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安
确实是十分有意义的对比和对东西方关于影响力的分析。
中国“天人合一”和 “物我同化” 的传统和谐文化哲学观念创造的是＂内圣＂思想，虽然少数人也期望过兼备＂外王＂的能力，但那样显然与这种传统的和谐文化相矛盾，结果就是用文化的同化能力取代了对外侵略开疆劈地 (大不了不理睬那些化外之地上面的蛮夷)。
而西方在希腊人本精神和庞大的基督教原罪与宗教战争的征讨思想影响下，没有对外杀掳奴役的精神限制和罪恶感，而转变成为进取和控制的物质与权利的诱惑力与（个人）英雄情节。
所以说，当后者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的时候，两者相碰撞的结果就是中国文化无法说服对方也无法战胜，只能受到重挫。这自然让人想到如何选择的问题，谁 去同化谁的问题，也就又回到了生产力和文化的辅成与软实力和硬实力如何真正通过社会检验的问题。—–恐怕只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强盛，才能给出乐观的答案。
問題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文化却悠久连贯。中國是否可以放棄自己的傳統文化，而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呢﹖
反中共的余英時教授在《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一文中讲述了他的研究结论：＂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一旦盡棄其文化傳統而重新開始。克拉孔曾指出， 一個社會要想從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來，是不可想像的事。離開文化傳統的基礎而求變求新，其結果必然招致悲劇，德國1919年所頒行的魏瑪憲法便是顯 例。＂
这个结论与陈寅恪的”亡国尚可复国，中国文化亡，则皆不可复” 有着类似之处。
继续这个话题，看看阿拉伯媒体是怎么看待中西的这种区别的：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11月14日文章，原题：阿拉伯世界应向中国学习什么 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准就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观念。 过去30年来，中国让超过5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增长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正如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所说，世界还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的崛起。
中国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正如马丁•雅克所说的：中国的进步是一种几乎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历史的副产品。中国的崛起故事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感同身受的。这是一个耻辱和救赎的故事，一个自我转变的故事，而这种转变正是发展中国家所渴望的。
中国并非一直是现在这样的巨人。马丁•雅克说，中国人把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称为“耻辱的百年”。在那个时期，中国经历了经济衰落、近乎分裂、耻辱和主权的逐步丧失。外国的干预和占领是其衰落的最重要原因。
那么中国是怎么做的呢？在为五千年历史骄傲的同时，他们承认了自己“耻辱的百年”。在对低人一等的状况进行了反思之后，他们产生了一种危机和紧迫感。他们感到，必须务实地重新阐释自己的根本信念、世界观以及国家对于自己是谁、想成为什么的认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领导人选择了更加务实的道路，实施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于是迎来了现在看到的中国的成就。
中国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不是一个没有挑战和批评的国家。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展模式仍为阿联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了许多可供政策借鉴的地方。
阿拉伯地区与中国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被殖民的历史，都有一种核心思想体系的影响——中国是儒家思想，阿拉伯世界则是伊斯兰教。两个社会都重视团结与和谐的重要性。
尽管存在许多社会和政治上的类似之处，两者的经济发展能力却有着本质区别，这也随之反映到政治和军事能力上。这就是阿拉伯世界能向中国发展模式学习的地方。
其实，正如艺术文化是相通的，人类的理想[既: \"恒常、实质、永恒的外观或现象特质概念\"]与审美观是必然相通的，名称上的左右并无任何可以确定的意义。从经济基础的哲学观来看，真正可以划分的＂ 派＂，是为普罗大众的大同理想（人民利益与民主的发展）或者为私利与统治阶层（私有等级利益的发展）这两＂派＂而已。所以，人类理想探讨的鼻祖柏拉图才会 说:＂完美的概念只能在现实生活中以不完美的镜像展现＂。
西方经济民主文化水平高一些，赞成切.格瓦拉的理想主义的人反而会比中俄和其他过去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解和信仰理想的人多，反对资本主义垄断的人也 是西方知识分子比中国的更有见识，原因就是大同理想（虽然资本主义统治全球是主要的现实）既是高尚无私光明正大的，也是与他们的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的程度 阶段相适应的。
个人浅见: 理想可以超越现实，社会基础却总是落后于理想和现实的，看这么滞后之下的左右混战，不如看他们所为的对象是谁。一个高喊全面私有化的领导人，如果不去为自家和亲宦的利益而贪污滥权，那一定是发生了个人的行为与其理想的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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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安
确实是十分有意义的对比和对东西方关于影响力的分析。
中国“天人合一”和 “物我同化” 的传统和谐文化哲学观念创造的是＂内圣＂思想，虽然少数人也期望过兼备＂外王＂的能力，但那样显然与这种传统的和谐文化相矛盾，结果就是用文化的同化能力取代了对外侵略开疆劈地 (大不了不理睬那些化外之地上面的蛮夷)。
而西方在希腊人本精神和庞大的基督教原罪与宗教战争的征讨思想影响下，没有对外杀掳奴役的精神限制和罪恶感，而转变成为进取和控制的物质与权利的诱惑力与（个人）英雄情节。
所以说，当后者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的时候，两者相碰撞的结果就是中国文化无法说服对方也无法战胜，只能受到重挫。这自然让人想到如何选择的问题，谁 去同化谁的问题，也就又回到了生产力和文化的辅成与软实力和硬实力如何真正通过社会检验的问题。—–恐怕只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强盛，才能给出乐观的答案。
問題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文化却悠久连贯。中國是否可以放棄自己的傳統文化，而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呢﹖
反中共的余英時教授在《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一文中讲述了他的研究结论：＂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一旦盡棄其文化傳統而重新開始。克拉孔曾指出， 一個社會要想從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來，是不可想像的事。離開文化傳統的基礎而求變求新，其結果必然招致悲劇，德國1919年所頒行的魏瑪憲法便是顯 例。＂
这个结论与陈寅恪的”亡国尚可复国，中国文化亡，则皆不可复” 有着类似之处。
继续这个话题，看看阿拉伯媒体是怎么看待中西的这种区别的：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11月14日文章，原题：阿拉伯世界应向中国学习什么 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准就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观念。
过去30年来，中国让超过5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增长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正如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所说，世界还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的崛起。
中国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正如马丁•雅克所说的：中国的进步是一种几乎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历史的副产品。中国的崛起故事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感同身受的。这是一个耻辱和救赎的故事，一个自我转变的故事，而这种转变正是发展中国家所渴望的。
中国并非一直是现在这样的巨人。马丁•雅克说，中国人把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称为“耻辱的百年”。在那个时期，中国经历了经济衰落、近乎分裂、耻辱和主权的逐步丧失。外国的干预和占领是其衰落的最重要原因。
那么中国是怎么做的呢？在为五千年历史骄傲的同时，他们承认了自己“耻辱的百年”。在对低人一等的状况进行了反思之后，他们产生了一种危机和紧迫感。他们感到，必须务实地重新阐释自己的根本信念、世界观以及国家对于自己是谁、想成为什么的认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领导人选择了更加务实的道路，实施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于是迎来了现在看到的中国的成就。
中国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不是一个没有挑战和批评的国家。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展模式仍为阿联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了许多可供政策借鉴的地方。
阿拉伯地区与中国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被殖民的历史，都有一种核心思想体系的影响——中国是儒家思想，阿拉伯世界则是伊斯兰教。两个社会都重视团结与和谐的重要性。
尽管存在许多社会和政治上的类似之处，两者的经济发展能力却有着本质区别，这也随之反映到政治和军事能力上。这就是阿拉伯世界能向中国发展模式学习的地方。
其实，正如艺术文化是相通的，人类的理想[既: \"恒常、实质、永恒的外观或现象特质概念\"]与审美观是必然相通的，名称上的左右并无任何可以确定的意义。从经济基础的哲学观来看，真正可以划分的＂ 派＂，是为普罗大众的大同理想（人民利益与民主的发展）或者为私利与统治阶层（私有等级利益的发展）这两＂派＂而已。所以，人类理想探讨的鼻祖柏拉图才会 说:＂完美的概念只能在现实生活中以不完美的镜像展现＂。
西方经济民主文化水平高一些，赞成切.格瓦拉的理想主义的人反而会比中俄和其他过去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解和信仰理想的人多，反对资本主义垄断的人也 是西方知识分子比中国的更有见识，原因就是大同理想（虽然资本主义统治全球是主要的现实）既是高尚无私光明正大的，也是与他们的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的程度 阶段相适应的。
个人浅见: 理想可以超越现实，社会基础却总是落后于理想和现实的，看这么滞后之下的左右混战，不如看他们所为的对象是谁。一个高喊全面私有化的领导人，如果不去为自家和亲宦的利益而贪污滥权，那一定是发生了个人的行为与其理想的精神分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