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高洁家庭院中玩耍，被刘老六闯见，我就成了全班的开心果，哪里还敢再去高家？说话半年过去，秋深天凉。一个礼拜六，小四儿来找我。他不常来，因为每次来，奶奶总要拿吃的，他不好意思。今儿个来有什么事儿呢？
“高洁在院里等你。她不上来，让我跑一趟。”原来是这样，我忙说“到学校可别说高洁来找我啊。”
“我哪能那样？走吧，人家在外面等着那。”“走”我说着就走到楼梯口，趴在扶手上，打出溜。一路滑到底楼，高洁站在门口，像个小大人似地微笑，好像在笑话我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
小四儿一步一个台阶也走下来，他说：“我回家了。”我叫住他，用手捂着自己的嘴。“不比划，我也知道。冲着咱们的大班长，我也不能那样。”小四儿真够哥们儿，果然没跟人说。
我说“高洁，到家门口了，上去吧。”
“不啦，我爸得了风寒，躺了好几天。刘妈说罗汉果猪肺汤吃了包好。可跑了几家中药店也没买上。”
“我知道。张阿姨的中药店就有，她前些日子还给我爸送来俩。”
“张阿姨？”
“我家的熟人，在中药店上班。”
“在那个中药店？”
“估衣街的京都达仁堂。”
“陪我去一趟。”
我低头看看身上说：“那我得换身衣裳。”
蓟北繁华第一城，繁华要数估衣街。天津人说的“城里” 由东南角、西北角的两个直角放射出的四条边线围起来的正方形的老城。两百年前那里面只有一家典当衣裳的估衣铺， “估衣街”就随着那家d店叫起来。后来老城渐渐地繁华，成了商品的集散地，老字号店面都集中在这条街。“你怎么知道天津老城的？”“耳朵眼炸糕呗。我知道的地方，都有好吃的。你知道十八街在哪儿吗？在小白楼旁边，那儿有‘桂发祥’麻花。”
进老城，远远地就看见达仁堂。门脸儿上挂着黑匾写着“应有尽有，真材实料，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十六个烫金大字。匾下，悬挂一丈多长的大算盘，上面的算盘珠数也数不清。那下面有几千个小抽屉，每个小抽屉里放着一种中成药。张阿姨在外柜，忙着招呼进出的顾客。看见我高兴地说：“虎仔，你怎么来啦？”“带我同学来买罗汉果。”“有的，在西头。”说着又关照其他人，她实在太忙了。
抓药的伙计拉开小抽屉，拿出三个用软纸包着罗汉果，放进一个不大的纸口袋，折了口袋口儿，用订书机订上，撩起长衫， 从小褂口袋里拿出印盒，郑重其事地在封口处盖了他的手章——达仁堂最讲诚信。
我们出门时，张阿姨还在忙乎接应，正不知该不该跟她打招呼，她看见我说：“虎仔，替我问你爸好。”高洁回头望了一眼说：“虽然张阿姨穿着宽大的镶边的大襟，还能看出她的好身材。”
“要不以前怎么能唱歌跳舞呢？”
“怎么能跟你家挂上了？”
“我爸在上海念高中的时候，在夜总会认得的。她和我家先后来到天津后，又有了往来。”
“要是你爸跟她好起来，跟你妈离婚，你成了半个孤儿，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童年？”
“我奶奶我妈妈都不喜欢她，现在很少往来。”
“很少也不行，连面儿也不该见。”
刘妈正在弯腰忙活，看见我们直起身，接过纸口袋问：“罗汉果？我去熬汤。虎仔，你咋不来了呢？高伯想你想得都害病了。”我慢慢地走到床边，高伯伯吃力地笑着说：“重感冒，哪是心病？刘妈逗你玩呢。不过，你也有日子没来了，等我好了给你们开英文课。”
吃了罗汉果，高伯病果然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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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壁炉里烧着木柴，客厅里暖融融的。我和高洁挤在单人沙发里，高伯拿起一本英文的《大卫·科波菲尔》，读出来的却是有好多卷舌音的北京话。听到大卫被虐待，我们就伤心；大卫找到姑奶奶，我们高兴得拍巴掌。我每个礼拜都去，厚厚的一本书已经讲了一半。有天说到大卫外号，高洁搂着我的脖子说“爸爸，这就是我的Daisy，多么可爱的小傻瓜。”我挣开她，跳下沙发背起书包就走。“不开心啦？人家喜欢你都不懂？”她跟到大门口，低声说：“给我回来，我可真生气啦。”哼，你生气？你叫我小傻瓜，我还生气呢。打那儿几天也没跟她说话。
后来我问高伯，啥叫Daisy?
“一种菊花，野地里那种小小的，白色紫色的花朵；也是女孩的名字。David，重文音译大卫，很男性的名字，被他的朋友斯提福兹改成了可爱的，女性化的名字。”
“怨不得高洁这么叫我呢，把我当成小闺女。”
“那天你赌气就走，对吗？ 那么娇气，一碰就掉瓷儿，谁还敢沾你？”
“她把我当成囡囡，把王发当成英雄，跟他好上了。”
“跟谁好是她的自由呀，你不可以干涉，不可以的。除了你自己，谁也不属于你。你要给朋友，亲人空间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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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跟高洁相好，她总变着法儿气人；只要我生气了，她总有办法哄。刚过了五一劳动节回校上课那天，她给我一张纸条：“我爸要带咱俩出门，礼拜天下午来我家。”
五月的天津，到处盛开着洁白的洋槐花。我们坐着三轮沿着芳香的林荫路来到水上公园。高伯伯在柳树下看书，我俩拿着小铲，铅桶在沙坑里玩。高洁用小铲在地上掘个两寸深的坑，说，再过一千年，这个小坑就会变成大海。为了记念造海人，就叫洁海。我咋不能留个虎海呢，也蹲下来挖。她说，别使冤劲儿了，再过两年，你的海就被我的海淹没。气得我扔下小棍站起就走。高洁啥都好，就是强梁得让人受不了；说啥干啥，都要强你一头，我赌气自个儿去河边淌草。一条尺把长的绿蛇吓得从水面上游到对岸，钻进草丛，消失的无影无踪。正看得出神，高洁喊：“我检到颗红宝石。”她从铅桶里拿出一颗鸡心状的红石头，托在手上，拂净上面的细砂。晶莹的宝石顶端有孔，明显是个饰物， 怎么会在这里呢？。她说：“很多年以前，一个小伙子在海边，把这颗宝石送给他心爱的姑娘。正在这时来了一个大浪，把他俩卷到海底。多少年后，这块宝石被冲到上沙滩，和砂子装在一起运到这儿来。这是一颗赤诚的心，我把它送给你。”
那天分手的时候，她变得温顺起来，小鸟依人般地跟着我。我问她，这红宝石是不是真的给我了？往后生气，会不会再要回去？送人的礼物，哪儿能再往回讨？不信，咱俩拉钩上吊。说着，打着弯儿的右手小指戳过来，差点碰着我的嘴唇。
| 雨林 (2013-12-10 13:0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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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明兄的问得好啊。大约四年前，写“如焉@sars.com”的作家胡发云来到亚城。 他在讲演中提到，文革中整刘少奇王光美夫妇的那些残酷的手法其实他们在搞四清“的时候自己就已经用过了。 这件是让我非常震惊,想了许多。可惜， 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的深刻的反省， 现在仍旧不能有平台。 |
| 费明 (2013-12-10 16:1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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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是最后一句吗？ 我一直搞不清出，什么时候是画龙点睛，什么时候是画蛇添足。 cnd说我写得太满，不给读者留思考的余地。最好能把话说得窗户纸前，让读者自己去捅破。 |
| 敏敏 (2013-12-11 01:2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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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有这样逼嫁的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
| 费明 (2013-12-11 02:10: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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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天云山传奇》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看那个电影时就想到黄姨，和那个好人受难，坏人横行的时代。 |
| 若敏 (2013-12-12 04:1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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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姨，真是人间的悲剧。可是，那个年代，是没有地方讲理的。刚解放时，那些大官都换妻成风。 我有一个朋友，她父亲也是当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回去的，结果，三反五反，被怀疑，后来，又划为右派，一直做打扫厕所的工作。直到后来，移民美国，与他的家人团聚。他的两个孩子，大学一毕业就来美国了。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 |
| 费明 (2013-12-12 04:4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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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的最大失误在于没有真实感（艺术的或文学的真实感， 并不一定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实）。很高兴得到你的共鸣。 再有两期结束，多谢跟读和评论。 |
| 费明 (2013-12-12 04:5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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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家中来人多，没有信心在一个月里能完成这个中篇。想不到就要完成这个有生以来第一个中篇，多谢众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