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
明天就是1980年国庆节，韦哲生估计，他过去一同下过乡的萧芳，很有可能会来他家找他，就干脆待在学校里，避而不见。他对今晚的国庆晚会也毫无兴趣，便一头钻进教室里，继续猛啃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这是最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皇皇巨著，刚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已经是第三遍攻读了。这书的内页上，随便翻阅哪一页，都会给你姹紫嫣红般的感觉，因为在那一行行严谨的方块字下，在他认为是重要观点的句子下，均用红蓝铅笔，少则画上一道波浪状的红杠杠，多则呢，红杠杠下面再加一道蓝杠杠——表示重中之重哦。有的地方竟然是，两道杠杠，似乎还不足以显示其重要性，必须在下面再加上几个圆点点，以示这是关键句子中的关键词。还有些页面的上下左右，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龙飞凤舞的蝇头小字——若套用学术界的说法，叫“眉批”。这些潦草乱涂的文字，似乎为这本书的两翼插上了学术飞翔的翅膀。
经过近半个月日日青灯黄卷的连续研读，韦哲生发现连哲学泰斗所著的书，竟然也有不少错误。于是，他就像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年轻那会儿，刚刚搬到巴黎郊区圣·杰曼的时候，深深地体验到了一种理智上的危机。本着笛卡尔式普遍怀疑的原则——我怀疑，故我存在，他禁不住在日记中偷偷写道：“我的哲学思想已经进入晚期……”。后来有一次在宿舍里闲谈时，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十月二日晚上，向前进通知他，龚维忠明天上午九点，要找他谈话。他颇有点儿诧异！总支书记找我干吗？我又不是党员，有什么可谈的？故而当晚，他并没怎么在意。甚至晚上做梦的时候，他居然还梦见了黑格尔哩。挺吊诡的是，他当时尚在梦中，却能神志清醒地断定：是黑格尔！就是他！那冷俊沉郁、目光炯炯、拉长着老脸的黑格尔，十分狡黠地望着他。他似乎即刻就读懂了黑格尔那嘲讽的面孔所要表达的意义：你小子，要想成为哲学家吗？还是看看你能不能读懂我的《小逻辑》吧。呵呵！
不知大祸临头的韦哲生，不卑不亢地，走进了总支办公室里面那个小房间。但那空气凝滞、沉郁兮兮的阵势，着实让他打了个冷颤！横摆着的办公桌正面，龚维忠在中间正襟危坐，他那因严肃而蹙起的银灰色眉头，使他的脸耷拉下来了。荣崇德在他的左边，紧挨那面将这大房间一分为二的铅灰色木板壁。总支干事呢，则坐在龚维忠右边，左手摆弄着信笺纸，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呈“人”字状地紧握一支钢笔，那笔尖裂开得像老鹰的喙似的。她一付整装待命，要记录下庄严历史时刻的紧张样儿。桌子的右侧坐着张玉梅。
韦哲生未经龚维忠的示意，就擅自坐在他的正对面。龚维忠心里一怔：这家伙不好对付！他早就听说，韦哲生深得那位《哲学原理》课程的教授的赏识，让他担任“七七级哲学学习小组”的组长，专门在业余展开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活动，而且这个小组在教务处还挂了号的，是响当当的大学生研究学习小组。而且他还知道，韦哲生能言善辩，是擅长理论思维和逻辑思维的高手。一想到这里，龚维忠竟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才好。还是张玉梅反应快，她假装认真地介绍了韦哲生一番，权且作这些领导都不认识他。
“韦哲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嗯？”龚维忠似问非问地开了一句头。
“呃……”，这位书记是什么意思，韦哲生一时把不准。但他确实知道今天是几号。“十月三号。没错，应该是十月三号。”
“十月三号，唔…… 十月三号。真有你的。你可能真的是想不起，今天的日子会意味着什么。那我就告诉你吧，今天是郝新运出大事的日子，是他的忌日！”龚维忠不由自主地提高了他那嗄声。
“这……管我什么事呢？这与我有关吗？”韦哲生随嘟哝随开始不安起来，便用他那拇指和食指呈八字形扎煞开的手掌，顺着宽阔的前额，胡乱地、下意识地，往后梳理着稀稀拉拉的头发。梳了一下又一下。还扶了一把他那闪过一道道亮光的厚厚镜片，紧盯着龚维忠，又瞟了一眼张玉梅。
“当然与你有关哪。真是不吉利的日子。”龚维忠斜瞟了一下他的搭档。“你知道，你出了什么事吗？灾难临头的大事？”
“哦？什么大事？”韦哲生嘴里虽这样说，但他立马意识到，这事儿可能与萧芳有关，正是郝新运这“不吉利的日子”，让他霍然联想到这一点。但他没联想到萧芳会告他。
“你被别人告了，被狠狠地告了！哼哼，你成了第二个郝新运了。噢，不，你成了第三个郝新运。你知道不？”龚维忠满脸涨得通红，一迭连声地说。
荣崇德颇似善意地提醒一下韦哲生：“第二个郝新运”，是指七八级被开除回家的那个。
“我……我不明白。”韦哲生当然不愿意相信被萧芳告了。
“你不明白？我看你明白得狠，只是不想承认罢了。可你不认也得认，也许这就是命！唉，你们这七七级的人，怎么都是这等的命？”龚维忠又立即打住，因为身为书记，说“命”这个词，总归是不当的吧。“呃，韦哲生，是你自己承认，还是要我说出来？还是那句老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永恒不变。”
“这……我不知从何坦白起。我……”韦哲生边吱吱唔唔边思考着对策。
“你比郝新运还要倔。那我就向你宣布：你的那个对象，那个萧芳，她把你告了！”
不啻一记晴天霹雳！但他本能地抵挡着。“她……她凭什么告我呀？她告我什么东西啥？何况，她又不是我的对象。”
“哈哈！你真会撒谎。她不是你的对象？如果她不是你的对象，为什么她‘十·一’的前一天，就到你家里去哪？而你为什么又要躲着她？她到处找不到你，因为你这些天，根本就没有回家。你居然连国庆节都不回家，你想干啥？她找不到你，当然就只好找到我这里来啦。她昨天下午来告的你。”龚维忠眼神中不容置疑的寒光，冷冷地直刺这个呆头呆脑的书生。
韦哲生一时哽咽住了。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他一直忽视了萧芳告发他的可能性。他以为他俩的关系早就断了，早就处理好了。自从郝新运出事以来，他曾认真地或隐约地思考过萧芳有可能会告发他。但他非常自信，或者说有把握的是，他和萧芳没有发生过关系；既然根本就没发生过关系，那萧芳即使再爱他，也不会发生告他的事情。
韦哲生因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慌乱，竟不知如何应对才好。但他毕竟是三十出头的人，见过的世面至少比洪跃进要大得多，何况他擅长狡辩。他那根维系生命本能的神经信号，竟然闪电般就接通了——他想好了这样一个权宜性对策：否认萧芳是他的对象。
“萧芳不是我的对象。自我上大学以后，根本就没有与她有任何来往，至少三年没有来往了——”。
龚维忠猛然打断他。“那你还是承认，你俩过去还是有来往的——你在农场插队落户的时候？你怎么解释你们俩在农场的那段关系？是什么关系？嗯？你必须老老实实向组织上坦白。”他又重操起两年前审问郝新运的那套言语系统。
韦哲生随即以哲学家般的怡然和沉静，坦述了他跟萧芳的关系。他十八岁从江城市知青下乡，来到湖北南部蒲清县的千岛湖农场。由于不善于巴结农场的领导，一干就是十二年。既没有获得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的资格，也没有弄到回城的指标。在他高考的前两年，萧芳也作为蒲清县城里的知青，下乡到千岛湖农场。他向龚维忠等人承认，他俩曾经好过，是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但即使在他俩交往的那两年，他也并没有把她当作他的对象，因为“我比她大十岁。我们搞对象并不合适，我只是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再说，我在农村战斗了十二年，但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回城的希望。我不愿意在农村安家立业，也根本不可能和她结婚。所以，我们在农场的那段关系，不能叫对象关系。”
“哈哈！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啰！可惜呀，萧芳告你的时候，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她一口咬定，她就是你的对象；你也是她的对象。这是板丁丁的事实。而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你怎么样狡辩，都逃脱不了她是你的对象这一客观事实。唔，你还要我拿证据，她是你的对象的证据，给你看吗？嗯？”龚维忠像机关枪似的哒哒地怒吼，下巴上的那块嚢肉不停地颤动。
“可是，如果她是我的对象的话，总得有构成所谓‘对象’的标准吧？也就是说，得有符合‘对象’的条件。或者我们总得搞清楚，究竟什么是‘对象”？”韦哲生那秃瓢儿般前额锃亮的脑袋，终于超常地冷静下来，像哲学家那样睿智地提出概念问题，来将这帮子人一军了。
“得了！你问我们？”龚维忠站起他那全身发福的身子，带着鄙夷的神情撩了一圈他左右的同事。“唷嗬，你问我们什么是对象？这太可笑了！还要我跟你下定义吗？你不是很擅长哲学的吗？这从你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嘛 …… 再说哪，一个热衷于搞对象的人，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对象，反倒过来要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他边愠怒地说，边踱起了向外翻的八字步儿。
“反正……如果什么是对象的定义都不清楚，怎能说别人在搞对象呢？”韦哲生似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句钻牛角尖儿的话。
“韦哲生，你别耍癞了！问题不在于给对象下定义——这是哲学上的诡辩论，而在于活生生的事实，你和她搞对象的事实。萧芳的检举信中说，她一下乡，你就盯上了她，向她大献殷勤。因为她刚来，不适应，你就认为机会来了，就像一条毒蛇贪婪地死盯着它的猎物。不是吗？本来是该她干的重体力活，你帮她干了；她在受别的粗鲁男人欺侮的时候，你挺身而出。你还帮她在场领导那里为她争工分嘞！还有……呃，太多了，简直是说都说不完哟。”他用右手弓起的大拇指骨节，使劲擂他那嫣红的大蒜头鼻子，仿佛他擂得越厉害，韦哲生搞对象的事实就越多、越明显。
“那这就更能说明，我是把她当小妹妹看待的嘛。这压根儿就不是搞对象。”韦哲生不失时机地逮住了一个揶揄龚维忠的机会。
“浑帐！还有你的嘞。你经常半夜里还呆在她房间里不想走，你把她弄到你房间里给她做好吃的，还约她在湖边上跟她谈什么哲学。更有甚者，你们俩经常偷偷跑到一个什么僻静的小岛上去，双双钻到树林里面去……干吗哪？嗬，这不是搞对象，那是搞什么呢？”
“您说的这些，也不能算是搞对象。至多算是友谊，是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眼下还不是在提倡革命友谊吗？”韦哲生突生一计，想用偷换概念的方式，精妙地愚弄一下这位书记。
“哈哈，你又在胡说八道！友谊？得啦，男人和女人之间讲什么友谊？男人和女人有什么友谊可言？你在偷换概念，你以为我不知道？哼哼，你懵不了我。友谊，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表明的，只存在于革命同志之间，而且是同性的革命同志。男人和男人之间有友谊，女人和女人之间有友谊，但不能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友谊——”。
“这……恐怕不对吧？”韦哲生忍不住打断了龚维忠。“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说，男人和女人之间，就不能有友谊呢？好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也没这么说过呀。”韦哲生抬头用厚厚的镜片睃了一圈在场的人，仿佛是向他们求援似的。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还用得着经典作家来阐述吗？你不是喜欢下定义吗？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下，怎么样给友谊下定义。所谓友谊，就是革命同志之间基于远大共产主义理想而建立的不图回报的行为。友谊就是指革命友谊，就像电影插曲《铊铃》所唱的：“革命生涯两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龚维忠说完，颇为得意地瞅着他的搭档，似乎马上就会得到他同事的友谊性的捧场。
“可是，您这种说法太狭隘。在革命之外，就没有友谊哪？人，总不能光搞革命嘛。还有别的呀，至少，还有日常生活呀。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就是有友谊的嘛，比如，孔子与他的女弟子南子，不就是师生之间的友谊吗？”
“你的例子根本不能说明问题。原则上说，异性之间无所谓友谊。因为友谊是不图回报的，甚至是无条件地给予。你看，革命同志之间，何曾奢求过回报？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列宁和斯大林之间，毛主席和周恩来之间，等等。可是，你和萧芳之间就根本不是这样。你向她大献殷勤的那些个丑态，无非是想让她回报你，并且是用她的身体回报你。最终呢，你得到她，占有她，让她成为你的人，成为专属于你一个人的人，成为……你的女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萧芳没有回报过我，我也从没有想得到她的什么回报。我就只当她是我的妹妹。事情就这么简单。我更没有占有过她，她也从来就不是我的女人，不是——”。
“哈哈！你不打自招了，”龚维忠没等韦哲生说完，他那短锉骨突的食指直捣向韦哲生的鼻尖。“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的话里有话，是不是？你的话里有弦外之音，不是吗？得了，我听出来了。我们大家都听出来了。（龚维忠又瞟了瞟他的同事们）你占有过萧芳，你得到过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和她发生过关系。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全兜出来吧！”
“您又在胡乱地作逻辑推论。这些都是您瞎推出来的，根本不是事实，您得拿证据出来。您前面不是说，事实胜于雄辩吗？那就拿事实来呀！”韦哲生心里有底，他才不怕龚维忠的吓唬咧。
“好呀，你跟郝新运一样，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得，我现在就满足你的要求，也好让大家开开眼界。”
龚维忠坐下来，拉开中间那个抽屉，手指在档案袋里窸窸窣窣摸索了一阵，拿出一个淡粉红色塑料封皮日记本。该封皮的设计考究，在左上角与右下角对称地飘荡的几绺黛绿色柳条之间，是一幅题名为《龙飞凤舞》的精美传统工笔画——一条长着一双秃鹫般爪子的苍老巨龙，在缥缈的云端，首尾曲状地飞舞；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古典美女，在裙袍和彩带的飘洒摇曳中，挥舞着闪亮的双剑。日记本的内芯呢，也特讲究，每隔十页横条状的格子纸，就插有一幅像封面那样精美的工笔画。只是这日记本封皮的背脊和上下两端上，略有破损，多少昭显出其年岁的久远。
龚维忠手持日记本，边上下掂着，边死盯着韦哲生。“嘿嘿……怎么样？这个东西……你认得吧？我猜你准认得。你肯定认得。说说，它是什么？嗯？”他禁不住嘴角滑过一道道几乎看不见的诡谲笑意。
当这个粉红色的东西一跃入韦哲生的眼帘，他心里就猛地咯噔了一下。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一种仿佛是属于自己的某种东西。他那坐在椅子上的身躯，俄而绷得紧紧的，但他那大脑的各个角落，却霍然如光速般被串通了。啊！这是我的东西，是我曾用过的、写过的笔记本。天啦！它怎么会在这里？它怎么落到了这帮人的手里？霎时间，他脑袋里似乎还有一个黝暗的角落，暂且没有被神经信号接通，宛如一条小河在雾蒙蒙中突兀地拐了个弯，不知流淌到那里去了。是的。他能确认，眼前的这个东西，是他的，可就是回忆不起……
“怎么样，铁证如山了吧！我看你没法抵赖了，还是赶快承认了吧，免得耽误大家的时间。”龚维忠在韦哲生眼皮底下胡乱地翻阅日记本，让其纸页一张一张地飞过，有如吊足韦哲生的胃口。
“这个东西……是我的，我承认。可是，纵然这东西是我的，那又能怎么样？它能说明什么问题？”韦哲生不再惶惑，眼睛大胆地看着龚维忠。
“你问得好。呵呵，问得真好。说明什么问题？一句话，说明你跟萧芳发生过关系。还有什么比这个日记本，更能说明你和她发生关系的证据吗？嘿嘿……”。他略显俏皮地撩了一眼荣崇德。“这个证据足够了。真的足够了。我们不再需要什么别的证据了。”龚维忠情不自禁摇晃着脑袋，又像是在自说自话。
“请问，这个日记本，怎么样能证明，我和萧芳发生过关系？”韦哲生似乎想掌握主动权，改变这被动局面。
“太妙了！你问的又是一个好问题。那好，你是不是想要我跟你朗读一段听听？只要我读一段你的日记，就表明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色鬼。”龚维忠武断地说。
“请读吧。反正我不怕。人正不怕影子歪。”韦哲生张起了他那命运悠关的耳朵，静心听着。
“好，韦哲生，你仔细听着。大家也都仔细听。”为了表示公正、公开的原则，他找到他要朗读的那一页，把它凑在荣崇德胸前，就像通常选举“唱票”时作“监票者”状。“我开始念了。呃，好，在这里。这里写得清清楚楚。喏，你的字还写得蛮漂亮的哩 ……‘1977年5月25日，晴。’这是写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天气。第一段是这样写的：‘火红的五月，万象更新。窗外明月皎皎，蛙声阵阵……’。省略号。唔，这里打省略号，是意味深长的。请大家注意！我们已进入关键的一刻。第二段才是最关键的。韦哲生劈头第一句就这样写道：‘今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最幸福的时刻啊！’紧接着，又是省略号。然后写着：‘萧芳和我’。再次出现省略号。接着又写：‘萧芳把她最美好的东西给了我’。还是省略号。下面……真丢人哪！真是难为情哦。简直没办法再读下去了。没法再读了……”。龚维忠神秘地合拢日记本，不容分说，就将它放回了中间的抽屉里，那身手之迅疾，速度之快捷，宛如小偷藏匿刚偷来的脏物那般。
“可是，天地良心！这些话，就算是我写的，可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呀，至少不能说明，我和她发生过关系呀。龚书记你不能冤枉好人哪。”韦哲生这才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做梦都没想到，龚维忠竟然会抓这样的“辫子”。
“什么？我冤枉你？可笑至极！组织上根本不会冤枉你。我们党历来是，从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这本日记表明，你就是一个与女性随便发生关系的人，一个赤裸裸的坏人。你还想狡辩？”
“我没有狡辩。我只是说，这些话，并不能说明我和她发生过关系。”
“哈哈！那你就跟我说说，跟在场的其他领导说说。你说，呃，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你跟萧芳做那档子事，还要‘最幸福’啦！嗯？你说，有什么东西比男女搞那个事，还要属于……唔，按你的说法，属于‘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最幸福的时刻’啊？说白了，‘最最幸福的时刻’，只能是男女搞那个事的时刻。你搞了那个事，你有亲身体验，所以你才这么写。没搞过这种事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写的。不管他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他也是写不出来的。不是吗？”龚维忠又开始了他如此那般的“逻辑”推理。
“龚书记，你误解了我写的‘最幸福的时刻’那个词。它并不是您说的那个意思。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是很兴奋，因为那晚萧芳主动在我脸上亲了我一口——”。
“喔哟哟，亲你……亲你哪里啦？”龚维忠下意识地站起来，猛地打断了韦哲生，似乎“亲哪里”的问题是整个事件的突破口。“嘿嘿，不会是脸上吧？如果只是亲在脸上，你能有那么兴奋的感觉吗？你能写出那样的词吗？”
“我凭天发誓！是亲在脸上，因为这样的事是第一次发生。事后我一高兴，写日记时，就写得有些夸张。真的很夸张。”
“夸张？你真会狡辩。恐怕……不止是个夸张的问题吧。还有嘞。你再说说，还有什么东西，比你俩发生关系更要紧的，以至于让你写出‘萧芳把她最美好的东西给了我”？你这句话，更不是随便写的。凭良心而论……”。他那肥嘟嘟的微颤的手按在胸腔上，仿佛那真的就是人的良心的所在地。“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最美好的东西’，大家说说，除了她的贞操，也就是她的处女膜之外，还有什么最美好的？啊？”龚维忠涨红了脸，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他喘息了十几秒，咽下一口唾沫。“韦哲生，是你，你那天晚上，夺取了那可怜的女人的贞操！”
“我没有！事实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我所写的‘最美好的东西’，是指萧芳的情感，是指她最美好的情感。我的意思不过是，那天晚上她把最美好的情感——也可以说是爱情——献给了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更不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意思。”
“你不要再狡辩了。这样狡辩是没有出路的。再说，你日记中还有其他许多地方，都多次暗示你俩发生过关系。你是不是想要我继续来读你听呀？不过……”。龚维忠抬起左臂，瞥眼发现水雾蒙蒙的手表盖下，那分针和时针“背”在了一起。“咦，已经过了十二点，我们今天就此打住。你回去给我老老实实写思想检查，三天后交给我。你的罪行，我们日后还要再审……”。
二
“你的罪行……你的罪行……”。韦哲生的耳际萦绕着龚维忠那讥哩呱啦的乡土口音，迷迷瞪瞪踉跄着步子，走下了教学楼的台阶。“我有什么罪行？龚维忠凭什么给我定罪？就凭那本日记？真荒唐，太荒唐了，荒唐透顶！不仅是荒唐，简直就是……荒诞，对，荒诞……荒诞……”。
韦哲生迭迭撞撞，楞头楞脑地踅进了宿舍。郝新运已帮他把午饭买了回来。他俩站在门口的过道边，商讨着对策。郝新运是过来人，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出点子的责任。根据他的过往经验，要一口咬定与女方没有发生过关系。韦哲生便一五一十地说了那本日记的事。郝新运给他打气。那些“话”并不能构成“证据”。如果你真的没有和她发生过关系（韦哲生坚定地点头予以确认），那么你可以提出给女方检查身体的要求，看她还是不是处女嘛。这样，你不就清白了吗？韦哲生点头称是：一个能揭穿龚维忠诬陷的好主意！
胃口全无地咽下了几口饭菜，韦哲生颤巍着腿，爬上床一头栽了上去。下午的哲学课，他也不想去听了，生活，已经给他上了一堂沉重的“荒诞哲学课”。床上的蚊帐早已取下，此刻，他的眼睛便直勾勾地、死死地盯在天花板上。那些不同程度脱落的、大小不一的石灰泥斑块，露出了由黄色条纹木构成的天花板，有的斑块上，还缀得有花絮状的灰黑蜘蛛网。在天花板和墙壁直角的交叉处，有一个不小的蜘蛛网，那个小小的花蜘蛛，端庄地稳坐在网的中央，仿佛正俯视着下面主人的沮丧与悲愤。时间在无聊中慢慢地、毫无意义地逝去。韦哲生还在天花板上搜索，依稀仿佛那上面会有拯救他出苦海的路线图。他注视着上面那一条条蜿蜒扭曲的石灰泥裂缝，仔细地挖掘和构筑那一个个想象性的图案。渐渐地，有一个图案，看上去像极了他的那个日记本。甚至它的页码也自动翻动起来，那页码上的字迹，仿佛变成了一根根黑色的细针，向他直捣下来，插入他的心脏……一忽儿后，还是这个图案，又倏地泛化成了龚维忠那又满又圆的粉红色脸庞，活脱儿就像内蒙古母牛的奶汁充盈的乳房……
不知过了多久，韦哲生那聪慧的大脑，才将这投射性的幻觉活动，转向于内在的反思活动。反思，正是哲学家天然的思维方式，也是韦哲生先天禀赋的东西。第一个引起他警觉的，值得他反思的问题是，龚维忠在念我的日记时，总在说，“……又是省略号……再次出现省略号……”。可是，我记得的呀，我那篇日记，好像没怎么使用省略号。呃，日记的第一段，好像是使用过一次，那是为了描写夜景的需要。但后面就没再用了。可他龚维忠，为什么要强调省略号的作用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在龚维忠看来，你使用省略号越多，说明你的行动就越是具有私密性、神秘性甚至不可告人性；说明你的行动就越是放肆、淫秽，以至于不能或无法见诸于正式的文字；也说明可挖掘的涵义、可拓展的意思，甚至可迫害、诬陷我的余地，就更大？一想到这里，韦哲生的身子禁不住痉挛了一下。心想，下次龚维忠再找我时，我一定要设法拿到我的日记，至少是要亲眼看一遍，是不是龚维忠说的那个样子。
韦哲生叹了口气，翻个身。他那哲人般的反思活动稍微跳跃了一下，就联想到自己过去与萧芳在一起的岁月。客观地说，在他孤寂沉郁的漫漫十二年插队生涯中，萧芳的到来，使他的最后两年，宛若那夜色张开的苍穹中一个圆圆的寥廓青天，给了他一缕缕阳光的慰藉，给了他苦恼中偶得的欢笑。以至在他离开千岛湖农场时，他把那本日记留给她，聊作纪念。萧芳也参加了77年底的高考，但只考上了蒲清县卫生学校。两年后，她被分配在县人民医院当护士。韦哲生上大学后，一直把她当作曾经的好朋友——“知青战友”——对待，更准确地说，是当作小妹妹看待。他告诉过萧芳他们家的地址，萧芳也来过他们家几次（包括这次国庆节），受到他父母的热情接待。萧芳无疑是爱他的。她那一封封经由党总支转给他的信（有好几次，还是洪跃进帮忙从总支取回的呢），多少能说明问题。但韦哲生连一封信也没有给她回复，他用自己的沉默婉拒了萧芳的情意。但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萧芳会告发他。
唉，都怪我！怪我没跟她彻底了断。可能正是这种藕断丝连的方式，让她一直对我抱有幻想，而我却什么都没在意。萧芳呢，她也许听说过目前高校反现代陈世美运动；她也许知道，只要有女方来告发，男方就会被勒令回老家的事情；也许……唉，纵然有多少个“也许”，这都不是她的错。纵然她告我，她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她可能天真地在想，也许由组织上出面挽回我们俩的关系，效果会更好……天啦！她被龚维忠利用了。我曾听郝新运说过，他从向前进嘴里得知，龚维忠最恨那些“想抛弃过去的对象的人”了；“这样的大学生，一个都不能留，必须统统开除回家！”这个龚维忠，这个惟上是忠、惟命是从的家伙，已经狠狠地整过两个人了——这还不包括洪跃进呢。而下一个，就该是我了……
韦哲生越想越严重，顿觉全身抽筋般的酸痛。他向右侧翻了个身，微斜着面朝墙壁。他又一次看见了那个小小的花蜘蛛，正在它那精美的蛛网上快活地爬来爬去，令他大有“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的凄凉之感。他禁不住又哀叹一声。中午他从教学楼走出来时，那种隐隐约约的荒诞感，此刻又油然鲜明而生！荒诞啊……荒诞！我，堂堂一个酷爱哲学的“晚期哲学家”，我不是在追求自由的吗？哲学的本质，不就是高扬人的自由吗？可是，这当下此刻，我的自由在哪儿呢？我，不仅不自由，而且被龚维忠当成坏人了。在他眼里，我就是第三个郝新运……啊，人的本质是自由吗？你黑格尔不是讲，“绝对观念”，或“宇宙观念”，发展到人的精神阶段，即是“自由”的吗？可我觉得，我连上面的那个蜘蛛都不如哦……也许，只有动物才是自由的，因为动物没有意识，也就没有痛苦；而人有意识，有痛苦，所以在本质上，人是不自由的？天哪，哲学，我所崇尚的哲学，你怎么就不能救我呀？你救救我吧……
给不给龚维忠写《思想检查》？我必须马上作出决断。若写，有什么意义？起何作用？若不写，那又会怎么样？我必须在二者之间权衡。你若写，那就意味着你有问题，你和萧芳发生了关系；你自招了，你投降了。可我凭什么要写呀？我心里没鬼，没做亏心事，我怕什么呢？看来，还是不写的好。不写，坚决不写。我不写，至多落得个态度不好，无悔改之意。仅此而已……
韦哲生就这样慵困在床上，一直沉思到暮色降临。忽而，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他想回家一趟，问问父母萧芳是不是真的到家里来过。
三
三天后，韦哲生继续接受龚维忠的审讯。这次，只有总支干事在场。
“你……你为什么不交思想检查？呃？你的胆子不小嘛，敢于向党组织挑战！”龚维忠为了掩饰他的恼怒情绪，一个劲儿地在他灰白小平头上，向后梳挠着。“哼哼！我倒要看看，是我们党的政策硬，还是你这个晚期哲学家的脑瓜子儿硬。嘻嘻，你不是自己号称‘晚期哲学家’吗？喏，请问晚期哲学家，你到底交不交检查？”
“我不交。”韦哲生不假思索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想好了，心里反倒觉得轻松了起来。他下意识地扶正了正他的厚片眼镜。
“你不交？好，好好！你不交，就算你有种。有种！不愧为晚期哲学家。可是，我审还是要审的。我必须对组织上负责。你说，你为什么要抛弃萧芳，就像陈世美抛弃秦湘莲那样？”龚维忠狠狠地在桌子上“啪”的一拍，他那个泛黄的白搪瓷缸的盖子，哐啷一声，掀开了一条宽宽的裂隙，立马露出了瓷缸内那棕黑乎乎的令人恶心的茶垢。
“我不是陈世美，萧芳也不是秦湘莲。更说不上我抛弃萧芳这回事。”韦哲生浓黑的眉毛上挑，往后仰着他那开始有点儿歇顶的脑门子。
“你……你还不叫抛弃萧芳？不仅你和她在农场里就发生了关系，而且她还一直等着你，等你到今天，你这不叫抛弃，那叫什么？嗯？”龚维忠双手叉腰，在地板上踅来踅去。
“龚书记，请你不要随便瞎说。你得拿证据来。你绝对不能仅凭我的那个日记本，就信口雌黄。”韦哲生涨红着脸，霍地站起来，与龚维忠叫上了劲儿。
“你放肆！你竟敢说组织上信口雌黄？嗯？”
“我并没有这样说。何况，你一个人也不能代表组织，更不能等于组织。”
“你不要弄逻辑来狡辩了。我是堂堂的总支书记，我还不能代表组织？笑话！你不要拐弯抹角。你必须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狡辩说你们没有发生关系？”龚维忠一时觉得腿软，便斜倚在桌子边缘上。
“得有证据呀！日记本上的那些话，根本不能算证据。”韦哲生突然想起来了，他应该再看一下那个日记本。“再说，你那天念的那些个话，我是不是那样写的，还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呢。请您再把它拿出来，我要看看。”
“嘿嘿，没那个必要了吧。”龚维忠瞄了一眼胖乎乎的女总支干事，仿佛已经是铁证如山似的。“完全没必要再拿出来了，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了。再说，你放心，我们组织上还会进一步鉴定你的日记本的。现在该是你坦白的时候了。”
“那……我要求，我强烈要求……”，韦哲生字字铿锵地说，“要对萧芳的身体进行鉴定，也就是法医学的鉴定。只有法医学的鉴定，才能判断她是不是处女；如果她还是个处女，那就从法律上证明，我和她没有发生过关系——”。
“哈哈！”龚维忠迅疾打断韦哲生。“亏你想得出这么个馊主意！你真是作孽呀！你晓得吧，你这是侮辱女性啊！典型地、赤裸裸地侮辱。人家那么个女孩子，她的身子，是随便能让人看的吗？让男人看的吗？如果要做检查，不管是什么样的检查——哪怕是你所说的那码子法医学鉴定，总是要动女人身上那个神圣的部位。而那个部位……是不能动的呀；如果动了，那人家女孩子还怎么活啊！你……你为了逃脱你的罪行，竟然提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主意。你还不罪该万死呀！”龚维忠越说越悲愤，那就像是他的女儿被人强奸还要难过似的。
“法医学鉴定，是科学上的事情，并不是像您说的那么回事。可以不动女人家的那个部位嘛。现在有X光，一照就清楚了。这怎么会是侮辱女人家呢？您显然是把科学与道义，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搞混淆了。”韦哲生一辩论起来，就又挺像个哲学家了。
“请你不要拿出你所谓辩证思维那一套。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东西。什么科学与道义，纯属狡辩！咦，怪了，韦哲生，我不禁要问你：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女人身体的知识？呃？……哼，要不是你和萧芳搞了那个事，要不是你把她的身子给破了，你怎么会知道什么处女不处女的？嗯？你说呀！”龚维忠似乎是突地灵机一动，像是做出了类似哥白尼那样的新发现似的。他不禁抿了一下厚实的嘴唇，一丝诡谲的得意，悠然泛过嘴两边那三道深长的括弧。
“您多虑了。我没什么女人的知识，至少没您那么多。我不过是刚学了《法学概论》，知道所谓‘法医学鉴定’这回事。就多么简单。既然您硬要说我和萧芳发生过关系，我当然就要提出这个请求。这是完全合理的请求。”韦哲生现在倒显得冷静了些。说的话既得体，又有深度。
“你不要再说这件事了。做不做法医学鉴定，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你的罪行是逃不了的。到现在，你都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抛弃萧芳？”
“我已经说过，我不存在抛弃谁的问题。不过，从哲学上讲，也就是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比如七七级这届大学生，他们分别从过去的偏远山区、从农村、从大西北、从北大荒等等，来到了大城市，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他们的未来发展潜力等等，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相应地，他们的社会意识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们的精神和思想境界，他们的理想和抱负，甚至他们的恋爱观等等，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完全合理的——”。
“荒唐，荒唐至极！”龚维忠不耐烦地打断韦哲生。“别跟我长篇大论了。你的这点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也学过历史唯物主义。想当年我学习它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衩哩。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像你这么说的。你忘了？社会意识还有反作用呢。只有高尚的、健全的、合理的社会意识，也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对社会存在起推动作用。我们高校开展反现代陈世美运动，就是为了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武装大学生头脑。至少要清除你们陈世美这些人。”龚维忠甚为得意地晃悠着他那小平头。
“可是，如果说有所谓‘现代陈世美’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们上大学后，就和原来的对象，确实不般配了，差距太大了，无论在哪些方面……顺便说，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说的事实。比如，他们的对象文化水平太低，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共同语言了——”。
“扯淡！扯淡！共同语言？呵呵，共同语言？笑话！”龚维忠一时激动过于，竟然唾沫四溅，直接飞到了韦哲生脸上。“你们……你们这些现代陈世美，动辙就用所谓‘共同语言’，来当挡箭牌。你说你们的对象文化水平低？可你当初为什么要和萧芳搞对象？你当年和她搞的时候，肯定不认为她的文化水平低。要不然你就不会跟她搞。噢，你现在上大学了，你的翅膀硬了，你的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你就认为萧芳的文化水平低了，再也配不上你了？”
“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是说一般而论，七七级学生，确实面临着这个两难选择”。韦哲生一边用右手掌的外缘揩去脸上的唾沫，一边为自己辩护。
“呸！这恰恰就是现代陈世美的本质。你看看，你看看……”，龚维忠边说边瞅着身边可怜的总支干事，像是他受了天大的委曲，要她帮他打抱不平似的。“你看看，我的老婆……我老婆，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是那种……唔，我怎么跟你们说呢……噢，打个比方说，‘扁担倒下来，还不认得那是个一字’……呃，扁担，你们都认得的，就像那‘朱德的扁担’”。他的手臂望空比划着，怕是跟前的两个人懂不了他的意思似的。“嗯，当扁担朝地上倒下去的时候，它横在那里，你看上去，不正像是个‘一’字吗？可我的女人，我老婆，居然完全不认得这个‘一’字。也就是通常说的，目不识丁。你们看看……”。他既望着干事，又斜睨着韦哲生——仿佛此刻韦哲生也同时成为他的同盟军了。“我这样的老婆，我抛弃了吗？我甩了她吗？我说过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了吗？我嫌她文化水平低了吗？”。龚维忠不仅越说越激动，而且一股子由衷的崇高感，仿佛使得他从地板上悠悠升腾了起来。
“没有，完全没有。还是您做得对。您是反现代陈世美的好典型。”一直一声没吭的干事，终于瓮声瓮气了一句。
“可是，毕竟时代不同了呀。现在不是提倡，思想要解放一点吗？就是要解放过去那些把男女死死束缚在一起的不合理东西嘛。再说，在历史上，抛弃原配的名人，也不少。比如鲁迅，不就是抛弃原配朱利安，而和许广平结婚的吗？”韦哲生突生灵感，又想到了一条为七七级同学辩护的思路。
“乱弹琴！时代不同了，你说时代不同了，我倒想听听，是怎么个不同法子儿的？现在纵然提倡解放思想，可时代，还是同样的时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这是不变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维系男女关系的道德规范，也是不能变的。你仅仅是上了个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值得你抛弃原来的对象了？那人家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胡适，还有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咦，你们知道吧？哦对，我想你韦哲生肯定知道胡适。对吧？人家在美国留学那么多年，还是赫赫有名的哲学大师杜威的大弟子，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可人家，回国后，还不是照样娶他那个原配为妻吗？他怎么就不像你这样抛弃他的原配呢？”
“可他胡适，也不怎么地道。”韦哲生了解一点胡适的内情，便实话实说。“他在美国有情人，在国内也有情人。他娶他的那个原配，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何况，那也不是爱情——”。
“啊——哧！”龚维忠打了个长长的喷嚏。显然，那喷嚏的刺激源，来自韦哲生说出的实情，同时也把韦哲生的话给打断了。他从裤子兜里掏出灰绿色丝绸手绢（那是吕永贞送给他的），一边使劲擂着他那塌陷的大鼻孔，一边发出嗯啊呃的鼻息声。“喔哟哟！请你不要说出什么‘爱情’那么个酸溜溜的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们无产阶级，要的是婚姻，而无所谓爱情；要的是‘男女授受不亲’，要的是‘男女之大防’，要的是‘存天理，灭人欲’，要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的是‘传宗接代’……唔，还要的是，婚姻的稳定与和谐，而决不是什么朝三暮四的爱情。”
“您说得太绝对了。爱情并不等于朝三暮四嘛。”
“你别跟我说大话。你说说，你跟萧芳赤裸裸地搞在一起，睡在一起，这叫爱情吗？对中国人来说，找对象就是找对象，这根本不需要什么爱情！找对象，不过就是找个女人结婚，再生儿育女嘛。等一男一女，经人介绍相识了，彼此了解了，双方都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时候，就可以结婚了，并由国家发给他俩结婚证。有了结婚证，他俩才可以睡在一起。那才是合法的；合法的，也就是合乎道德的。”龚维忠似乎变得苦口婆心起来，他要以政治思想教育的方式，来拯救面前这个堕落的大学生的灵魂。
“好像不对吧？我们正在学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哲学老师说了，不能把道德等同于法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韦哲生以他老道的哲学修养，轻松反击龚维忠的陈词滥调。
“我不管法律和道德是什么关系。我只知道，并可以断定，你把萧芳给弄了，还把她抛弃了，这既是违法的，又是不道德的。所以你犯了双重罪，完全应该开除你的学籍。”
“您又在偷换概念。请您不要把我说的七七级同学两难选择的问题，套在我的头上。难道……照您这么说，爱情，七七级大学生的爱情，就一定是既违法的，又是不道德的？”韦哲生似乎带着绝望的口吻望着面前这位无产阶级书记。
“那还用说？肯定是。郝新运、张拥军，还有你，你们的行为，首先是违背我们国家的法律的。”
“那不一定。我们的《法学概论》课，刚刚讲了婚姻法。我知道。它上面并没有明文写着：没拿结婚证的人，就不能睡在一起。也没写：没拿结婚证而睡在一起的人，就是违法。”
“喏，好像是没有这样写。”总支干事未加思考地啼咕一句。龚维忠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就算是没写，那又怎么样？只能这样说，婚姻法上，确实没有按你刚才说的那样子写。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这个意思。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没有经过法律上的许可，你们就睡在了一起，这不是违法，又是什么？更何况，你们这些人，在道德上的错误更严重。学校明文规定不准搞对象。可你们，不仅搞对象，而且还和对象一起搞在床上；搞完了后，又要抛弃人家。你们不是道德败坏的典型，那又是什么？”
“您还是把法律和道德搞混淆了。历史唯物主义说，道德是人们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内在的朴素信念。七七级大学生谈恋爱，并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怎么就败坏了呢？”
“天啦！你太小瞧道德的威力了！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以崇尚道德而著称，这从老子的《道德经》就开始了。《道德经》就是讲道德。要不，怎么会叫道德经嘞。”
“我们老师可不是这样说的。《中国哲学史》老师说，老子的‘道’，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道德意义，也就是您所说的那种‘道德’。臂如，《道德经》开篇写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韦哲生摇头晃脑，一口气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出来。
“哎，还真有你的。说说看，这些大抵是什么意思？”总支干事突然兴味盎然，她没顾上龚维忠高兴不高兴了。
“这就是说，嗯……”，韦哲生这会儿卖起了关子。他那灵透了的准歇顶脑袋，讲点儿老子还是挺在行的。“大致的意思是说，‘道’，首先是一个物，也就是一个东西。‘东西’这个词，是我们古人发明的一个好东西。当我们指称某一个对象，可又不知道它为何物时，就可用‘东西’这个词。所以，道是一个东西——”。
“嗨哟……”。龚维忠的牙缝里，兀自挤出一阵足以打断韦哲生的咝咝声。“当然啰，谁都知道……那是个东西。”他以老师的姿态鄙夷着韦哲生。
“要说这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嘞？”韦哲生慢条斯理地调侃起来。“这个东西，有一个鲜明特征，那就是恍恍惚惚的。你看不太清楚。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惚兮恍兮’），似乎就是一个有形的、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就是‘象’；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再看（‘恍兮惚兮’），则又是一个无形的、抽象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亦就是‘精’。值得强调的是，只有这‘精’，才是最‘真’的东西。总之，老子的‘道’，从抽象的层面上看，就是一种实体（实在），一种存在。道，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
“如果是这样，那形而上学中，也是可以包括道德的呀。”总支干事，这会儿也想要诘难韦哲生一下，要不就太没老师的面子了。
“原则上，形而上学可以包括道德学。但在《道德经》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狭义的道德涵义。”
“那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具有道德的意义的呢？”干事又问。一时间，他俩对起话来，似乎把龚维忠给遗忘了。
“是后来，那些‘我注六经’的人，慢慢附加上去的。大抵到了董仲舒的宋明理学，就开始完全赋予所谓‘道德’的涵义了。”韦哲生满有把握地说。
“嘿嘿，就算你说的有点道理，那也说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嘛。道德经，终归还是要讲道德的嘛。”龚维忠好不容易耐着性子让韦哲生把话说完。
“但是，《道德经》中所讲的道德，决不是您所说的、您所理解的那种道德。我完全可以断定。我可以举出一个旁证，以表明我的观点的正确性。比如，孔子在《论语》中讲，‘好色如好德’。孔子所说的‘德’，并不是您所理解的那种‘道德’。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点。”韦哲生那厚镜片里面闪过一道自信的目光。
“你打住，赶紧打住！孔子真的这样说过吗？我怎么就从没听说呀？你得小心点，不要歪曲孔子的原意。”龚维忠既感到惊讶又觉着恐惧：孔子他怎么能这样说哩。
“孔子讲‘好色如好德’，意思是说，我们男人好色，就如同我们好德一样。换言之，或反过来说也一样：我们男人好德，就犹如我们好色一样。好色，与好德，这二者是完全统一的，不相矛盾的。或用辩证法的说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好色——”。
“呸！天啦！韦哲生，你不要再说了。你这个好色鬼啊！原来，你和萧芳发生关系，就是以这个所谓理论为支撑的呀。你知道吗，你完全曲解了孔子的意思。”
“我没有。我们《中国哲学史》课的老师，也是这样分析的。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孔子讲的‘色’，本来是一个中性的词……”。总支干事兴味盎然起来，禁不住插话问，“中性”，是什么意思？“呃，中性这个词嘛，从字面上讲，就是一个东西没有什么独有的特质：不好，也不坏；不东，也不西；不善，也不恶；既无所谓道德，也无所谓不道德。这就是‘中性’这个词的一般用法。”“那何以见得，色，是中性的呢？”干事又问。“得，作为中性词的‘色’，本来就是指女人的美，女人的漂亮——至少是从男人的视角看来。直截了当说，就是指女人的性感、性魅力——”。
“放屁——！”龚维忠边狠狠一拍桌子，边从牙缝里龇出“屁”的拖音来。“你看看，你看看……”，他带着祈求的眼神望着他的助手。“这家伙，真是好色到了家哦。这么不堪入耳的淫秽的词，他说出来，竟然像是家常便饭。你，你还有什么淫话要说哇？”
“这是孔子说的话，怎么会是淫话呢。孔子不过是说，我们男人欣赏女人的美，眼睛盯着长得好看的女人，是好事，是正常的事情，这就如同我们喜好道德一样。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如果我们男人真的喜好道德的话，那就一定会喜欢女人。如果你不好色，那就同时意味着，你也不好德。这实际上是同一回事，或者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算了，算了，你不要再在我面前卖弄学问了。收起你那套虚假的伪学问吧！我也没见过像你这样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家伙……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认不认罪？你到底准不准备交思想检查？嗯？”
“我没有罪。我用不着交什么思想检查。”韦哲生的话干脆利落。
“好哇！看来你是要走张拥军的路哪。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你不仅拒不接受组织上的教育，而且还用孔子那一套为自己的好色辩护。那好吧，你会为你的好色付出代价的。你就等着组织上的处理吧！”龚维忠几乎恼羞成怒，喘着吁吁的粗气，径自撇下他的助手和韦哲生，头也不回地，颤摇着腿夺门而出。
四
十月十八日，由校党委盖红头大印的《关于七七级学生韦哲生遣回原籍的处分决定》，由向前进正式下达韦哲生手中。214寝室不啻一枚重磅炸弹訇然开爆。大伙儿近半月一直揣摩着韦哲生的事儿，但大都以为顶多是像郝新运那样，给他个“警告”处分。可现在，韦哲生要被开除，遣回原下放农场（“哪里来，哪里去。”），大家都给弄得紧张兮兮了。也许除向前进外，大家都不太相信韦哲生与那告他的女人发生过关系，至少是郝新运和李天豪不会相信。他俩都有过性经验。但看他韦哲生那般模样儿，不像是做过“那回事”的人。平时从他的言谈举止间，实在看不出，他在哪些地方表现出他有过性经验。“他只是一个哲学‘童男’——尽管他自称晚期哲学家。”李天豪悄没声儿地对自己说。
韦哲生呢，尽管他有思想准备，会受到处分，但他就连他那“笛卡尔式沉思”都没有料到，他会被遣送原籍！更令他感到滑稽莫名的是，这“文件”的下达，竟只有区区半个月！他怎么也想不通！所谓“发生关系”这事儿，关涉我的生死存亡，可他们组织上，怎么就如此简单、快速呢？怎么能让他龚维忠一个人说了算、让他如此草菅人命呢？天啦，龚维忠所声称的“组织上”啊，你们做过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了吗？你们对萧芳的身体做过法医学鉴定了吗？你们拿得出法律证据表明我和萧芳发生过关系吗？如果你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仅凭我日记上的那几句话，就能给我定这样的死罪吗？这天底下，到底还有没有“王法”啊！
韦哲生一夜没合眼。当向前进神色庄严地从怀里取出那红头文件，那上面的猩红色大字，像一根根锋利的箭杆向他直刺过来的时候，他本能的感觉，不是恐惧，而是自事发以来，一直磐据他心头的、像梦魇中才能见到的那种魔鬼般的黑色念头——荒诞！荒诞！荒诞……
校方勒令，他必须在一星期内离校。但他并不想接受校方如此草菅人命的处置。他要上告。上告，是第一个涌现他脑际的想法。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我必须向他申诉龚维忠的荒唐。如果不行，就要想办法找到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如果不受理，我就再往上告。告到哪里呢？省教育厅。找到厅党委书记，向他申诉。我要一直告下去！
此刻，尽管韦哲生大有“怅望浮生急景，凄凉宝瑟余音”之感，但他还是尽量往好处想。也许这个世界上，总还是有好人的。古人有曰“人之初，性本善”嘛。中国人的本性是“善”的，要不怎会有“黑眼睛黑头发真善良”的话法呀。也许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中国人都是“好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质朴善良……我们的教授大都这样说。既然是这样，那中国人的本性中，也许就不存在坏的、恶的东西——当然龚维忠除外（这个丧尽天良的王八蛋！）；或类似动物本能的东西，因为，噢，历史唯物主义老师怎么说来着……“我们是人呀！”“人是万物之灵哪！”“人怎么能跟动物相比呢？” ……也确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当某人干了不义的事时，人们就会异口同声地呵斥：“天，这家伙一点人性都没有！”啊对，仔细想想，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哟：人性中只有“好的”东西；如果有“坏的”东西的话，那就不是“人”咧……嗯，若按这个“逻辑”——且不管它是否合逻辑——来推论，世上还是好人多。老天保佑，但愿我明天，能遇到一个好人……
七点半，韦哲生就守在了“党委副书记”办公室门口。他琢磨着，领导干部都很忙，我一定要在他上班的第一时间找到他。约摸等到九点，一个胖乎乎的男矮个子，挺着癞哈蟆般的肚皮，短锉粗圆的双臂反背在后面，颠着外八字步儿，慢悠悠地踱过来了。他开门，睥睨着韦哲生，那神情仿佛认得这个人似的。他胖墩墩的脸上甚为勉强地挤出一丝儿微笑，装模作样地，接待这个已被判“死刑”倒楣蛋……你嘛，就不要再找我们领导了。我们校党委，专门开过会讨论你的案件，我们做过详尽的调查研究。唔，我们核定，政治信仰与思想系党总支打上来的报告，完全属实。我们校方对你们七七级的事情，历来是非常严谨的。得啦，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嘛……喏，你的事，没什么好再说的了……我很忙，我马上又要开学生工作会议了。
这当儿，走进来一个党委办公室主任模样的人，强行将韦哲生拽出了门。
韦哲生不甘心。随即又飞奔至最高楼层的“党委书记”办公室。可等待着他的，是那令他不寒而栗阴森可怖的漆黑大铁门……
既然校内申诉无门，韦哲生便准备实施第二方案，上告省教育厅。他写《不服申诉书》，花了两天时间。二十二日，他诚惶诚恐地来到省教育厅的一楼大厅。一位和颜面善的老工作人员，接过韦哲生的上访材料，同情地说了声，“你等一下，我这就上报领导。”一刻钟后他返回说，“你得多等等。领导正在看你的材料，然后给你回话。”韦哲生顿生一线希望之光，宛如那正在狂风暴雨的海浪中颠簸飘摇的一叶小舟，侥幸偶遇一盏明亮而温柔的灯塔。他在大厅里等着消息，既紧张又焦急。他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求上苍：但愿我遇见好人！遇到救星！
两个小时，悄无声息、毫无意义地消逝了。末了，一个穿暗灰色中山装的处长模样的人，严肃地告知韦哲生：我们仔细审查过了。你的申诉书是无效的。你这属于非法的越级上访，完全不符合我们党的组织程序。再说，我们刚才跟你们学校组织部联系过了。他们以组织的名义担保，对你的处置，是完全符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就这样吧。请你回吧。
韦哲生走在省委、省政府的大院内，蹒蹒跚跚的，漫无方向的。秋风飒飒，落叶飘零。他已经碧落黄泉两处谁寻了。他那呆滞的眼睛，死死盯在人行道上那上釉的墨绿瓷砖上，它们错落有致，呈棱形几何图案……倏地，他的视线转换了：那原本是单个的棱形方块，陡地一个个彼此串连了起来，一瞬间，竟幻化成了一片巨大无垠的网络。他越是往前走，那巨形的网络就越是有如一张捕鲸的硕大鱼网，迎面将他罩住，死死地缚住。他动弹不得。他憋不过气来。他用双手猛击自己的胸膛，这样他才感到好受些。他此刻的心境，还是像第一次他受到龚维忠审讯走出教学楼的那种感受一样，不是绝望，不是，全然不是；而是荒诞！只是今天，这种荒诞感，随着他伸冤无路哭泣无门而更加强烈和鲜明！万般荒诞向谁论？随之，他的灵魂，他那因荒诞感而焦灼的灵魂，也就愈加的广袤缥缈而空洞幽深；他那疲惫的身躯，就宛如这人行道上梧桐树叶的下落，而坠入永无边际的虚空之中……
晚上十一点，214寝室照例“海阔天空”。可韦哲生，已经没有兴趣介入了，尽管先前，他是那么积极的参与——大伙儿总是喜欢听他谈哲学嘞。此起彼伏的愤怒声，抗议声，还有对龚维忠的谩骂声……一阵紧接一阵，一浪高过一浪。可惜呀，当它们缭绕于韦哲生的耳旁时，就像可怜的飞蛾赴火那样，不仅是如此的软弱无力，还要在焚身噼啪响的瞬间赞美一句“火烛万岁”！啊，也许这就是中国卑微百姓的宿命？
明天怎么办？还有三天的离校期限。韦哲生拿定今晚就必须决断。办离校手续吗？就像一个已签字认可死刑的囚犯，等待着明天的执行枪决吗？不，我决不！这决不是一个晚期哲学家的所为。“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嗨呵，已经没有必要，办什么离校手续了，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我手上还有几本图书馆的哲学书，明儿一早给还了，就万事大吉哪。可悲啊，我一个下乡十二年的知青，一个命运如此多舛的“老三届”。我楞头楞脑地进这大学校门来，又莫名其妙地被赶出去——仅仅是因为日记上“今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那一句话。荒诞，搞笑……搞笑，荒诞……太搞笑了！太荒诞了！呜呼……
为他打抱不平的同学们，渐渐地睡去了。韦哲生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又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我又要重新回到我战斗了十二年的千岛湖农场吗？其实，我并不是怕人嘲笑：你一个好不容易跳出“知青”宿命的大学生，竟然又堕落成一个灰不溜瞅的农民了？我也不是非得眷恋城市而害怕农村。唉，在存在主义哲学家头脑中流出的黏稠智慧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它都不过是一个无机的“存在”，一个毫无个性的人，也就是“普通人”、“俗人”，得以像奴隶般蝇营狗苟的场地，一个人们得以生息繁衍传宗接代的空间，一个尔虞我诈阴险歹毒的竞争处所……对于人的生存价值来说，城市农村的区分，或它们的优劣，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说，我离开大学，尚有值得惋惜和留念的话，那就是我再也不能研究我的哲学了。我这堂堂的晚期哲学家，就这么白白地、理由全无地给葬送了。我被遣返回乡，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来说，虽说多了一个现代陈世美，然则却少了一个晚期哲学家。其实，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命运，也不端是我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中国人的悲剧，是口口声声解放思想的大煞风景……
荒诞啊，荒诞！韦哲生原本由哲学琼浆所浸润的灵魂，这会儿，随着他自我反思的加深，又变成了一个广袤无垠的空洞。一个连“反物质”都没有的虚空。啊，绝对的虚空！蓦地，一股股莫名的荒诞感，一种也许由绝对虚空所衍生的荒诞感，冰冰凉凉地，从他的后脑勺开始，慢慢往下浸透，经由第一根脊椎骨，霍然向下游走，直抵那尾椎骨的尖端。伴随着这灵魂中越来越可怖的荒诞感，他那愈趋僵硬的躯体，便愈益加剧地颤栗……
荒诞！这就是荒诞。我所酷爱的哲学，居然抵挡不了这人世间的文字狱！我日记里的那几句话——实则被龚维忠所篡改的区区几排小字，竟成了我和女人发生关系的莫须有罪名。哲学啊，哲学！您的能耐在哪里？竟然执拗不过他龚维忠一番所谓“情理上……”云云。当我质问这书记，为什么你就不考虑萧芳有诬告我的可能性？也许她一时冲动，把话说得有些过头？而你又有可能歪曲她话中的意思？且听，龚维忠是怎么说的来着：
唔……人家一个女孩子，咋的会撒谎哩，更不会有你所谓“诬告”一说。对于女人来说，她的面子，她的贞节，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她的处女或黄花闺女的地位，就是她的一切。这比她的生命还重要。她不会，我想她断然不会，拿她的处女贞操这个东西开玩笑，她绝对不会拿这事儿开涮——硬说你把她搞了。要不然，她今后还怎么嫁人咧？还有哪个男人要她呀？人家是女人哪，我的哲学家！嗳，她不是到了“那一功”（龚维忠鼻缝里憋出的一句土话；意思是“那种地步”），她不是到了忍无可忍的份儿上，她不是因为你把她搞了而她再也嫁不出去了，她是不会壮着胆子，告到我这里来的。难道我分析得不对吗？再说呗……你说我吗？我呀，我与别的男人一样，我是宁愿信其有，而不信其无。这事儿几乎用不着思考。男女之间嘛，就是那档子事儿，不是很简单、明摆着的吗？……
韦哲生的哲学反思，随着玻璃窗渐渐泛起亮光而开始游走于入学以来的回忆……瞧，出了好些个现代陈世美：郝新运，张拥军。洪跃进这毛头小子，没准儿也会算上。还有没被龚维忠揪出来的好些个潜伏的现代陈世美。他龚维忠的处置逻辑就是：只要有女人告状，那就百分百是真的；既然百分百是真的，那就统统送回老家。所谓天经地义，就是这个意思。哦对，我想起来了。罗素曾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好像是在《婚姻与道德》中说的，要不就是在《我为什么不是基督教徒》。女人也许进化了这样的本能：她会拿“发生肉体关系”来说事儿，因为这是男人世界最忌讳的东西！男人看重女人的性，也最眼红别的男人得到女人的性，由此引发男人彼此之间因性嫉妒而发生的性冲突。这类冲突是致命的，它最终以整死或杀死一个男人或一批男人而告终。
天啦！他龚维忠是不是因为嫉妒我这个男人，进而整我、置我于死地的呢？在他的潜意识中，他会认为我和萧芳的爱情，特别是他断定我和萧芳发生了关系，更因为发生了关系——他断言——我才写下“今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样的话，故而激活了他野兽般的嫉妒本能，才使得他在意识的层面上痛恨那些抛弃原配的男人，进而统统将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呸，这荒诞透顶的反现代陈世美运动，这一个个将现代陈世美遣返原籍的荒诞之举，这将大学生谈恋爱视为洪水猛兽的谈性色变……就是广播电台里所说的改革开放？就是龚维忠之流所津津乐道的解放思想？扯淡，全是扯淡！
荒诞啊，荒诞！我活着本身，难道就不是一个荒诞？一个真正的荒诞？我作为一个男人最大的荒诞，或按俗鄙的男人说“最大的遗撼”，无疑就是：我这辈子，还没吻过、没抚摸过一个女人哪！惜乎啊，惜乎！那天晚上我真是傻瓜蛋一个。也许这个世界上，就算我是最笨拙的雄性动物了。那天晚上啊！我要是吻过、摸过萧芳，就好了！我就算是体验过女人那销魂的魅力了。而我这一生，也就值了，就圆满了。纵然把我遣送原单位，我也算是个划得来的男人。可是，我划不来哟！我一个不知男女“发生关系”为何物的人，却竟然要我为此付出全部的代价！这不是世上最大的荒诞，那又是什么？
迄今为止，我充其量，只是从罗素那里，从他的书里，感受过女人的魅力。可是今天，我不再对任何女人感兴趣，甚至一见女人我就恐惧……“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也许哲学与女人，一开始就是对立的？哲学与女人，二者不可兼得？难怪哲学史上那么多哲学大师，竟然一个个是光棍，无一例外的，且赤裸裸的光，光得连女人的翠袖，都没有或没敢沾一下。康德，那洋洋三大“批判”的巨作，竟然是在连女人的指尖碰都没碰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他尼采，你敢说，他曾有机会或艳福碰过莎乐美的一根毫毛了吗？没有，完全没有。也许，或事实上，这就是哲学家的宿命？
现在，我已经看清楚了，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世界的本质就是荒诞……人生的一切是荒诞……扬子江师范大学是荒诞……政治信仰与思想系是荒诞……最终呢，爱情不过是荒诞；男女关系不过是荒诞；哲学也不过是荒诞；我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大剌剌的荒诞！
……
公元1980年10月23日晚上十一点，214寝室的人方才意识到：韦哲生不见了！
他，没有给同学们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的所有日常用品原封不动地待在那里。惟有他床顶上那个自由的、智慧的小花蜘蛛，悲愤地，默默地俯视着、照料着哲学家睡过的床上的一切……
直到新年元旦后的第七个日子，214宿舍的人，以至7705班的同学们，才得知来自上面的官方消息：韦哲生已于元旦那天从扬子江大桥上跳江自杀。他的死，与校方没有任何关系，校方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后来，同学们又听说，韦哲生去年10月23日晚上出走，并没有回家，而是带着他在农村劳动十二年“分红”的全部积蓄，不足五百元，徒步旅行去了。他朝北走。据说他经过了河南、陕西，直到山西黄河边上的普救寺、鹳雀楼那一带。他走走停停，不时还要向好心的路人乞讨度日。他边游走，边写作。最终完成了他的遗稿——《一个晚期哲学家的荒诞自白》。
| 木桐白云 (2013-06-23 01:07: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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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发一节的内容就更好了，过长容易让读者有些疲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