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2012年11月21日

“凯文为什么选了那个中国女人？”

　　“因为那个女人告诉他身体有病。”

　　“我们查了那个女人的血液报告，没有艾滋病。”

　　“噢，他知道吗？”

　　“约翰采访时告诉他了。”

　　“那还有谁呢？”

　　“我们也在追查。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凯文被传染上了？”

　　“教会有人传口信来，说他HIV阳性，病得很重。我从来不相信父亲的话，即使他给我看凯文的血液报告，我也怀疑报告是假的。甚至怀疑这事儿是我父亲干的，他一直想置凯文于死地。”

　　“不要把你的父亲想得那么坏。他是爱你的，你要理解他。”

　　“你说什么？”艾玛双脚蹬地，破口大骂，“亏你说得出口，做女婿梦做昏了头！既然凯文得了绝症，我求父亲让我们见上一面。我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说，请你原谅他，也原谅我，这是最后一面，我保证，最后一面。父亲说，你死了这条心吧！永远把这个男人从你的记忆中抹掉，否则，一直关你关到他死掉。你说父亲爱我，叫我怎么相信？”

　　“唉，我说，要是我有这样的父亲，我也会绝望的。这些天来，你做得真好，一点破绽也没有让你父亲发现。”

　　她即刻拉长了脸，双手叉腰，唾沫四溅地说：“你别说得那么好听，走啊，带我去见他呀！我们怎么还不走啊？”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三人早早到意大利饭店去吃晚餐。我和约翰吃碎牛肉面条，艾玛要了一块披萨，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像是抢来的一样。她不停地催我们上路，约翰和我都不理她。其实，我也很激动，唯一担心的是，艾玛无法接受凯文当了神职人员，再寻短见。

　　约翰开车带我们去，艾玛坐立不安，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她说了很多憋在她心中多年的话，也不管我们是否感兴趣，她的话就一泻千里，赤裸裸不加遮掩。

　　我们老远就看到了高耸入云的十字架，白色的荧光灯在漆黑的天幕上渐渐化开，好像另外开辟了一片天空，星星闪烁，一勾弯月，细得像女人妆后的秀眉。

　　远处传来海涛拍岸的声音，强一阵弱一阵。十字架的光辉，好像海上引路的灯塔那么远，那么亮，开了很久才到达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