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这个寒假整整有一个月，我想静下心来搞创作，完成一个小说中篇，素材嘛，就是我和旖旎的故事。我要把近半年我俩的关系用艺术的形式总结一下。我过去写四部曲的时候，大抵上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就像歌德那样，让我的爱情，“变成一首诗、一场戏，借此来总结自己”。
虽然我一开始，就把我和旖旎的交往用日记、灵感札记和随想片断的形式作了记载，还把我俩的电子邮件全部保存下来，还有我即兴用纸条写下的那些短诗（包括打油诗）的初稿，但在构思小说框架的时候，还是着实让我犯难。开始呢，我想写一个长篇，却苦于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结局不好把握，正像我现在对我和旖旎的爱情走向尚无法预测一样。就我俩的爱情现状而言，也许写个中篇比较合适。但总归还是有个故事结局的问题呀。
那就写个中篇吧。小说的名字，暂且就叫《欲望总是致命的》。这就意味着，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结局是个悲剧。它不能不是一个悲剧，因为男主角产生了本不该属于他的爱情。他是大学文学院的50岁教授（“我”），竟然爱上了他的21岁女大学生。哪还了得！我拟定的小说结构为倒叙式。以下就是故事的开头。我先冒昧地拿出来，请读者不吝指正：
我今年50岁，下个月即十月的十八日，就是我的生日。人们常说，金秋的时节是收获的季节。可我……收获了什么呢？
国学——听说还有“大国学”呢，应该有个创始人吧？我不能确定，是不是那个在我幼时听说叫做“孔老二”的人。据传，此人说过，人嘛，40不惑，50而知“天命”。我不知道这个天命到底指什么，但我的天命，则是这样的两个致命：
上周，我所任教的学校，一个不起眼的二流大学，管人事的部门，印发下了由校长亲自签署的解聘书：“由于他不履行我校教授为人师表的本份，竟然与女大学生发生不伦恋情，造成恶劣影响，严重败坏了学校的声誉和形象。自本文件下达之日起，解除他在校内的一切职务，并且永远不得再聘。”
我完了吗？还没“完”呢：老婆要跟我离婚——我的天命时节的第二个致命！
“哼哼……教授，我的二级教授，看看吧。你也有今天！”我所在院系的头头，自称“第一责任人”的那位领导，去年才混上的四级教授，带着满当当的鄙夷不屑神情，把那红头解聘文件向我一丢，“好好看看吧！”
我拿起文件，还没瞥上一眼，却被对方传来的说不清楚的什么东西——一种带鼻音的哼哼声？——吸怔住了。这是一个55岁左右、被沧桑的岁月磨蚀得阴郁而冷酷的男人。奇特的是他那个小而尖的脑袋，却长在一个滚粗的、皮面浮肿而又有一道道横皱褶的脖颈上。他那蜡黄蜡黄的脸上，不时散发出一股子阴气，因右脸颊上那块褐色的印记（也许是胎记？），而更加地可怖了。呈三角形的单层皮小眼睛，不时放射出一道道狰狞黑魃的光。他那肥大而又塌陷的大蒜头鼻孔，不时地抽搐着，嘴里还要发出“哼……哼”的伴奏声（也许是从鼻孔里发出来的？那也说不准）——似乎要是没有这种哼唧声，他在地球上就不存在似的。
我并没有大难临头的绝望感觉，因为此事沸沸扬扬，已闹腾了将近三个月。好像我有思想准备。我只是没有料到，这样的结局会来得这么快，这么近乎于残酷。以我几十年对这个学校的贡献，我曾奢望过，他们也许会放我一马。我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纳博科夫专家，擅长美国文学史，为本单位争得了文学批评专业的博士点，还是“泛亚纳博科夫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现在还任会长呢！至于我的小说，那个影响力，简直就用不着说了。
“嘿嘿，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要讲什么《洛丽塔》了！也不要搞什么纳博科夫了。纳博科夫，无论如何都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据我所知（当然你比我更清楚），《花花公子》已将他入选‘性史名流榜’了，还列第22位呢！要我看，他比萨德好不了多少。你是不是也想成为第二个纳博科夫，或者萨德？可惜呀，天不随人愿。怎么样，哎嘿，遭报应了吧？”
“我是咎由自取。”我一本正经说。
“要不是……要不是我俩是老同学，我才不在这里费口舌呢！”
“对不起，请不要这样说。我从没承认过我俩是同学。不错，读大学时，我们曾在一所大学待过。你是75级，不折不扣的‘工农兵学员’；而我是77级的。要说是‘同学’，充其量，也就在同一个学校待过一年（你们的学制是3年）。更何况，我俩根本就没怎么打过交道。在我要遭难的时候，你搬出个‘老同学’来，岂不是太滑稽了吗？”
“在你这个绯闻问题上，我是帮过你忙的。”
“是吗？那太谢谢你了。”
真诚的读者，看看我这个“老同学”，是怎么“帮忙”的吧：
我的恋情——系标准的爱情，而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风流韵事”（我一贯是这样自我认知的），是如何败露的？在这个自亚当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以来，大凡恋情的“败露”，总是人间扼杀的产物。要不是我中了一个精心设计和布置的陷阱，结果断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我爱的人儿，一个美貌绝伦的小女孩儿，当然别人也是要爱的。这我清楚。我不清楚的只是我到底有多少情敌。先前我隐约地直觉到她班上有一个紧追不舍的男生。我没当回事。以我的魅力和竞争力，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可后来，事情还是出在他身上。
他跟踪了我们很久。在我出事的最后那次约会时，他带着我那位“老同学”，还有一个管学生工作的正经老女人，突然出现在宾馆房间的门前。这是一家叫“开心园”的宾馆，喜欢开钟点房间，不贵，每小时六元。我贿赂了大堂经理，一个臀部滚圆、胸前高耸的神经质女人。每次我来幽会时，都是她亲自为我们开房间的门。她真是做得滴水不露。
这一下可热闹了！我成了真正的“名人”，至少先是在校内。人们竞相传递着一个“不伦之恋”的故事：一个“老教授”，爱一个“可以做他孙女儿的女生”（我得先说一下。我确实整整大她30岁）。渐渐地，知道的人越多，信息传递的速度就越快，而且传递的内容就越来越变形、走样，甚至带有点传奇色彩。在我那些善意的同事中，流传着“真是看不出来呀，他还有这等的艳福！癞蛤蟆吃上天鹅肉啦。”“这下他完了。二级教授要被搞下来了。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而在校内各种各样的网页上，特别可恶的，是那个专门找教师碴的什么“学生评师网”，几乎是铺天盖地，如浪滚滚：“哈哈！难怪我们这位教授热衷于讲《洛丽塔》。原来，他自己就搞出了个‘洛丽塔’呀，这可太有趣了！”“教授出面跟我们抢女生，抢我们的恋人，我们可遭殃了！我们哪里是教授的对手啊。就算我们男生有年轻的优势，可也搞不赢教授的人格魅力呀！……我承认，我的魅力比不上他。”“提醒我们的男生：要像教授那样有学问，有水平，什么样的女人征服不了呢？”“不要再炒作了，不要跟着起哄了！还是老老实实读书吧。‘书中自有颜如玉’呀！”……
我怀揣着那个要了我的命的红头文件，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老婆不在家。她生气回娘家了。儿子在外地读大学，想必他此时还不知道我出了事。少了一场口水战争。我暂且松了口气。
什么都不想吃。也没什么可吃的东西，冰箱里空空如也！什么事也不想做。一个人坐在我那堆满了纳博科夫各类书的“写字桌”前发呆——无论是我书房的桌子，还是我办公室的桌子，我一直都叫它“写字桌”，而从不叫“办公桌”。是呀，我老百姓一个，办什么“公”呢？
……
我善良的读者！你们喜欢我小说这样的“开头”（同时也意味着“结局”）吗？
二十八
开学头两天的那个早晨，我进入邮箱，旖旎的来信，让我的心突突直跳！“明晚7：25乘国航的飞机。来接我呀。想死你的旖儿！”看来，我的宝贝儿这个春节过得不错。她的小说已经修改过两次，这几天我正在看她的第二次修改稿。我布置的那两本纳氏小说，她也已经看完，而且纳氏的特有技巧，比如“诙谐模仿”哪，“伏笔”哪，“反讽”哪，“巧合”等等，已经影响到她的修改稿中，对此我深感欣慰。我筹划着，旖旎这次返校，我要好好犒劳她。
我赶紧给安琪打招呼。说是明晚我要去机场接文学界的一个老朋友，他是路过本市，我想请他顺便在我院做个讲座。对于这样的“理由”，安琪已经习以为常，她从不多问。（这里顺便向爱护我的读者，透露我婚外恋的一个秘诀：什么事都要预先打招呼，一定要事先，让妻子有思想准备；不要到了事到临头才说，那样子最容易被妻子视为你婚外情人约会的信号。这可是婚外恋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哦！）
约莫21：30的当口，我那小天使，从国内到达的出口走过来了。还是拖着那个藏青色帆布旅行箱，穿胸襟敞开着的黑晴伦棉长外套，俏皮地戴着那顶大红贝蕾帽。她一出口，就看见我了。我刚接过她的提箱，她就伸出双手向我扑过来，边把嘴唇贴在我脸颊上，边呢哝道：“想死我了……你想我吗？我好想你喔！”我勉强地搂抱了她一下，随即带她到大厅的咖啡屋里坐下。
旖旎在飞机上已经吃过正餐了。我们点了两杯热饮果汁喝着。我那小乖乖红润的脸色，本来冬天比夏天要白的，可此刻看上去，比她回家前要黑得多了，可能是南宁太阳的辐射比我们这里要厉害。她坐在桌对面，灵巧的小嘴，不停地向我报告她在家里的所见所闻。你妈妈她还好吗？好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特别是为女儿的学习进步而欣慰。母亲看到了女儿的论文获奖证书，高兴得合不拢嘴，就好像那上面记载着她本人青春年华时期的所有梦想。旖旎还说，等那篇论文公开发表后，要把样刊寄给妈看。她还和母亲一起去乡下看望了姥姥（她爸爸没去），并把我带的礼物也送给了姥姥一部分。旖旎还和她中学的老同学们搞了个K歌集会。
我跟她规划着新学期的学习任务。先是要把她的小说投出去。我建议她投给国内口碑较好、并乐意扶持青年新秀的文学杂志《花蕾》。本来我和这家杂志的主编很熟，但我还是与上次一样，不准备打招呼——既不想有损自己的人格，也与我凭灵魂生育的主旨相悖。我相信，这家杂志肯定会看得上这篇小说。小青年的文学之路，总是要靠自己走出来的。
再就是她本科生科研基金课题的研究。小旖呀，“亨·亨”的性格特征与他的爱情悲剧，是一个很难研究的问题。今晚我们没有时间详谈，但我要提醒你一点。在评价亨·亨的时候，千万别像国内愚蠢的评论家那样，受纳博科夫狡黠的愚弄。他专门以“评论人”“小约翰·雷博士”的名义，写下那些诱惑你上当受骗的话，什么“作为一份病历，《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啦，“他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典型”啦，“他凶残奸诈的罪恶”啦，“这部书对严肃的读者所具有的道德影响”啦，诸如此类。对亨·亨的研究，一定要跳出纳博科夫精心设置的“圈套”，要有你自己独特、新颖的视角……
我还告诉她，上半年有两个全国性学术会议要参加，一个在昆明举行，另一个在张家界。“这两次你都带我去吗？” 她黑亮的眼珠闪烁着光彩，显露出对外出开会的莫大兴趣。那当然！你要做好准备，提交大会论文，就写关于亨·亨的文章。“太棒了！我最喜欢出去玩了。”我瞅着她，那眼神似乎在质问她：难道能用一个“玩”字，来概括出参加学术会议的意义吗？她心领神会：“你呀你！又摆出老师的架子哪！上次在成都，我不是表现得挺好的吗？”
她也向我谈起了她新学期的安排。主要任务是考“雅思”和“GRE”，并且“一定要考过”。我问她，有把握吗？“差不离吧”。她自信地点了点她那灵透了的脑瓜子。
我拖着她的行李，一起来到停车场，并闪电般地钻进了汽车。我们快速缱绻了一番……她问我，“你想我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个想法子的？”我说，我的“想法子”有两种：一是关起门来，躲在书房看你的照片，痴迷地沉浸在对我们爱情未来的无限遐想之中。“还有一种呢？”她好奇。我说，半夜里，我在床上睡不着，就在脑海里浮现你美妙身体的某一个部位，随即，我的下身倔犟地起立；伴随一阵自我运动，让身体的张力自动释放。第二天早起便轻松自如地进入写作状态。
“天啦！我俩的想法子，竟何其相似乃尔！”我那天真的小作家，毫无羞色地凝望着我。“咿！你说怪不怪耶？我在写作中，当我描写男女主人公在一起爱抚缠绵时，我似乎……你可别笑话我哟……我就处在一种性冲动的亢奋状态。我……全身燥热，脸上发烫，心跳加速，觉得血液直往脑袋上涌…… 有时冲动得很厉害，我的内裤就湿了一大片……”。
我说，这很正常嘛，也很好解释。写作，是人的欲望的一种象征性满足。这弗洛伊德早就说过。我记得他的意思是，文学就像“孩子的游戏”，是一种“崇高的白日梦”，一种“温和的麻醉剂”，一种让人“从现实逃进虚境的幻想”。
“嗨呵，从现实逃进虚境？有意思！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哩。这个寒假我在老家，我的‘现实’，就是你不在我身边；那我就只有通过描写做爱的场景，也就是弗洛伊德说的‘逃进虚境’，来象征性地满足我对你的渴望，是这样的吗？”她轻叩两下手上的热饮杯，似乎不由分说地要我承认，她说得对！
正是！我灵魂的好孩儿。所以……弗洛伊德说啥来着？噢，他说所谓“文学作品”，不过就是：文学家采纳了自己的“白日梦”，用以向他人提供一种“性欲快感的替代品”。呃，我觉得，弗洛伊德说的还不过瘾。因为他说的是“向他人提供”。我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听着，你别打岔呀！——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给他人提供，而且更主要的，是向自己提供，自己给自己提供一种真正管用的替代品。你说是不是？
“对！我算是体会到了。当我描写男主人公的爱抚技巧时，比如，他的手……是如何的轻柔，他指尖是如何抚遍女主人公全身的肌肤，他怎么样用指甲轻撩她的脸颊……哦呵，我脑海里呈现的情景，实际上，就是你在我身上所做的动作！我不过是把你爱抚我的动作，用在小说中去罢了。”
对啦！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文学家是天生的情种哟！（“你就是一个大情种，一个老情种！这一点不假。”）没办法呀。情种是天生的嘛，他们不能不爱哦！也不能不把他们那痴迷颠狂、或哀怨悲怆的爱情，见诸于艺术化的表达哟！
“那你的意思……至少你这背后的潜台词是说，要想成为大文学家，就必须多爱几个人啰？”
那当然！至少原则上是这样。柏拉图说，起码要爱两个嘛！（“你在圣诞节那天侃过的喽！”）像美国作家亨利·米勒，在他的《北回归线》中坦白说，他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就是，“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我又一次提到了米勒！读者记得，我曾用这个例子，引诱过我的渝儿呢！）
“好哇！你是不是受了米勒的影响，才多搞几个女人的？”
别那么粗俗嘛！没有爱情，就没有文学。这是一条永恒真理！
“这我同意。我就想做乔治·桑那样的女人，那样的作家。我估计了一下，她一生大约经历了十四个情人。嘻嘻，我这么说，你不会介意吧？”
介意！完全介意。但介意归介意，我没法控制你的意志。你想怎么爱，就怎么爱吧。不过有一点：千万别让我知道。爱情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知道了情人的背叛。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背叛我——这是人的天性使然，但不要让我知道。
“哈哈！这实际上又是一个悖论：既可以背叛，又不要让情人知道。这怎么成呢？”
是啊，很难成呢！不过这个问题太大，留给下次我们再讨论吧……
当我把她送到校后门口时，已经深夜12点了。我只好把车开进去，把她送到她的宿舍楼下。目送她进了门之后，才把车开走。
二十九
三月底，旖旎将她的小说《苦涩的橄榄》，投给了《花蕾》。我的《欲望总是致命的》，也完成了，并寄给了中篇小说期刊《原野》。不到半月，就收到了该刊主编的来信，一再对我投稿给他表示感谢。不过，他建议我是不是把故事的结局改一下。他电子邮件的语气，既委婉，又直截了当：
“为什么大龄教授爱小女生，就一定得是个悲剧呢？…… 我觉得您这样处理，不仅有点落了俗套，而且会降低您这篇小说创意的价值。我觉得很可惜。纵然我们高校历来唱着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调，可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文学人才呢？也许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教授敢于像您的男主人公那样爱他的学生。正如您在小说中所言，没有爱情，就没有文学。为什么您不能把这个观点贯彻到底呢？…… 请您三思。”
我当即回信给他。我这样写，实在迫于无奈！从表层的原因来说，我现在待在高校里，不得不受大学的清规戒律的约束。我们的大学，是绝对不能容忍教授与女生偷情的；纵然这只是虚构的小说，但人们自然会把小说与作者联系在一起，轻则说你花花肠子，不正经，重则说你宣扬性丑闻，不道德，或谴责你不符合以德治国精神。再说，我现在单位的头头，是个“工农兵学员”出身，不仅保守得出奇，而且对高校发生的所谓“性丑闻”特别感兴趣。前不久，北京一所大学不是曝光过一位教授了吗？说是他利用硕士生招生机会，以泄题来要挟一名女考生以身相许，结果被考生给告了。我们的头头抓住这件事，在全院大会上，津津有味地“告诫”了两次。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唾沫四溅的样子，滑稽可笑极了！
而从深层原因来说，这表明我这个作者，不由自主地受到了“中华集体无意识”的箝制。这是我最近才想到的一个词，受到的是荣格的影响。我在他的“集体无意识”前面，加上一个“中华”，来表明国人头脑中那些先天的东西。荣格说，集体无意识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是“一间堆放过去的遗迹和记忆的仓库。”它包含着连远古祖先在内的、过去所有世代所累积的“种族经验”。而我使用中华集体无意识一词，是套用荣格的形象说法，现今国人的脑袋里，有一条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蜥蜴尾巴，这条“尾巴”就是家庭、家族、民族、华夏种族乃至中华的全部历史——人们引以自豪的所谓“上下五千年”嘛！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说某人的骨子里，如何如何。这个“骨子里”，就是中华集体无意识里的东西。说真的，我一直有一个自己心里明白、但又不易说出来的想法——就连在我的小说中，也从未表达过。你也尽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偏见”。我要说：中国人的骨子里，根本就不懂爱情！
国人不懂爱情？你会说，肯定是我搞错了！但我转念一想，也可以为我自己开脱。从进化的观点看，现在的国人不懂爱情，怪不了我们。要怪，就怪到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去！说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或可称之为“文化基因”）中，根本就没有“爱情”这个东西，何谈要我们懂爱情呢！既然国人都不懂爱情，你叫我这个小小的作家，怎么能写出像样的、敢离经叛道的爱情小说呢？……
过了一星期，主编又给我发来邮件。对我提供的两个“原因”，一方面表示理解，另方面又表示遗撼。过后我又给他发了两封邮件，详谈为什么我不愿意修改小说的结局。后来，也许是他被我完全说服了，在第三期上（六月号），原封不动地发表了我的小说。
（中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