写作变成了论字数的体力活儿，文字也越来越费解。虽然贾平凹是个作家而不是书法家，但他用毛笔赚的钱却比用钢笔赚的钱多得多。如果说《古炉》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书尾的后记，它告诉人们作者实际只是一个党报的新闻记者。对当下中国来说，一切所谓的文学或者小说都超越不了逯军的责问——“替谁说话？”

 

2012年，在官方发起的抄写毛万岁《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中，贾平凹莫言提笔上阵，充当了权力的马前卒。《讲话》的核心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其实是说“文学服从于权力”。在权力和良心面前，这些作家无一例外的放弃了良心。文学的本质是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犬儒化的农民作家完全背叛了文学本身，而沦落为一群“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文案写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说过：“没有东西比好的文学更能唤醒社会的心灵。这解释了为何所有独裁政权，不论打什么旗帜，第一件要做的事，都是实行审查制度。他们试图控制文学生命，因为他们见到文学生命是危害权力的种子。好的文学，能唤醒人的批判精神，创造一批更难以操纵的公民。”

 

六

 

王小波曾经哀叹：一切都不可避免的走向平庸。物欲时代下，文学与心灵一起被欲望放逐，而无法摆脱这种日趋边缘化的命运。文革一代已经老去，甚至已经死去，后文革一代从网络上重建了一个启蒙中的文学中国，尽管一切仍然如此艰难。

 

如今《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年轻人或大学生最爱看的中国当代小说。路遥几乎是唯一可以与王朔王小波在文学市场抗衡的农村作家。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视觉化时代，现在人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并不怎么待见，金庸琼瑶海岩郭敬明路金波们已经将小说变为一种速食快餐，只有《平凡的世界》一直在80后90后那里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阅读。当然他们是把它当励志小说来读的。“傍美女、傍大官”——这个美女怜香惜玉爱“农民的儿子”、“大官”侠肝义胆仗义相救的乌托邦小说，比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海岩的言情小说更能满足背井离乡流落城市的那些卑微农家子弟。

 

文学与乡土一样，是人类的童年，而现代人类已经失去了乡愁的能力。文学成为猎奇的故事时，文学就死了。推土机暴政的中国式城市化运动摧枯拉朽，暴力弥漫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和乡村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或者说已经灭亡。形势比人强，大时代背景下，乡土小说这种传统文学式样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当乡土文学师法光怪陆离的南美魔幻时，中国乡土文学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莫言”用这样一个诡异的笔名成就了一个犬儒时代的成功传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者笔杆子，或者枪杆子，一个饥寒交迫的二杆子，从农民到作家，实现了一个“中国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比起路遥来，莫言无疑要更加励志一些。“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

分享到微信 我要留言

司马冰 (2014-04-22 23:26:21)

好文，客观深刻，谢谢分享。

木桐白云 (2014-04-22 23:30:15)

这个还真费了点功夫，但说实在的，我们可能并不需要熟悉这么多的作家，正如文中提出的很多人的作品并没太多的价值，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去花费时间呢？做好自己似乎是最迫切最重要的，很多问题的答案一直摆在那里，只是很多人不愿去面对，只愿一厢情愿地臆想。写乡村写城市写文学的根本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生活更好更健康，手法有两个，一个暴露生活的丑，一个挖掘生活的美，具体用哪一种看个人的趣味与取向。以目前市面上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的一小撮人来作个定论是书斋里的书生看法，社会生活洪流滚滚，很多人无法看清实质完全正常，正如我们并不能清晰地看到大海里有多少条鱼一样，虽然我们也会说有些品种可能已经灭绝，但事实上后来又有了发现，或者说无法确认，又或者说有了新的变种一样。这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内就说清楚的问题，因为文化的延续与使命感的建立是可以跨越时代的。

雨林 (2014-04-22 23:30:51)

阅读的过程中一直在等待杜先生对陈忠实和《白鹿原》的评价， 可惜他没有写。

天地一弘 (2014-04-23 02:43:11)

谢谢你的好文！ 人性其实是中国最受压抑的东西，这很可悲！高中那会儿，很喜欢路遥《平凡的世界》，人心和人性的挣扎。 “文学是人学”，我的高中老师如是说，所以，文学本有其积极意义，如果失去了，那是更大的可悲。 读莫言的《蛙》，体会了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于是，莫言的小说再也不敢看了，人性最原始、最美好的成分被洗劫一空，剩下的，唯有坟墓似的悲哀，莫言虽然来自于农民，只是其文字，农民能看懂的，很少；城里人呢，或许也不能从文字中品味到生活的美好，于是罢手，或者因为其获得最高奖，而成了摆设。 人类的现实生活，有白昼也有夜幕，黑幕下的阴影，我们可能无法估量，只是夜幕会在白昼下死去，所以，生活，终于还会有一丝美好的愿望存在于世界。 善良是人性的特点，也是文学的意义，唯有善良的人性和文学相结合，才能开出美丽的花儿，人类还是喜欢花儿的世界。

夕林 (2014-04-23 02:18:42)

中国的哪一位小说家是思想家或者哲学家？不光是农民作家，即使不是农民作家，也没有。鲁迅不是思想家。西方大多数小说家也不是思想家或者哲学家 （福克纳，海明威等）。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 曹雪芹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至多是在贾宝玉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里引入了一点道家的东西。

费明 (2014-04-23 03:33:41)

杜君立好厉害

费明 (2014-04-23 03:30:20)

这是一篇两年前的文章。我猜想他在研究这一现象。

费明 (2014-04-23 03:32:06)

我原来想写一篇类似的文章，网上查到杜文，比我想得要周到多了。

费明 (2014-04-23 03:34:02)

我转载的杜君立的文章

费明 (2014-04-23 03:41:04)

中国大陆作家中的农民比例超高，远远高于其他白领农民的比例。 各国作家，49年前的中国作家大都出于书香门第。 49年以来从两个方向变化。 1）念书人老作家都不敢写东西了，2）这个空缺正好给了前仆后继的农民子弟。写作只要纸笔，因此农民子弟可以跟任何人竞争，以其巨大的基数取胜。 这就是中国作家大都是农民的原因。

司马冰 (2014-04-23 08:00:34)

在只有领伟大领袖有思想的年代，在动辄统一思想的年代，作家不能有思想，谁有思想睡就死定了。一篇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画出来框框，谁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写工人，写农民，工人写，农民写，而中国农民的庞大比例造就了作家都是农民的事实。

Amoy (2014-04-24 08:45:19)

有无思想我不好说，但我一直很抵触莫言的小说，仅看书名就让我远离。海明威的小说，就像他个人硬汉的形象，在战争与情感的原始纠缠中我反而能看得入迷。“文学实际就是人学。人性是文学唯一的公理，只有在人性面前才不需要证明。”做人，做一个忠于自己内心的的人，写作，能写自己心里所想的东西，我想就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快感吧。

海云 (2014-04-24 11:46:29)

中国十一亿人口十亿农民，农民作家的土壤深厚。不过，农村毕竟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还有那之外的广大地域，而闲情出风格更出文学，西方的很多作家都出生贵族，农村之外的土壤也是产生各种人性果子的好地方。农民在中国文学当道，应该是一时的。也是共产社会的产物，几十年“新中国”的结果。

费明 (2014-04-24 21:35:26)

对于莫言，深有同感。在全球一体化，城乡区别日益缩小，高粱地里发生的故事，不应当，也不可能占据文坛的主要地位。 杜君立这篇文章，用了很大的篇幅说路遥，一个值得人尊敬的作家，可见文胆。杜文有理有据，不含人身攻击，没有对农民的鄙视。让人服气。如果路遥可以推倒，莫言当然更站不住了。

费明 (2014-04-24 21:41:23)

人的知识是不断积累的，书香门第，自幼耳濡目染，有着渊源的家学熏陶， 他们成为作家的可能性应当最大。反之农民可以学理工科，可以搞经济政治军事， 在各行各业和其他人的起跑线相差不了太多。 也就是说哪个行业的农民比例高，也比作家中的农民比例高， 更有道理。 可现在更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