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出来的小说，都说是散文。怎么会这样？明明人物环境情节三要素都有了，怎么不是小说呢？一个人说了，可以不信，大家都这么说，看来还真要闹清楚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小说。
华夏文摘王克斌老兄写过一篇忆旧《把兄弟》，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老北京的民俗民风，那些陈年往事好像就在昨天，唤起了我对童年，对故土的回忆。转天一早醒来，那对把兄弟还在脑子里转，挥之不去。这篇纪实散文语言朴实，故事真实，人物栩实。纪实散文是毛坯，是一些未按小说要求加工的原材料。虽然也可能是由一连串事件合组成的故事，但事件与事件之间往往平铺直叙，一一罗列，并没有因果关联，并不求其完整。虽然也可能有人物，但多像山水画中的牧童和渔夫，只为了景致添些人文色彩， 不需要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虽然也有对话，但无须推演故事，无须突出说话人的性格。散文求的是表达意念，抒发感情。这样写起来，铺陈简单，说理容易，可以尽情解说抒情。
这样的好素材，可惜并不完善，比如“酒杯”在我喝酒的时候出现过一次，没有下文。“二姐”虽让我想到她光着身子在村口洗澡的往事，却是个孤零零的事件，跟上文都没关系。我爹和高大爷的过结化开了没有？高大爷后来咋样了？更让人感到缺憾的是七叔悬梁自尽，人命关天，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到底为什么呢？
能不能这样做？加一点虚构，鲜明人物形象，合理布局结构，明接暗榫，前后呼应。解扣子，扔包袱，事态发展根据内在的因果关系，戏剧性的呈现，一步步地将故事引向高潮。通过人物的动作、对话推衍故事，让故事中的人物直接表演给读者看。比如二姐，是我爹先想到把她说给七叔，我和娘才回村找她。没进村，老远就看见她脱得光光的在洗澡。这样，不但把故事串起来，而且写到她的随便，就为七叔自寻短见的根由打下伏笔。以酒盅为道具，串接了相隔六十年的两个画面，用“义气”这根红线把一个个散珠，一块块碎玉贯穿起来。
纪实往往说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
散文往往抒发一段强烈的或深沉的情感
小说要把一个事儿，把一段情，艺术地表现出来。
写好《酒杯》我好像懂叻，散文和小说的主要差别就是这些，不知道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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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写作，多半写散文。散文真实，直接表现主观感受，描写生活侧面，历史场景。随意，灵活，特别适合那些感情过剩，形容词副词过剩的写家。
写得多了，总要写小说。小说讲究布局谋篇，要有更多的写作技巧。要有情节，或戏肉。如何开头，展开，推向高潮，最后结尾；如何设置悬念，安放接榫；如何连贯而成为整体；每个唯一性独特性的人物在文中的作用，出场、退场、复现率；个性鲜明呼之欲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对事件的态度。凡此种种都不是一个惯写散文的作家，在短时间内能够掌握的。从散文到小说这段路程，会很漫长。章诒和从她的纪实散文到第一部中篇，四万字整整走了30年。说实话，小说《王氏女》，比她的散文《往事并不如烟》差多了。
写小说和写散文需要两种不同的才能，就像花样滑冰和速滑选手的区别。花样滑冰讲究形象造型，动作流畅，给人以艺术的美感。不是从甲地到乙地那样一个简单的指标。写小说的可以写出很好的散文，写散文的很难写出好小说。
有志写作的人，大多早晚会写小说。因为小说这个框架可以承载作者的更多理念和情感。更便捷地找到自己的知音，引发共鸣和交流。
今天，电影、电视的声光综合效应，大规模的团队协作影视作品占据绝对的优势。在暗室里独自创作的小说家们的出路更加艰难。只有那些在艺术象牙塔中坚持创作、追求自我实现，以图达到人生境界的极致的人，还是能写出艺术精品。
王克斌《把兄弟》
说来这事过去60多年了，可一直在我心里盘旋，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感触到什么叫做遗憾。
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靠力气干活养家，按现在的话说，算个蓝领。年轻时练过武术，学过八卦掌的单、双、顺三势。大概因为习武，故而喜欢交游，有过不少朋友，还有几位把兄弟。所谓把兄弟就是几位异姓好友烧香叩拜，发誓虽不同生，但愿同死，结为金兰之好，生死之交。
父亲有位最亲近的把兄弟叫高贤贵，大号佩亭，我尊他为高大爷。高大爷比我家富有，在花市附近的下宝庆胡同有套宅院，门朝北开。从门道进去后往左看去，四面都有房子。院子中间青砖铺地，零星地有几株花、树。高大爷和大妈住在台阶上的一排南房，北屋住的是他的七弟，高贤芝，人们都叫他高老七。
高大妈不爱讲话，眼神儿不济，眼角常挂着一层眵目糊。她在家里不大管事，有点像电视剧里吃斋念佛的老夫人。高大爷比我父亲大两、三岁，大概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前后出生的。那时，他应当在五十二、三头上。虽然岁数不大，高大爷却是一头银发，留个短寸。大爷说话声音响亮，人也精神。和他在一起，有种精力旺盛和豪放热情的感觉。
北京的街名有不少都带个市字，如珠市口，菜市口，羊市口，算市口。有的干脆没有这口字，如缸瓦市，栏杆市，骡马市，花市。这花市自然与花有关。它是一条不大宽敞东西走向的大街，西起哈德门外大街，东到铁辘轳把。街的两旁有许多卖绢花的小摊和门脸，这些假花把街面点缀得红中带绿，再加上熙熙攘攘的过往人群，呈现出一副活脱脱的繁华市景。
50年代，除了花，这里还有百货店，山货庄，书店。地标式的店铺门前悬着一个系着红带子的大烟带锅，这个专卖针头线脑的小店以此得名。路北有个火神庙，后来改作图书馆。路南有个少年之家。一个电影院叫崇光，我在那儿看过南斯拉夫的《生的权利》；另一个叫大众，我在那里看过《一贯害人道》。
高大爷家在花市附近，因花而致富。他的同胞兄弟，我称为七叔，心灵手巧，入了花行。10几年间，添房置产，买卖做大。他不光制作绢花，还有印花手绢。高大爷只管结交各路亲朋好友，每年都像《盗御马》里的窦尔敦先生那样，在家中举办几次酒席，宴请宾客，共叙衷肠。
酒席一般有两桌，南房的东屋是女眷，西屋则是为老爷们预备的。这些亲友里大部分都不是文化人，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吵吵嚷嚷，划拳助兴。什么七个巧呀，八匹马呀，五魁手呀，或者是伸出十指，来个满堂全福寿-都来了（LIAO）。气氛之热烈，个场面之活跃难于言表。
自打三、四岁起，父亲在喝酒时总用筷子尖蘸上一点，再放到我的舌头上。他说：“男人不能不会喝酒。”居然无视人家美利坚这边还有条严格的法律。５０年当我６岁的时候，就可以斟上半盅，与父共饮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我这小孩子没随女眷，竟然被推到大男人的席面边吃边喝起来。有时我也说几句幼稚无知的话，给他们带来一笑。有一次，喝完酒后，我把酒盅扣到桌上，说：“我不喝了。”高大爷连忙在把酒盅口朝上扶起来，对我说：“酒盅不能倒扣，不吉利。”后来，我没再犯过这样的错误。
高大爷有几个孩子我也说不清，只知道一个三姐，30来岁，已婚，也住在下宝庆胡同，在东头路北的一个杂院里。三姐已婚，身体不好，有痨病， 很少见她说笑。第二个是独生子叫财宝，也就是20岁上下，话语也不多。第三个叫五魁，18岁左右，我叫她五姐。五姐好打扮，嘴唇老是抹得红红的，穿个彩色旗袍，烫着头发，用当时的语言，那叫摩登。五姐童心未泯，喜欢拉着我的手到街上去玩，给我买糖果。走的时候，还送给我几个印花手绢。在年轻的一辈里，五姐对我最好了。
50年代初，高家办过两次喜事。一次是财宝哥的大婚，一次是七叔成家，而两次婚姻的大媒都是我父亲。
我的老家在京东的中赵葡村，村东头有个地主姓贾，叫贾士杰。父亲把他的女儿说给了高家。这边是财星高照的小业主，那边是曾经有房有地的土财主，再加上贾家女儿细皮嫩肉，有些姿色，也算得上门当户对，城乡结合了。办喜事那天很热闹，吹吹打打，欢乐喜庆。父亲为高家作了件好事。
七叔那年在四十头上，从能力上讲会做工经商，是个兴办家业的人才；从人品上说，温文尔雅，谈吐和气，又是一位善于接人待物的老好人。他几乎独自支撑了高家的产业，每天忙忙碌碌。可是在亲友的酒席上，他总在下边张罗，不上桌面，倒像个管家。七叔尊兄如父，从未有居功自傲之心。大概由于忙碌和腼腆，尚未婚配。
父亲与高大爷、七叔都很亲近，七叔对我父亲也视若长兄，言必称称五哥。财宝哥大婚之后，父亲又开始为七叔张罗配偶，以立家室。他想到了村西头年轻的寡妇，二姐。她当时30多岁，夫早亡，无子。两边的人都同意了。
说起这二姐，还有一幕往事，令我难忘。1949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村民们都在家里睡晌午觉。母亲带我从外边回村。在村西头的水塘边，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长发裸体的女人正在石槽边上洗澡。母亲对我说那是二姐，她走过去和她说了几句话。我在远处等着。那时的我还没有建立男女两性的概念，只看到二姐一身白花花的皮肉和一绺儿湿漉漉的黑发。现在二姐的职称就要提高一级，我得称她为七婶了。
七叔和七婶结婚的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把我留在了他们的屋里。七叔的房间在靠窗的一边有一条长炕，他为我在靠西的炕头铺好一套新缎子面的被褥。入睡前，七叔还专门到街上为我买了一根直径３厘米长14厘米的山药扎成的糖葫芦。吃完糖葫芦，我就进入甜蜜美好的梦乡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结婚以后，七叔每天都兴致勃勃，欢欢乐乐，似乎生活开始充实了阳光。一年后，七婶生了个儿子，叫小胖，全家都很高兴。满月的时候，父亲、母亲也带着我和姐姐前去祝贺。高家添丁，七叔有后了。
谁想到好景不长，孩子生下几个月后，七叔上吊自杀了。这无论如何对高家也是件大事，一来失去一根顶梁柱，二来刚过上好日子的七婶又要守寡了。父亲向来把七叔看作亲弟弟，他又是这门亲事的撮合人，自然也是悲痛万分。
七叔送殡那天，我在街门口望着，只见一具棺材放到一辆车上，几位亲朋守着灵柩。父亲穿着刚刚订做不久的蓝面羊皮短大衣，和亲友们一起把灵柩护送回老家。
七叔死后，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两种理论，一种是七婶原来是个寡妇，她的命硬克夫，这种观点符合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女士，嫁一个妨一个。另一种理论则认为高大爷和他的儿子财宝哥不能接受七叔的儿子，因为这会影响到未来财产的分配。亲友们像文革时的民众一样分成了两派。很不幸，我父亲加入了后者。
持第二种理论的小组开会协商，要为孤儿寡母打抱不平，上告高家图财害命。他们还找了一位在兴隆街煤渣胡同卖炸油饼的文人，名叫李希增，大概他给国军当过文书。想不到他除了能拿两把长筷子外，还会写一手好字。不久状纸写成，不外乎某某状告某某图财害命，逼迫某某自杀身亡，BLA、BLA。
后来也没见到官司有什么结果，倒是亲眼看到两个相好几十年的把兄弟从此决裂。现在看来，决裂的责任应当在我父亲一方。事情过去几个月后，一个夏日的中午，高大爷来看父亲，他身穿一件黑色亚麻布短袖衬衫，还是留着寸长的平头，拿着一把黑面折扇。经过七叔事件的打击后，他有点消瘦和憔悴。
放在往日，高大爷驾到，不管多忙，父亲都要停下手中的活计，陪着大爷说话。母亲则会炒菜做饭，高大爷酒饭完毕离开之后，父亲才继续工作。这一回，父亲见了高大爷却带搭不理，刻意把他冷落。我在一旁看着高大爷尴尬的表情，想过去和高大爷说几句话，打个园场， 又怕父亲不高兴。不到20分钟的时间，高大爷似乎看到这金兰之好已经没有挽回的可能，于是怏怏离去，父亲也没送他。
高大爷走后，父亲站在地上，低头含泪，默默无语，似有一重怅然若失的感觉。几十年的深情厚谊如今竟然止于一旦，一对生死之交的结义兄弟从此就要变成形同陌路的生人。其实父亲当时只要稍示让步，给个台阶，老哥俩就会达成谅解，尽释前嫌。人有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爱迷恋于直路，不知道拐个小弯。
那是我见过高大爷的最后一面。父亲也许忍心失去这么一位把兄弟，我却不忍失去这个豪爽热情的把大爷。可惜我当时还小，不知道什么叫友谊。不知道中国文化里那些动人的故事，如羊角哀、左伯涛，如俞伯牙、钟子期，如三国里的刘关张，如竹林七贤，如贾家楼36友。如果年龄再长几岁，我也许会有理由去说服父亲，挽回这段情义。
七叔死后，高家失去了顶梁柱，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公私合营，不免家道中落。财宝哥也不得不去另谋生路，脱下公子哥儿的行头，当起了电车售票员。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下宝庆胡同，再也没听过高家的信息。
自杀的案子大部分都难查清， 文革里有那么多自杀的，案子破了几个？七叔心眼窄，想不开，把他的自杀武断地归罪高大爷的逼迫，似乎也没证据。遗憾的是父亲钻了牛角尖，认了死理。为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结束了几十年的友谊，的确有点轻率莽撞。
中国是个重朋友、讲义气的国家。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人生坎坷，谁都有走低的时候，倘若此时有人伸手拉一把，就会扶起一条好汉。郭德刚老师在《托妻献子》的段子里说过，“一富一贱，交情乃见；一死一生，乃见交情。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可见朋友和友谊在人生中的重要意义。
在我记事前，父亲为高大爷做过什么我不清楚。我只知道５０年我们全家返城后没有着落的时候，高大爷伸出了友谊的手。他借给父亲一架缝纫机和两匹布，帮父亲搭起了家庭手工业的摊子。从此全家的生活有了依靠。我虽然小，但也模糊地感到高大爷的仁厚和义气。因为七叔的自杀，父亲彻底否定了这样一个助人为乐的朋友，的确是个错误，当然对高大爷也是个精神上的打击。
人生一世，读书工作，会遇到很多的好人，但由于精力和经济条件，不会有许多的朋友。至于能够推心置腹患难与共的则更为数不多。朋友往往是长期共处，相互投缘才形成的化合物。好的朋友之间不应计较贫富，不应计较地位，也不应计较政治取向。人有走高的时候，也有走低的时候，一高一低更会体现友谊的贵重。
然而，人是有头脑的动物，他们遇事要思考，每个人因处境的不同而对同一事物又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相互对立。这时他们应当冷静、理智地处理各种误会或误解。切莫矜持自负，更不要因一时冲动在气头上做出决定。建立和培育友情很难，而且需要大量的时日。而友谊的断送却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发生。再好的朋友也要不断地相互理解沟通，相互尊重。朋友间最好不要过问和干预对方的家事，家里的事，外人很难说清。
人们应当珍重友谊，善待朋友，学会宽容，学会谅解。切不可因为一个小误会，一件偶然的过错，更不要因为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语，就把友谊搁浅。一对好朋友的绝交就像一对恩爱过的夫妻离异一样，双方都会受到伤害。友谊像一棵众人共同栽培的小树，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浇水，施肥，培土，修枝剪叶，小树才会茁壮地生长。让友谊日久天长。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 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 木易石 (2014-03-30 16:1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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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模糊文学。其实二者融合起来也不错。 |
| 雨林 (2014-03-30 17:0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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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写作的人，大多早晚会写小说。因为小说这个框架可以承载作者的更多理念和情感”。 “写得多了，总要写小说。小说讲究布局谋篇，要有更多的写作技巧。要有情节，或戏肉。如何开头，展开，推向高潮，最后结尾；如何设置悬念，安放接榫；如何连贯而成为整体；每个唯一性独特性的人物在文中的作用，出场、退场、复现率；个性鲜明呼之欲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对事件的态度。凡此种种都不是一个惯写散文的作家，在短时间内能够掌握的。从散文到小说这段路程，会很漫长”。 |
| 海云 (2014-03-31 15:3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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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也是因人而异。我06年开始写作，写了几篇散文，当年就开始写小说了，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第二年就开始写长篇小说。 可能对有些人从散文杂文到布局写长篇小说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时间并不久。但是写长篇大部头的东西，生活的积累和沉淀是必须的，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的两分钱。 |
| 费明 (2014-04-01 02:4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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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不错，很多时候不好分辨 |
| 费明 (2014-04-01 02:46: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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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感想，到今天还是拿不准 |
| 费明 (2014-04-01 03:0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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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林，特地把我老哥王克斌的原著搬过来，贴在文章的后面， 这样就事论事，可能会省些笔墨。 王克斌使CND.ORG的非常实在的写手，比我大两岁。我改动后贴上CND，他说改得不错，我的文章谁都可以改，大家都乐呵最好。有个北京人说，这一改京味变成津腔了。 我贴到这里来， 只是想说小说和纪实散文的区别，有兴趣看看《酒杯》和《把兄弟》， 一比较就能看出区别来了。 我的兴趣很窄，只在意若干文艺理论及其若干表象如散文和小说，只在意哲学及其若干命题，比如生死婚恋。很愿意就文艺理论展开讨论，这比自己啃大部头要有趣多了。 |
| 费明 (2014-04-01 03:0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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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一上来就写小说，确实是因人而异。巴金20+岁写完家春秋三部曲就是个例子。生活里也是这样，有的人很能说， 说出来的话大家都爱听，这样的人动手写小说， 很快就能上手。大多数人写小说总要经过漫长的道路。 |
| 夕林 (2014-04-21 14:3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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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谢谢分享你的体会！ 其实，小说的范围很广，很难划界。许多著名的小说，几乎全是心理活动；有的加入了许多议论，情节松散；有的朦朦胧胧，像散文诗；有的像一幅一幅画链接起来的；什么样的都有。估计你问十个人，就有八九个定义。 能和费兄探讨一下，倍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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