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生活在别处—— 继续前行
度假回来没两天，就接到罗兰德打来的电话，邀请他们周末去他家做客。
电话里他告诉凯敏，他新近刚被一家德国大型连锁超市聘请，作为中国地区的总负责人，两个月以后——也就是金秋时节——他将带着太太一道到中国去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毫无疑问，这家跨国公司之所以选中罗兰德，正是看中了他长期负责与亚洲尤其是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我太太对这次的中国之行很期待。我相信，她学的那些中文，这次也将会派上用场了！”罗兰德在电话那头爽朗地笑着说。
听到这个消息，凯敏一家都很兴奋。
这天是少有的好天气。
罗兰德夫妇把后院布置得有如过节。除了凯敏一家，还有另外几家德国朋友，其中有些是罗兰德以前和现在的同事。
因为有罗兰德夫妇即将开始的中国之行，又有凯敏一家中国人在场，聚会中话题自然离不开中国。
罗兰德讲起了多年前他第一次到“红色”中国的往事。
那一次，他随一个高规格的访问团组访问中国。其间，按照事先安排，参观了一所幼儿园。
在看完了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的歌舞表演后，已接近午饭时间。访问团的一位成员好奇地询问，孩子们中午吃什么？陪同征询了幼儿园负责人的意见之后，临时安排团组成员去参观一个小班，看看孩子们的午饭情况。
没想到，所有访问团成员在满足了好奇心的同时，都受到了一次程度不等的“文化震惊”。
幼儿园科学合理的食谱自不必说。让所有人目瞪口呆、震惊不已的，是孩子们超常的“听话”表现。
那个班的孩子平均年龄才三岁多一点。他们在饭前，先是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上厕所，再规规矩矩地排着队轮流洗小手，然后，又排着队安安静静坐到饭桌前，自己一勺一勺地吃饭。其间，除了老师不停地发出指令，没有一个孩子打打闹闹、东奔西跑，甚至没有大小便需要的孩子，也乖乖到厕所上蹲一下，再下来。
如此年幼的孩子，被训练得如此讲规矩、守纪律，在访问团成员们的眼里，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谁说德国人的组织纪律性最强？和中国孩子比起来，应该甘拜下风！
访问团成员们大多属于德国知识分子阶层，并且是第一次到中国。其中，有位专门研究德国文化巨人歌德的教授，联想到歌德两百年前说过的话：“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德国人）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 还有歌德对德国人的准确评价和精辟剖析：“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理智，而整体却常常迷路。”
实地的耳闻目睹与伟人的睿智论述一挂钩、一对比，产生的震动犹如原子弹爆炸：一个国家的孩子尚且如此，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又会是怎样的？这样的人民，如果在一个人类崇高理想的鼓舞下，由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权所领导，将会发出怎样排山倒海、惊天动地的力量来影响整个世界？
这教授私底下与罗兰德谈起自己的想法，罗兰德不但不表示赞同，相反还很不以为然。
尽管他也对孩子们的表现同样感到震惊——以前他对此未所未闻，但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上升到如此高度去联想、去比较、去推论。他不赞同这种“窥一斑而见全豹”、以偏概全的论事方式。
童年在台湾，他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到了很多真实的、往往被人忽略的东西。他不认为中国人个个都象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处处讲规矩、守秩序，倒是这幼儿园孩子们的表现折射和放大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里的一个核心：顺从和听话。
童年时，罗兰德曾随传教的父母到台湾生活过六年。他的中文，是在台湾小学里，跟一位北京来的国文老师学的。
在他的记忆里，那真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
台湾的老师和同学都对他十分热情友好，有时甚至网开一面。而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也基本上是大而化之，既不细致，也不严厉。他们只给他定下一条基本原则：听上帝的话，贯彻自己的意志。按他自己的理解，那就是，除了听上帝的话，其他一切都听自己的。可是，上帝的话语提纲契领，高高在上，离他遥远。而那些最重要、最具体的关于玩什么、怎么玩的事，上帝又没顾上说或忘了说，他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兴致去做。
对一个孩子来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事呢？
不过，他很快发现，台湾的孩子和他不一样。他们走到哪儿，都被教导要“听话”，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他闹不懂，一个人走到哪儿，都要听别人的，还怎么能“贯彻自己的意志”？
他因为要“听自己的”，曾经跟别人发生过几次小冲突。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大字课。
那次，国文老师一板一眼地教学生们如何识砚、如何磨墨、如何握笔、如何运笔。罗兰德对手上的毛笔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他只鳞片爪地只听了个大概，就急不可捺地提笔写了起来。
那带毛的柔软笔端让他着迷，或轻或重、或顿或抑，完全可以兴致所至，信马由缰。为什么非要按老师教的那样，什么“悬针”、什么“垂露”的一笔一划呢？他觉得自己偏锋运笔、粗细随意，同样好看。
他的同桌受他的影响，也如此这般随心所欲地即兴发挥。结果，交作业时，老师拒收，让他们回家重写。理由是：没按规矩写。
罗兰德不明白，他完全尽了自己所能，写得这么认真、这么尽兴，为什么不收？
他站在老师讲台旁不走，为自己据理力争：那些写字的罗嗦规矩究竟是谁定下的？那第一个写出毛笔字的人，难道一开始就受人肯定吗？他罗兰德写得横是横、竖是竖，为什么就不被承认和接受？
最终，老师收下了他的作业，但仍然拒收他同桌的作业。
罗兰德知道后，硬从老师那里要回了自己的作业。他不想搞特殊，受关照。以往，他对自己受到的种种优待处之泰然，这回，他不愿意。
与国文老师的争执倒在其次。让他惊讶的，是他和他的同桌回到各自家里，受到的不同对待。
他把他那些被老师称为“鬼画符”的作业拿给他根本就不懂书法的父母看，得到的是他们由衷的惊叹和夸奖。那些毫无章法可言的大字，在他们的眼里，无异于天书，妙不可言。
罗兰德诚实地告诉父母，那是被拒收的作业并和盘托出了被拒收的原因。父亲没有责备他，而是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是上帝不怪罪的，你都可以去试一试。”
很多年以后，他才渐渐明白了这话里的含义：做人，以上帝的行为要求为规范，做事，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发挥。
他的同桌远没这么幸运。他亲眼看见，他同桌的妈妈——那个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每次去都会给他端上一些中国小点心的中国太太—— 一反常态，气急败坏地扯着那些大字作业，用竹笋似的尖手指把同桌的小脑袋戳得象捣蒜，她咬着牙说：“叫你听话啦！你就是不听啦！你想死呀！”
结果，他眼睁睁地看着同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那些大字重新工工整整地再抄了一遍。
这件事对罗兰德童稚单纯的心冲击极大。直到长大成人以后，每回想起这一幕来，他都感到困惑不解。
为什么凡事都要按别人说的去做？别人的话难道都是对的？他喜欢写大字，如果按自己的兴趣一路写下去，谁能保证有朝一日，他不会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书法家呢？
或许是因为这一不愉快的小插曲，让罗兰德很快对大字兴味索然。
十二岁那年，他随父母回到德国。之后，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教士，而是进了商学院。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公司，一直负责亚洲地区尤其是香港地区的业务往来。
他的中文并没有帮上他太多的忙。因为在香港，没几个香港人能听懂带“儿”音的、正字腔圆的中文，更没几个香港人会说带“儿”音的普通话。
罗兰德兴致勃勃地说着这些与中国有关的往事，凯敏夫妇听着，觉得既亲切，又陌生。
罗兰德请来的客人，都是德国较高层次的商人。与他们交谈，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对中国市场所抱有的极大兴趣。但他们所提的问题，仍然脱离不开人权问题、民主问题、西藏问题甚至吃狗肉问题。凯敏夫妇此时发现，西方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杀伤力，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对吃狗肉问题，罗兰德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通达和包容。他说：“西方人一致谴责中国人吃狗肉，但他们却很少或根本不去探究这其中更深的原因。你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为什么所有中国餐馆在显眼处都会摆放一个大鱼缸？”
佳颖说：“那和中国的风水说有关。中国人认为，在合适的地方摆放鱼缸，可以带来吉祥，财源广进。”
罗兰德问：“为什么偏偏是鱼缸，而不是什么其它的动物或植物？”
大家都怔愣了一下。还没人细想过这个问题。
罗兰德说：“我做过调查，绝大部分中国餐馆的老板都是从沿海地区漂洋过海出国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渔民，或渔民的后代。鱼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在他们眼里，鱼当然就是吉祥物了。虽然这些人不再靠打鱼为生，但作为一种文化或习俗，这一切被保留了下来。狗从来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因此永远无法代替他们心目中的鱼。而德国就不同了。德国在历史上曾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人们非常看重狗，喜欢狗，这是自然的。直到今天，德国人还钟情于一切与速度有关的创造和制造，这难道与德国人的狩猎历史没关系吗？我认为，总是去谴责或试图去改变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传统和习俗是不明智的。对穆斯林不吃猪肉、对中国人吃狗肉，人们应该抱着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佳颖觉得，罗兰德是个看事情、想问题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他的视角总不同于常人。
赴邀请前，凯敏夫妇定了个简单原则：遇到宗教、党派、政治等敏感话题时，不要轻易直接亮明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尽量多听少说。
凯敏经济担保人“基督老头”、“基督老太”与凯敏因信仰不同的绝交、戛塔曼老师与艾凯在宗教方面的势不两立以及对他们进行的激烈争夺，都让他们感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对某些话题，人们还是有所禁忌的。德国人自己相互之间对持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政治主张的人都带有认真的排斥，更何况对一个持不同政治信仰的外国人？
他们选择谨言慎语，是因为他们很重视与罗兰德的友好关系，不想因为任何言语不慎，影响彼此的正常交往。
可是，这种绕着问题走的打算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不找问题，问题却来找他们。
饭桌上有几位客人谈起了最近德国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争论话题，其中涉及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客人问凯敏。
凯敏说：“我对这方面关注不多，谈不出什么有见地的看法。”
另一位客人问凯敏：“我想问你一件事：是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都有特权？比如，他们可以多有几个女人或男人，而且也有多生孩子的特权？”
“哪里！”凯敏清了清嗓子，郑重地说，“中国法律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共产党员也不能例外！”
“这我就觉得奇怪了。”那位客人皱着眉头说，“我看过原东欧一些作家的作品，其中反映一党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问题非常尖锐。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共产党追求的是‘共产’，当然也应该包括‘共妻’，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怎么他们反倒当起基督徒，限制自己，搞起一夫一妻制来了？我读过一些有关中国的书，了解到，中国皇帝都有三宫六院，嫔妃成群。中国民间，历史上长期以来也实行‘一夫多妻’。中国有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按理，共产党也应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或在男女问题上彻底开放才对，因为，那才符合他们的理想和教义。”
凯敏夫妇都被他说得一愣。在此之前，他们还真没想过，中国的《婚姻法》和“一夫一妻”制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两人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他。
这位客人又得寸进尺地问：“你们是不是心有余悸，不敢讲真话？众所周知，共产国家对言论控制极严。不过，这是在德国，你们不必害怕，完全可以畅所欲言。”
凯敏被挤到了死角，不能再不说话了。想了想，他讲了《盲人摸象》的故事，然后说：“就象美国人忌讳谈论种族歧视、德国人忌讳谈论排外一样，中国人也有自己忌讳的话题。中国绝不象西方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建议你们多花一点时间，先全方位地了解了解中国，然后再对它发表评论或提出批评，那样，或许会客观公正一些。”
罗兰德太太是个聪明人，赶紧出来打圆场，巧妙地转移开了话题。
事后，罗兰德太太特意向凯敏夫妇解释，那个提出“尖锐问题”的朋友，和罗兰德同属一个党派，都是德国执政党党员。可能是经常参加党派辩论会，那人患上了“职业病”，走到哪儿都喜欢跟人辩论。她郑重其事地请凯敏夫妇别太在意。
凯敏好奇地问罗兰德：“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加入你们的党派？”
罗兰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你想加入？”
凯敏说：“这我还没想好。我只是好奇，想了解一下。”
罗兰德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参加一些党内活动。”
凯敏说：“好啊！”
罗兰德态度审慎地看着凯敏，问：“有个问题，我想先问问你。如果不方便，你可以不回答。”
凯敏问：“什么问题？”
罗兰德说：“是关于党派的问题。我们知道，不同的党派，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敢于宣称，自己能够代表所有人的利益。那么，那些认为没有被代表的人，就可以向当权的党派提出质疑甚至反对，在西方，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不允许人们对执政党提出批评和反对？”
凯敏沉吟了一下，说：“你不是马上要到中国去工作一段时间吗？我建议，你还是带着这个问题，到中国去，实地了解一下。”
回家的路上，佳颖问凯敏：“你真的想去参加他们的党内活动？”
凯敏说：“为什么不呢？”
佳颖说：“别忘了，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凯敏说：“你也别忘了，党派的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对他们真正了解吗？既然现在有机会，去看一看，见识见识还不行吗？我又没说要加入他们的党！”
佳颖说：“当心，别一不小心被他们给‘和平演变’了。”
凯敏没有接茬。
突然，他大声唱起《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京剧片断。一踩油门，汽车象离弦的箭，向前冲去。
< 全文完 >
| henrysong (2012-07-10 18:1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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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地下党员准备打入敌人内部啊。 ：） |
| 木桐白云 (2012-07-10 21:3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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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了？意尤未尽。 |
| 幸福剧团 (2012-07-10 23:2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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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还有暗喻呢 |
| 予微 (2012-07-11 03:1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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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还要进入另一个高潮，怎么此文就此打住？ 另开新篇？期待！ |
| 呢喃 (2012-07-11 11:5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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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看到你的来信，夏天不回中国受罪了，去周边国家度假。 |
| 刘瑛依旧 (2012-07-11 16:1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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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 |
| 刘瑛依旧 (2012-07-11 16:17: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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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出来了？ |
| 刘瑛依旧 (2012-07-11 16:1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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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等着！ |
| 刘瑛依旧 (2012-07-11 16:18: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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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愉快！ |
| 刘瑛依旧 (2012-07-11 16:2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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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里，有一层境界，叫做“意犹未尽”。 看来，我达到了？ |
| 呢喃 (2012-07-11 20:4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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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祝你度假玩得开心！ |
| 老来天真 (2012-07-16 17:2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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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很过瘾，期待很多精彩！接下来的可不会是007吧！象杨子荣样的打入敌人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