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后，从沧州转来个插班生，赵金秀。她个子不高，很墩实；胸膛圆滚滚的像只水桶，手指又短又粗，指甲很大很厚。眼睛成天眯着，细得来呀，像小竹篾在嫩豆腐上划的两条缝儿。面对面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她是睁着眼打量呢，还是闭着眼打盹。就一点高洁比不了：顺从。这让我困扰，我时常被困扰：将来长大当空军呢，还是当矿工？领诺贝尔奖呢，还是领先进工作者奖？现在又多了一个麻烦：将来正式的女朋友是高洁呢，还是赵金秀？
可能我太淘气，搁现在说话，就是多动症。站不像站、坐不像坐，一会儿老实的时候也没有。我的三面全换成了女生，只保留右边的小胖，就这一个铁哥们，还是被赵金秀替换了。周老师没想到是，女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但不能约束，反而助长我使坏。上课时，不是把前面的辫子绕在椅子背上，就是用胳膊肘子碰掉后面的铅笔盒，要不就踩左右两边同学的脚丫子，反正一会儿也不能闲着，反正她们都能忍受。从来不跟我冒火着急。
这天预备铃声响了，刘老六走上讲台，说赵金秀家里穷得丁当响，连棵大白菜也买不起。要吃菜了，就去捡别人不要的白菜帮子。他看见赵金秀在菜市场就是这个德性，说着装模作样地蹲下，贼眉鼠眼地往两边瞅了瞅，趁着人不注意，忙着从地下抓起个什么，赶快往怀里揣。惹得哄堂大笑，臊得赵金秀藏在桌子底下。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一个人的不幸，会让那么多人开心。您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吗？ 我不信，不点儿大的小屁孩就会欺负更弱小的孩子。
周老师走上讲台，等大家安静下来说：“今天上课前，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美国穷人可怜，连饭都吃不上。黑孩子汤姆只有在垃圾箱里找狗食罐头。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儿童，有什么理由看不起汤姆吗？”同学们说，我们不但不会看不起他，还要捐钱给他买面包。周老师说：“大家的心愿很好。钱，不用捐了，把那份好心留给身边的家庭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吧。”
几天后在小菜场还真碰上赵金秀了，亲眼看着她捡白菜帮子，心头不由得一颤，没敢打招呼，从她身边走过。我告诉奶奶：“蹲在路边拣菜叶的是我同学。家穷，连作业本都买不起。”奶奶回头看了看，没说啥。转天给我一毛四分钱：让我买两个作业本送给她。
自从收到那两个作业本之后，赵金秀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可知道打理自己了。原先脏兮兮的，乱蓬蓬的乱鸡窝般的有股儿怪味的头发，梳得像牛舔过般的光溜，散发着一股子黑肥皂的气味。补丁摞补丁的衣裳也洗得一干二净。这天上学还穿了双新鞋，自己家做的那种黑鞋面，红鞋口，白鞋边的新鞋。“穿新鞋，踩三脚”第一脚喜欢、第二脚嫉妒、第三脚恨。不是杜撰，当年天津孩子都这样——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形式可能不同罢了。我不能只踩一下，踩住就不撒脚，踩住还不断地打着拍子。快下课时，她怯生生地问：“费明，我这只脚麻得厉害，换一只脚让你踩，行吗？”
同桌以后，她的话就多了。她告诉我，她爹是临时工，挣钱不多，还要寄给在平山县的奶奶；娘不上班，下面有四个弟弟，日子过得很紧。虽说同学们绝对不许男女生说话，我跟赵金秀交往，却没一个男生干涉，刘老六还没话找话。一天他拿来俩铅笔头儿，要跟我换整根的。我当然不愿意，他的铅笔连彩色都没有，我的还印着小人呢。他说：“两根多好？这根秃了，还能用那根。”想想也是，那就换吧；很快我的铅笔盒里全成了铅笔头儿。每天早晨，铅笔盒里所有的铅笔头儿都削得尖尖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我当然知道谁给我忙活，因为所有女生，除了赵金秀，都不再搭理我了。见面恶狠狠地瞪一眼，狠劲儿闭上眼，眼珠子在眼皮底下拧了180度，然后猛地一下子翻开眼皮，给我亮出俩白眼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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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姐姐说，她要带我去星火俱乐部。啥叫俱乐部？在哪儿？要门票吗？爸爸让去吗？姐姐说，俱乐部有咱爸的份子，不会不让咱去。在承德道33号，跟咱家只隔一条马路。那里早先是个律师事务所，两层楼，七八间屋，现在没有律师了，整个楼空着。俱乐部不但不要门票，还有各种小吃和游艺，白吃白玩。天底下有这等好事？我忙着穿上棉猴，跟着姐姐出门。
二楼大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坐在前排中央的沈伯伯滔滔不绝地说：大家差不多都在烧钱。死不了，活常受。长痛不如短痛，干吗不帮着政府烧钱呢？大伙随声附和，是啊，真不如拿钱出来做点好事。小明他爸有说有笑，满脸是戏。我爸在一边没吭声，沾上政治的事儿他就不言语。广源货栈的谭伯也来了，坐在另一个角落里。
下一个发言的是小明他爸爸，仁和药房的李老板。刚说两句，会议室的大门打开，穿呢子风衣的张阿姨立在门口。自然下垂的卷发像挂在头上的一束束麦穗，原本稀疏的头发装扮得很茂密。脸上淡淡地上了点妆，看不出刻意打扮，却添了几分自然美。长久没有得到如此众多的关注，显得一点点兴奋。她慢慢地转身，将温和亲切的目光一一投向所有的瞩目者。
她身后跟着聂大爷，黑色的瓜皮帽，半旧的棉袍外一件咖啡色的马甲。好久没见，没想到在这里碰着。
沈伯伯大声说：“老李，别说了。歌星到，来，热闹起来。”二楼响起了锣鼓，聂大爷二胡，沈伯伯定音鼓，李老板月琴。张阿姨上台，唱《何日君再来》《橘子熟了》和一个说不上名的江南小调。接着沈伯伯把定音鼓换成檀板、单皮鼓，聂大爷把二胡换成京胡，咿咿呀呀拉了两下，大院张先生的女公子走上台来。她就是远近知名的大美人儿，日后红遍京津的名旦，张君秋先生的关门弟子张芝兰，她的大相片在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一摆就是十几年。那会儿她十六七，大辫儿，白白净净。她唱的是《女起解》和《霸王别姬》。
我和姐姐没等张大姐唱完，就去游艺室。那儿有小人书，克朗棋、围棋、象棋、扑克，还有瓜子，水果糖。房间里面挤得满满的，都是我这么大的孩子。没想到在人群里见着赵金秀， “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她的眼睛笑得像两条曲线：“俺爹带我来的。”“你爹？”“在那儿。”她指着南边墙根儿说。角落里坐着个大个子，手上拿着小本儿，不停地记着什么。我认出来了，是赵发达。我说赵金秀咋这么眼热，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原来她是赵发达的闺女。
姐姐问：“你刚才跟谁说话？”
“刚才跟好几个人说话了，你问哪个？”
她做了个坏相，把两眼眯起来说：“知道我说谁了吧？”
我说:“赵金秀，刚来的插班生。”
又呆了一会儿，姐姐放下小人书，说她困了，想回家。我装着没听见，好容易才有了这么个好玩的地方，我才不走呢。她气呼呼地说，这是我告诉你，带你来的。你要这样，再有好事，看我还告诉你！
这时大厅里的轻音乐停了，“听见没有，人们不再跳舞了，咱们该回家了。”姐姐说着拉着我就往外走。走到门口，歌声再次响起。我听出来了，是张阿姨在唱“青线线、蓝线线”。“走，咱们去听奶奶最喜欢唱的陕北民歌。”拉着姐姐进了舞厅。刚才跳舞时，椅子凳子挪到墙边；这会儿，人们站在舞厅中央。黑压压的一片。后背挡住视线，我们挤过人群，蹲在前排。张阿姨唱得好极了，比那天在我家唱得还要好。她会的歌儿可真多，从陕北民歌，唱到外国民歌。最后一首是俄罗斯民歌，姐姐说，她在咱家就唱过，当她唱到“让我们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时，我想起她和聂大爷一起进来时的亲热劲儿，终于知道她的心上人是谁了。
我告诉高洁，王发，小明，小胖、沈同，小四儿这个白吃，白喝，白看，白玩的好去处。每到礼拜六晚上，我们就在那儿玩啊，吃啊，看啊，疯啊。
好景不长，没过几个礼拜，俱乐部关门了。我们都不信：小人书还没看够，怎么能关门呢。跑去一看，果然上了锁，门上还挂着张启事，说奉上级指示，俱乐部无限期关门。大门口人们议论纷纷，说有人告了黑状，上面才下令把门给关了。我们在门口大骂：谁这么可恨？谁是告密的奸细！
| 司马冰 (2013-11-20 00:0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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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真是好人，照顾下人，心还那么细，联想全面读过的奶奶的经历和做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
| 若敏 (2013-11-20 01:3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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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下来，我最佩服的第一是奶奶，第二是妈妈，都是特别大气，宽容，又特别睿智的女性。 |
| 雨林 (2013-11-20 03:3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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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明兄笔下的细节也让我感叹。写耳朵的那一段文字让老旧的黑白影片舒展开来了， 因为温情， （btw，CND那里新发表的《细雨霏霏的黎明》让我十分感动，静静地读了两遍）。 |
| 费明 (2013-11-20 05:0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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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我的表述能力真不咋地，总是说不明白。有时候更差劲，连想也没想清楚。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有多性急。姐姐说我小时候在上海，不过三岁，只要汽车一停，我就往前拱肚子。 《细雨》没有写好，很可惜。因为那里是不可以改动的。 |
| 费明 (2013-11-20 17:1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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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大家都穷得叮当响，只有奶奶富有，香港的姑姑，台湾的表伯（台湾的国防部长郑为元）时常给她寄钱。她哪年也要带着我们下一两回饭馆。一进门，几个服务员就主动过来搀扶老人家。——被她的慈祥感召了。 |
| 费明 (2013-11-20 17:1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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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很多和她们一样的那时间中国女性的风范。下一部中篇是我们搬家后，在新地址时的故事，奶奶的形象会更加丰满。 |
| 予微 (2013-12-18 03:56: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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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查完了，回到账房，谭伯就跟奶奶讲价钱：“七妈，您的货出不去，咋好意思一直收钱呢？”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预备好的票子。奶奶自然不接：“谭老板，那么大的后院空着，你也没啥进账。都一样，就别客气了。三五反运动后，虎仔他爸的生意不许做，贸易行还不能关，耗着，等着把钱烧光。白烧还不如花了报账，烧光拉倒。您啦，帮个忙吧。” 这段对话很形象，读着仿佛见着两个有情有义的老人，“您啦，帮个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