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幸生 上海文汇报高级记者,上海新民晚报高级记者 作家。他著书颇丰,报告文学集,采访专集,《地球是圆的》《往事沧桑》等等等等……陆幸生同时也是我的兵团战友,60年代末上山下乡时,我们俩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2团,我在政治处,他在后勤处,后来我去了大兴安岭,他上了大学,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拼搏之路。
事隔四十年,我们重逢了,重逢在网络中……
感谢他在百忙中为我写书评,特刊发在此。
站在同一块基石上的评说
陆幸生
5月21日，我在台湾高雄，手机里收到刘国强的短信，告知：他人生级别提升，做外公了；子蕴——刘湘出书，代我要了一本，约写书评。大陆人在台湾，被约稿，要为另一大陆作者在台湾出版的著作，“写字”。大陆人行走在台湾，大陆书出版在台湾，这是属于今天的巧合。昨天，前天，都不可能。
这天一大早5点半就起床了，来到高雄港的入口处，一株高大的由废金属片组合起来的大树，姿态别致地竖立在海港道口，热带初升的阳光，斜斜的，橙黄色的温暖涂抹在树上，有了点妖娆的味道。深蓝色的海平面，一望无际。昨晚就经过此地，这里原是日本当年雅马哈企业的厂区，再是“光复”后的仓库，又被“转型”废弃，现在是“艺术创意园区”。游览计划中没有安排这个参观项目，我独自而来。 20余个大腹便便的彩色人形，一对对的男女排列在港区的角落，煞是好看。一对蓝男红女，中式衣饰似是婚服。下方的木质铭牌写着：囍字缺一半，还是喜；多了那一半，才是真正的囍。铭牌上的文字，也被七倒八歪地印在这对男女的衣服上，引人颠来倒去地读，读得人颠来倒去。
(一)
子蕴博客，集结出书，应是题中之意，油墨香来得快了些，“是我始料不及的”（作者语，下同）。国强当外公，是必然的，短信中的欣喜，有着一份“快”意。“陆客”终会来到台湾，也是必定的，可我没有想过，自己这么快也就来了。不相关连的三件事，全含有必然、必定的意思，又似都“没想到这么快”，如是共同感受的缘由有三个：背景的天幕已经更迭；这份更迭，需要时间，然白驹过隙，瞬间，我们就老了；我们老了，但并不麻木。 二 我给国强回短信：书评不敢当，写点读后感吧。
2008年9月，“曾经的黑土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2团知青回忆录”在沪自行印刷出版，我写了序，序的结尾，表达了我的“心结”：对于那场“运动”，我将牢记，但绝不歌颂。我当年的隔壁邻居，住在装备股小小办公室里的陈财武，在同一个食堂里喝了多年大头菜汤的老朋友，以往掌管枪杆子，而回来后一向疏于“知青活动”的他，突然给我来电：那本书我看了，我要为你写的这句话，专门打个电话来，“我坚决同意，我就是这个看法”。
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月13日，在松江工程技术大学“乡亲们”聚会，一位中学同学以真诚的语态对我说：兵团考验了我们，更锻炼了我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很有必要，有人讲那是“灾难”，我要跟他们“辩论”（大意）。在当天发给与会者的《曾经的黑土地》里，也写有这样的字句：“回忆起那战天斗地的时光，我的心依然激情荡漾。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青春年华，千锤百炼，对于我来说是一笔财富，是一首绿色的生命之歌。”
真诚是不能责备的。真诚在证实我们是前30年“教育”最成功的批量产品。我当时的表情，也肯定真诚。对于那个辽远得始终不能消失的十多年，你激动得流泪，那是你的权力；我心痛得淌血，那是我的自由。我已经知道，这世界从来没有过一个谁，通过“辩论”，通过“批判的武器”，能把另外一个谁“教育过来”。经过千沟万壑的跋涉，步出漫天风雪，终于明白和懂得世界由嘈杂构成，且这份嘈杂是永恒常态，我就决定坚守这份自由：即使孤寂，也是自我，即使冷落，也是安宁。你当然是从前的你，我必须是今天的我。
北疆冰封，迄今不化。美国老鹰乐队的成名曲《加州旅馆》，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你随时可以结账，但你永远无法离开。想来，这天下凄惶，境内境外同是一样的滋味。乃至“民国最后的才女”，合肥四姐妹中的张允和早有诗句应对：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只是，40年过去了，作为经历者，今日表述的语系能否有所改变？ 朋友们在商议出版“回忆录”。有网友在收集稿件时候，写下自己感受，其中之一是：“温暖”之余，严寒与（对）严寒的反思写得不够；刻意回避了这一面，“轻描淡写”；应该“概括地描述出来”。这是一份内涵丰富的遗憾。子蕴则在上月博客里，刊出一首诗，里边有一句：她“唯独不能……歌颂”的，是“知青运动”。这个省略号，是对“温暖”的一份姿态“优雅”的拒绝。
(二)
记得见过一次刘湘。 上世纪1970年的冬天，我调场部后勤处工作。起因简单，我是9连司务长，经常跟着马车或轮式拖拉机来往于场部办事，被有关人士“相中”。连领导知晓，欣然同意，这就等于是在场部主管吃喝拉撒和发放机械零配件的部门里安插了一个自己人，以后办事方便。不过，不见兔子不撒鹰，连领导有个条件，放人，没二话，可物资股得先给批条子“调拨”两口大锅，一口给食堂炒菜，一口给猪舍糊猪食。 锅拉到连队，我去了场部。以物易人，我命运的更变，源于一次中国基层农村物权与人权的交易。说起来好听，也算是动用了金属等价物的买卖，不过不是金，不是银，不是铸钱用的铜，也不属于意识形态里面的“钢”，生铁而已，与钢相隔着再经历一场火的距离。
记了年月，也忘记了季节，也忘记了为什么事情，也就是“有一天”，跟着逐渐熟起来的政治处某位上海男生（不好意思，这个男士是谁，也忘记了），来到“后边”政治处的草房子里。当天停电，走道漆黑，脚下高低。政治处人士推开一扇门，屋里的一切陈设细节，淹没在幽暗中，一个女生坐在桌前，在烛光下似乎正在书写什么。她仰起脸，若有若无地向进门的两位男生点了点头，没有一句话，继续伏案。掩门而出的上海男生告诉我：这是刘湘，北京知青，高中生，报道组的。 在我当时“政治”的概念里，农场报道组与“市委写作组”级别相同。那是翰林院，那是御书房，那是殿前跨刀行走，那是两报一刊社论。
说到当年感觉，也就是屋子黑，里面坐着的人，容貌模糊，眼睛也并不“炯炯”，与辉煌的名头颇不相符。 想来，在食堂吃饭、在机关开大会的时候，彼此还是见过的。只是“茫茫人海”，司政后座次排列，“后”人们听从姜达桥处长的话，总是很有自知之明地站立在被规定的角落里，我是个新来的，更从来不到“前边”去。 似乎不很久，听说刘湘调到大杨树去了。走了，也就是走了。今日读书，看到副场长王树德等相知的姓名，子蕴当年调动的途径，一目了然（当年物资股一位张姓副股长也调去了）。至于调动缘由，即是同场的弟弟的离去，和D的呼唤。容貌模糊的故事， 在子蕴的叙述里，原因和过程，线条清晰起来。 在并不感到陌生的故事里，有一个“刘湘特色”。当年，各地知识青年，还有老职工，甚至有些已经担任若干农场副职的非黄棉袄干部，有路子能走的都走了，远远近近的，都是向南走，唯独子蕴往北去。这样的行走方向，迄今回忆，恕我孤陋寡闻：北兴似没有第二个。 不回家，不回城，独一人，向荒原。迷蒙的路上，苍穹呼嚎，一个女孩子的背影，踉踉跄跄，又无比坚定地奔向了由首都校园和京城宅院的经纬编织而成的幻影。
今天子蕴记录了自己曾经的“哇哇大哭”，当年，有谁从这份嚎啕中听到了她决绝的勇敢？
(三)
闻黎明的序，是用专家的眼光写的，精当，准确—— “我从事现代史研究多年，习惯从职业眼光考量现实。在我看来，与新中国同龄的子蕴，是用她的个人经历，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的演变，而这个家庭和千千万万家庭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若从这个角度看，子蕴家庭的变迁、父母的境遇、个人的欢乐痛苦迷惘等等，作为个体虽然有一定偶然性，但作为整体，难道不正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痕迹吗？子蕴的回忆包含着大量与现实生活极其贴近的资讯。” 这一段话，是阅读子蕴这本著作的指南。
子蕴的文本，是“在儿子鼓励之下”的“实话实说”。这位“文革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再度执笔，写字出发点是私人化的，行文没有一点宏大叙事的痕迹，也没有多少追根寻源的鞭笞。点点滴滴，琐琐碎碎，坦荡由之，笑哭率性。这是一种时代的反拨：在政治处报道组写稿，“语言、思路都有个定式，假大空是文章的通病，材料有了，要集体讨论定调子，即定文章的主题，基调。定完调子要吹路子，即把大纲和每节的标题都定下来，要写得层层深入，要无限拔高，写出境界来”。由此，调到大杨树，子蕴只有一个条件：不搞宣传，我实在搞腻了，太累了。子蕴今日文本“自由行”的源头，应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对于“文革定式”的抵抗。
子蕴这样写与D 的会面：冬天的阳光暖烘烘的照在什刹海的冰面上，亮光光的湖面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栏杆边一对青年男女，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再写到要求入党被拒：我满腔愤怒无处发泄，顺手抓起一个墨水瓶朝D砍了过去，D一偏头，一瓶墨水摔到办公室的白墙上，瓶子粉碎，一面墙溅得乌七八糟。 文本的自由行，源于人性的自由行。 子蕴喜欢读章诒和。章氏新作《刘氏女》，是她继非虚构作品后的第一本小说。章氏接受记者采访，她说：看到“进了监狱的美丽女子”，感觉“怎么那么漂亮的都在牢里啊！她对感情太单纯了，她的身体有需要，她也克制不住”；“在那样的环境下，太需要感情了，四周都是最残酷的，最孤独的，被所有人抛弃，一个人对你好，那种感觉太需要了”。在《刘氏女》里，章诒和“不去说制度怎么样，不说这些人的命运和制度的关系……我更多写的是情感、复杂的人性所导致的悲剧”；“我不会写太多时代的大背景，这是与我之前写作差别最大的地方。我不寻求制度如何不合理，而扭曲了人性，因为很多事情就是那么发生了”。 读到69岁章诒和的如是表述，子蕴大抵会有心有灵犀的感觉。
(四)
龙应台的《1949大江大海》，写得大气磅礴。 龙应台的讲述，从父龙母应，自己出生在台湾开始。后面铺展的是当年烽火连三月，地覆天翻的政权更迭背景下的他人遭遇。作为书家的龙应台，其写作就是面向大众，以期震撼效应为标的的。子蕴也从“我出生”写起，以自家经历为一以贯之的主干，其他人事的描摹，是孤枝独叶。
作为母亲，子蕴本意，是“给儿子讲过去经历的故事”。其实，“讲故事”这句话的“学术层面”很高：I am a storyteller；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是一个故事讲述者。这是毛姆说的，他的名作即是《人性枷锁》。 因为“不少同时代朋友的自传或者回忆文章，看那都代表不了我的感觉”，“性格使然”的子蕴将文本上了博客。书者都是非常自我的。同理，我的读后感也“自我”。书者和读者能够站立到同一块“唯独不能歌颂”的基石上，我想，这就很可以了。 劫后重逢，那是另外一个平面的故事了。
(五)
我写过关于“知青”的零碎文字，摘录几段在下：
对于中国知青和中国知青“运动”的解说，几乎无穷无尽，几乎无法求同。只是，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连同“文革”本身都早被彻底否定。借用成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知青运动”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完整的蛋。在理应上学的年龄，丢弃书本（请允许简略表述）去劳动；到本该工作的时段，却作为超龄“大”学生去读书。这不能被认可是正常社会的秩序。投身社会，要以背井离乡为前提；表达忠诚，要以抛弃父母兄妹为标尺，这更不能被判定为道德人生的准则。人类历史上有因战乱和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没有一次人数如此众多、时间如此漫长、以纯粹年轻人为主体的如此“壮观”的生命大迁徙。（写于2009年）
对于北大荒这段历史的经济状况，有人说：是知青用尚未完全成熟的身躯，支撑了共和国大厦。其言虽壮，而实际恰恰相反，几十万年轻人的到来，制造了黑土地的入不敷出。这在农场大事记中有记载。但这原因和后果，都不是知青的责任，而是国家政治动荡的高额成本。如是的家事、国事，应该成为一种模式么？能够成为一种模式么？ 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经十余年，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大返城”式的崩溃宣告终结。对于“知青”的历史遭遇，上辈父母和知青自身，饱含唏嘘和同情。只是，“权借虎穴暂栖身”，在那样的时代，不屈、沉默，是一种行进方式，迎合、阿谀，也是一种自保的步履，至于混沌、“游戏”，更是排遣无望岁月的无奈演绎。（写于2011年）
年轻些的人的话里，还有45到50岁的人们是绊脚石（不是拦路虎，我们没有那么巨大，石头的比喻很确切）的意思；石头有什么大不了，一跨而过。问题是不那么容易，那块被喂了10多年广阔天地“日精月华”的石头，没能长成高山，但也是座丘陵，至少是座土坡，翻越它，也就是翻越我们，还是要花力气的。否则，我们这代人的种气就是太弱了，也没给后来者提供显示气概的条件。（写于90年代末）
| 雨林 (2013-09-04 12:0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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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子蕴姐和你的朋友们有没有人在写一部49年以后的小说？总是遗憾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没有续集.... |
| 子蕴 (2013-09-05 02:08: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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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打探一下,我们这代人似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上山下乡方面,写的人很多,至于写49年以后的故事我没有留意,有的话,我会告诉你。 |
| 海云 (2013-09-05 13:1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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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的时候也在比较龙应台和子蕴的这两本“大江大海”，一本注重在49年前，一本注重在49年后，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虽说都是透过一个小女子的眼光来看整个世界，其中波澜壮阔的岁月，却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令人扼腕叹息！ |
| 子蕴 (2013-09-09 12:3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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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气势磅礴，我只是个人回忆录、大海里的一朵浪花儿而已，但我们却是两岸49年已后历史的亲历者，各自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苦难。海云说的好，反映了一代人的苦难，一个民族的苦难，令人扼腕叹息。问候海云，致秋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