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2012年11月12日

　　老板等在护士工作台前面，走来走去，焦躁不安。他老了许多，脸色憔悴、目光呆滞。见到我，他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拉住我的手，什么问候都没有，指着通道说：“重病房，最后一间，快去！”急诊室里到处是人，酒精味很重。我二话没说，跑步，从人群中穿过去，一口气跑到病房门口，被一个高大的看守挡住。

　　“证件，先生，请出示证件。”

　　“艾玛住在这里吗？”我回头望去，老板已经走了。他为什么走得那么快？为什么把包袱丢给我？  

　　“我们正等着你呢！”黑人看守笑着说，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一边把证件还给我。那一身黑制服，宽宽的黑皮带，腰后插着一把手枪，令人生畏。

　　“等我？为什么？”

　　“她的父亲说，你住得很远，坐飞机过来的。”

　　“对啊，对啊，刚下飞机，直奔医院。现在可以进去吗？”

　　警察伸出一条手臂，恭敬地做了个请的姿势。 

　　“艾玛！”我一边走进病房，一边呼叫她的名字。床头灯亮着，四周一团黑。我不知道她是昏迷还是在睡着。床的四周都是仪器和管子。艾玛闭着眼睛，瘦得皮包骨头，身上盖一条白被单。管子的黑影弯弯曲曲投在白被单上，好像一条条毒蛇，把她缠住。

　　“艾玛，艾玛，我是汤姆。”

　　她动了动，把脸转向一边。我走到床的另一边，继续呼叫她。

　　“出去！我不见任何人。”她的眼睛仍旧闭着，把脸转回去。她左手腕上绕了厚厚的白纱布，里面显然是伤口。她的四肢都被绑在宽宽的皮带上，除了头部，身体不能动弹。

　　我问看守这是怎么回事，让他把皮带松开。看守耸耸肩膀，两手一摊，叫我找护士。我走到床头去按红灯，对艾玛说：“凯文叫我来看你。”她的肩膀动了动，微微睁开眼，“呸”的一声朝我啐口水，“滚出去”。

　　护士进来了，拧亮了屋顶灯。她30岁左右，和艾玛差不多的年纪，金黄的头发罩在白色的帽子里面，戴无边眼镜。“你一定是林先生？”她笑着说，“我们等了你好久。”

　　“干嘛要等我？”

　　“因为她父亲说，你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

　　“是啊，是啊，还可以，不算太远。”我应付着，觉得她和看守一样，话里有话，只说半句，好像明知我的身份与艾玛的关系，故意藏起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