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云起我怕谁 金水桥上看虚无 （《雪》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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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从来不存在独立的相互排除的绝对斗争性和相对同一性，绝对普遍性和相对特殊性。矛盾斗争绝对化正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残酷实践的哲学基础。
      “啊啊，鸽子又折回来了，鸽哨多好听！”
      她扶着汉白玉栏杆看毛泽东画像，泪眼婆娑。毛泽东被泪水泡着，白亮一片，渐渐膀了，扭了，虚了。
                                --蘑菇云起“我怕谁” 金水桥上看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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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中，百里玉妆和何伟雄一宿没合眼，有今日没明日地放纵，倾谈。
  清晨时分不得不告别，何伟雄要急赴北京。
  出古城向南多是下坡路，自行车骑得倒也轻快，何伟雄想着百里玉妆临别的话：“我胸前抱着火，脊梁背着冰，与你每次相见都可能在诀别，快去快回呀！”
  过昌平赶上大顶风，加上骑辆机关有人抢没人修的破车，滞滞扭扭，不得不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身子像掏空了，气喘吁吁，脚也疼，一瘸一拐，上下眼皮打架，天地恍恍惚惚，于是想歇歇脚，眯一会儿。见路旁有座废弃的砖瓦窑，就放倒自行车，钻进去，找窑膛和烟道的连结处蹲下。大风在窑口奔突呼啸，这里避风，碎砖上积了厚厚尘土。想睡却睡不着，想起没来得急看的百里玉妆的研究提纲，就从帽里子的垫层抠出来。是张稿纸，正反面密密麻麻写着娟秀的文字，许多地方改动过。
               马列主义哲学的拐点
  马列主义认为，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是绝对的，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对的，其实是把斗争性与同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从具体的现实的矛盾统一体中分裂开来。在具体的现实的矛盾统一体中，斗争与同一、普遍与特殊的条件都是相同的；斗争与同一仅仅表明矛盾双方相反的发展倾向，普遍与特殊仅仅表明矛盾双方的依存关系；矛盾从来不存在独立的相互排除的绝对斗争性和相对同一性，绝对普遍性和相对特殊性。矛盾斗争绝对化正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残酷实践的哲学基础。事实上，两个对立的阶级，比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除了斗争的一面，还存在相互磨合、依存的一面，也就是同一的一面。社会变革并非单纯由绝对的矛盾斗争性、对抗性实现。古今中外无数史实表明，如果万变不离其宗的矛盾斗争绝对化哲学大行其道，必然导致大灾大难。相信人类有智慧有能力最终把握自己的命运。
  夫妻争斗和夫妻吸引家家都有，如果一味争斗，弄得遍体鳞伤，元气大丧，会使吸引变得脆弱，稍稍给个推力夫妻关系就可能解体，或者名存实亡，或者法律离婚；这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夫妻的吸引力大于争斗力。不要小视同一性，同一性经常起主导作用，决定着事物的本质。就是说，矛盾是斗争中的同一，同一中的斗争，绝对中的相对，相对中的绝对，都是由作用于双方的相同的条件决定的。难道夫妻关系不是这样的吗？向自己向身边看看，这个困扰许多人的哲学问题并不难理解。可是竟能遮人耳目以售其奸，大范围地长久地兴风作浪。
  她不止一次强调：“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或者被打杀或者圈进牢笼，圈进牢笼的死神随时可能敲门，仅存狭小的思考空间，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就噤若寒蝉，哪能像铁窗里的你我！我尽量履行一个百姓女儿的义务，这，别人看来好笑，我却那么执拗！思想的偏激和思想的懦弱意味着生命的枯萎，自取灭亡，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百里玉妆信誓旦旦：“我死了你也要思考。中华民族的觉醒必成大势。历史将证明一切。”
  何伟雄个打盹。突然，胸里一热一疼，好像衬衣口袋里装着的两条性命在拱动，就使劲扑棱脑袋，抽嘴巴，骂一句脏话，手脚并用爬回公路。
  “一定要找到孙韶华！”他默念着，搬起自行车，在后衣架绑牢棉帽子，顶风上路，不管浑身出多少汗，嘴里灌多少沙。
  北京如此地遥不可及……
• 附：江郎才尽时
• 江郎才尽时
                      抱峰
  鄙人向来没有江郎那样的“五色笔”，只提一支单色秃笔划拉些粗陋的文字。
  《雪落轩辕台》第五十一章原题是《弱女柔肩担道义 铮铮男儿泪沾襟》，主要写：面对百里玉妆的生与死，孙韶华或为人或为鬼的思想冲突，几个大男人束手无策的焦急痛苦。但是，这次修改遇到了不曾有过的情况：所搭的框架根本装不下人物性格的扩展！怎样扭转？必须重写，重写吧，没了激情，没了信心，加上酷暑煎熬，于是产生了莫名的恐慌。戳穿了，连那支单色秃笔也没毛了！
  不久赶上伦敦奥运会，就没黑天白日地追着看，也算个营生，可是孙韶华的影子总挥之不去。熬到奥运会偃旗息鼓，余波消逝，仍一片茫然，抓耳挠腮。又过了许久，突然想：这篇小说对中国的帝王情结、个人崇拜点染得不够，问题至关重要，便计划让孙韶华充当这方面的角色，稍后作了必要准备。准备来准备去又改变了主意：这不陷入了中国传统长篇小说模式定型的老套么！
  中国传统长篇小说人物并列者众多，各自的故事较少穿插，多靠行为故事演绎，缺乏自我矛盾、心理描写、起伏跌宕，往往一种性格特征贯穿始终，少发展不飞跃。创造的艺术人物，说典型也典型，说生动也生动，却犯了忽视社会人以及万事万物的复杂性以至多变性的大忌。如果书中人物好就好到底，坏就坏透腔，怪就怪得无以复加，红了绿了一个颜色，主要人物性格应该升发却不见了下文，本来还有好戏却草草收场，因而人们很难获得教益的超越。事实上，这反倒容易偷懒，只要循着事先设定的路线，选取少有变化的种种罗列，甚至人物不分主次、以多取胜就行了。
  中国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如林黛玉的多愁善感、王熙凤的泼辣刁钻、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李魁的鲁莽斗狠等等大体上为一种性格的重复和强化；人们津津乐道这些人物，万古相传，反衬出不啻为有效的被认可的创作方法。历史纪实性的长篇小说有情可原，而纯牌的创作小说《红楼梦》处处因习，贾宝玉、林黛玉过早退出了尚有好戏大戏可演的人生舞台，不能不留下久远的遗憾。如果从人的社会性分析，从长篇小说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巨大库容分析，考虑到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不断进步，考虑到中国与世界艺术理念的碰撞与融合，另辟蹊径也就在所难免了。学习古人，不苛求古人，今人不应墨守成规，无所作为。
  客观地说，这个美学思想在写百里玉妆时自自觉不自觉地得以贯彻，所以才有了爱而不敢爱、多思而踟蹰、重生与轻生的复杂性格的反复强化和阶段性攀升，飞跃。那末，为什么对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孙韶华的描写就邯郸学步，把她当作极端政治的典型，其性格没有质的、部分质的飞跃呢？
  所以依习惯思维再次设定：小说中的孙韶华或者顺着极端路线走到底，走出彩，或者蜕变成极端政治的觉醒者，叛逆者。这，似乎开窍了，可是仍然四顾茫茫，难以决断，恐慌再次袭扰萎蘼的神经。
  掐指头算，耗去一个半月了。耗的什么？有限的生命。急，急不得，不急，耗不起。
  “别再强迫孙韶华了，让她走自己的路吧。”万般无奈向自己说。这样，顺着她，领着她，拿出吃奶的劲儿完成了八千多字的重写稿，舍弃了那几个大男人的后续故事。
  写是写出来了，后怕也接踵而至：本应较深入开掘的人物性格几乎因江郎才尽马虎成篇！
  后怕也是恐慌，大约欲体验写作苦乐的疯傻者都与恐慌结缘。
  后怕、恐慌过后，完成重写稿过后，思路渐有起色，或者说明晰多了：必须承认，中国传统长篇小说人物的模式定型、即单一人物性格在一个阶梯上的重复、强化，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的印象特别强烈，所以是一个长篇小说成功的创作方法，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绝不能以西方古典名著加以否定。在世界长篇小说人物艺术长廊里，林黛玉等等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物群像同样占踞多个席位，光彩夺目。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并存才是正理。写作时该怎样就怎样；进而使两者恰当融合，伺其情况吸收各自的长处，才有可能逐步接近理想境界。文学创造层出不穷。
  打个比方。我家门前的枣树是土生土长的品种，根深干粗，特别适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长出的枣却偏小偏酸，就保留几个枝杈，砍去其余枝杈，嫁接了几种甜枣接穗。树冠蹿得很快，开的花混合了奇异的芳香，果实挂满枝头，有的红了，有的湛绿，吸引了许多孩童。自然树上的枣日渐减少，落了一地青叶。但当初的选择没错。不失根本，眼光向外，求新求变，为嫁接效应。
  第五十一章新题：《蘑菇云起“我怕谁” 金水桥上看虚无》。是骡子是马，仰赖他人慧眼。
  这里又冒出个问题：江郎为什么才尽？依我的想法，是因为认为自己太有才了，抛弃了知识的积累，不断的进取，敏锐的感悟。鄙人无才，仍很糊涂，热切得到救援。
  唉，又一个凉秋，“世无千般好，但看一月圆”了。
•                     （201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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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一弘 (2012-10-08 23:40:06)

欣赏，渐渐发现中国人的良知在那个时代，迷失了太多。

抱峰 (2012-10-10 09:39:26)

一弘大师，许久没这样称呼你了。正如海云所说，遇到了瓶颈。你说得好，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良知迷失得太多。回想起来也是一笔财富。站远了看，才能看真切。有的问题非常重要，比如矛盾斗争无条件的绝对性，至今仍有许多人不明了对与错。似乎是个禁区。用这样的方法作指导哪能不出乱子。可是写在小说里未免过于说教，我没办法摆脱。好在，大量的描写不是这样的。谢谢！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