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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敏：李鸣真教授医路芳华，中西结合

《李鸣真教授：医路芳华、 中西结合（2）》

若敏

1955年2月，经过六年半寒窗苦读（原定七年学制因国家急需医疗人才而提前结束），李鸣真迎来了毕业时刻。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她与胡佑华，这对情侣，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赤子之心，毅然在分配志愿表上写下了“远赴边疆”四个字。然而，组织上却决定将这对优秀毕业生留校：胡佑华被分配到第一附属医院矫形外科（后转普外科），李鸣真则进入了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

当时，第二附属医院还在建设中，医护人员每天要徒步往返于两个院区之间。解放大道上尘土飞扬，而这群年轻医生却走得意气风发。李鸣真后来回忆：“我们就像迁徙的候鸟，清晨踩着露水出发，傍晚披着星光归来。”

1955年11月，学校通知，符合条件的新婚教师可分得一室一厨的住房，但须在两周内入住。三对新人紧急“备战”，李鸣真用母亲给的200元置办嫁妆：一套新衣、两件衬衫、一件手织红绒线衫，剩下的钱刚好买了些喜糖。学校借给他们双人床、桌椅，这就是全部家具。

（新婚的李鸣真教授和胡佑华教授在新房里）

11月25日，在裘法祖、金问淇、宋名通三位医学泰斗的见证下，三对新人（外科胡佑华/妇产科李鸣真、外科张应天/妇产科顾美娇、儿科叶望云/沈志莲）举行了简朴而温馨的集体婚礼。胡佑华即兴表演的幽默小品《八笑》，将张应天的新娘顾美皎的娇羞神态模仿得惟妙惟肖，成了婚礼上最欢乐的记忆。

（张应天教授和顾美娇教授）

张应天和顾美娇的文章，请看下面链接：

https://atlanta.americachineselife.com/若敏《德医双馨，比翼双飞》

【初为人母：医者难自医的无奈】

婚后不到半年，胡佑华赴京进修，李鸣真只能独自面对妊娠反应的折磨。与同事顾美皎一个月就缓解的情况不同，她的孕吐持续了整整七个月，“每天早餐后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却还要坚持完成手术。”

1956年临产前夕，这位妇产科医生展现了惊人的专业素养。宫缩频率达到三分钟一次时，她独自步行去医院，途中靠在树干上调整呼吸。从发作到分娩仅用9小时，因全程保持镇定，被医生们称作“无痛分娩特优”。但新生儿不足3公斤的体重，却成了她心头难以消除的愧疚。

湖北人讲究“坐月子”，但对李鸣真而言，却成了奢望。为节省开支，她带着女儿住进武昌婆家，却因继婆婆缺乏育儿经验，不得不自己照料婴儿。“每天弯腰换尿布二十多次，落下的腰疼伴随了我后半生。”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张寄给丈夫的新生儿照片里，包裹孩子的红缎面被子，是家里最值钱的“奢侈品”。

【至暗时刻：一个人的战斗】

产假结束前三天，李鸣真迎来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同住的邓奶奶突发阑尾穿孔，必须紧急手术；襁褓中的女儿无人照料；医院托婴室又要求准备20块编号尿布……“那天夜里，我一边给尿布编号，一边听着孩子哭到嘶哑，泪水把墨迹都晕开了。”

更严峻的挑战接踵而至：产后56天，她就要值14小时的夜班，奶水很快干涸；5个月大的女儿在托婴室感染麻疹，高烧40度却异常乖巧，“像知道妈妈一个人不容易，连哭闹都省了。”最心酸的是某次探望时，她看到女儿正在把玩自己的粪便，“那些黄澄澄的小块，我还以为是饼干。”

这段艰难的岁月，锻造了李鸣真独特的行医风格。成为教授后，她特别体恤单身妈妈患者，常自掏腰包为贫困产妇购买营养品。“只有经历过，才懂得生育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她的研究生们都记得老师常说：“看病要带两颗心——一颗医生的心，一颗母亲的心。”

【团圆时光：初为人父的喜悦】

1957年春，胡佑华结束在北京友谊医院的进修回到武汉。推开家门时，邓奶奶的伤口已痊愈，半岁的女儿健康活泼地在地板上爬行。这位“迟到”的父亲立刻被女儿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发明了许多独特的亲子游戏：用双手托着女儿腋下高高抛起，起初女儿紧张得咬牙瞪眼，后来却在空中咯咯大笑；或者牵着女儿的小手做翻转动作，像表演杂技般让女儿乐不可支。这些游戏不仅加深了父女情感，也塑造了孩子勇敢的性格。

胡佑华还从北京带回了一磅粉红色纯羊毛线，李鸣真参照大嫂给侄女织的连衣裙样式，为女儿亲手编织了一套衣物。两岁那年，一家三口专程到汉口著名的“铁鸟”照相馆拍照。照片里，圆脸大眼的女孩形象被放大后陈列在中山大道的橱窗里，成了路人驻足观赏的风景。

（胡培怡医生小时候照相馆橱窗里的照片）

【转折时刻：中医研究的召唤】

1958年11月的一个上午，李鸣真正在手术室为患者做妇科手术。党支部书记杨达正推开门缝，轻声问道：“有个去北京学习中医的名额，你愿意去吗？”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让她心跳加速。想到能暂时离开闷热潮湿的武汉，到首都开阔眼界，她几乎没多想就答应了——完全没顾及两岁女儿的安置问题。

这一决定背后，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指示精神。卫生部迅速组建了全国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汇集了60多位医疗骨干，包括内科泰斗张孝骞教授等学界巨擘。在这群“大人物”中，李鸣真这样的住院医师只是“新兵”。

北京中医学院的条件远比她想象中简陋。学员们住在“工字楼”平房里，没有取暖制冷设备，最令人难忍的是厕所——露天粪坑式设计，粪便堆积如山，臭气熏天，夏季蛆虫横行。这与她心中的首都形象相去甚远。

教学条件也极其艰苦：没有固定教材，全靠课堂笔记。但师资阵容却是豪华的：《内经》专家任应秋、《伤寒论》权威陈慎吾、中药学泰斗王绵之等大师亲授课程。任应秋教授用生动的四川方言讲《黄帝内经》，让这位湖北学员受益匪浅。李鸣真撰写的《对“脾胃为后天之本”的体会》一文，还被收入人民卫生出版社的《西医学习中医论文集》。

【母女分离：风雨中的抉择】

为了专心学习，李鸣真把女儿接到北京，送进地安门附近的全托幼儿园。每周六接回，周日傍晚再送走。每次分离时，女儿抱着她的腿痛哭的画面刻骨铭心。一次周日傍晚大雨滂沱，同学劝她改日再送，她却坚持冒雨前行：“要让孩子明白，计划好的事情必须做到。”

在几次转园中，她发现一个心酸的细节：周末接回时女儿总是干净整洁，平日偶尔探望却常见孩子满脸污垢。这个发现让她夜不能寐，只能躲在被子里无声哭泣。可为了中医事业，她别无选择。

【思想蜕变：从质疑到笃信】

两年的学习让李鸣真经历了思想的剧烈转变。最初，这位有十年西医背景（六年半学习、四年工作）的医生对中医充满质疑：“阴阳五行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可能是科学？”她甚至自豪地说：“中医说得再好，宫外孕病人还是需要我的手术刀！”

可在临床实习时，她亲眼见证了中药治愈顽固性水肿、针灸缓解剧烈疼痛的奇迹，特别是在西苑医院，她系统观察到中医药治疗慢性病的独特优势。毕业时，这位曾经的怀疑者，已下定决心投身中西医结合事业，一干就是一辈子。

【临床实践带来的震撼】

在妇产科主任金问淇教授的坚持下，李鸣真参与了中西医结合门诊和病房工作。这位西医权威竟是坚定的中医信奉者，曾自学中医治愈了大批功能性子宫出血患者，还成功申请到卫生部“针刺促进排卵”和“中医药治疗卵巢功能性疾病”两项重要课题。

几个临床案例彻底动摇了她对中医的偏见：

• 顽固性子宫出血：一位绝育后的农村女干部，长期严重出血导致重度贫血，西医治疗无效，改用胶艾四物汤加减后，出血量逐月减少直至痊愈。

• 剧烈痛经：一位工人长期靠注射杜冷丁止痛，诊断为“真寒假热证”后，改用温经汤治疗，症状完全缓解。这一方后被开发为院内制剂“少腹逐瘀汤”，成为治疗痛经的“拳头产品”。

• 十次流产：一位连续八次流产、西医保胎失败的产妇，改用补肾健脾的“所以载丸”合“寿胎丸”治疗，成功足月产下健康婴儿。第十一次妊娠未用中医治疗时再度流产，有力证明了中医药的确切疗效。

【理论突破：宫外孕的非手术治疗】

最令李鸣真震撼的是，她一直引以为傲的手术刀，并非宫外孕的唯一出路。对出血量少、病情稳定的患者，在严格筛选下，采用益气养血、活血化瘀的中药成功治愈了数十例宫外孕，其中三位本院医护人员在治疗后都恢复了生育能力。一位既有习惯性流产又患宫外孕的患者，经过中药序贯治疗，最终喜得贵子。

“这些案例让我明白，中医药不是‘鸡叫天明，鸡不叫也天明’的巧合，而是一个亟待发掘的伟大宝库。”

【学术舞台的初绽】

1962年，全国妇产科学术大会在武汉召开。在金问淇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李鸣真将北京学习期间针灸治疗闭经的经验与动物实验相结合，完成了第一篇高质量的中西医结合论文。尽管初稿被金教授改得“满篇红”，但在反复打磨下，这篇《针刺治疗闭经》最终被选为大会发言。

当年轻的李鸣真站在璇宫饭店的讲台上，面对林巧稚等妇产科泰斗，从容汇报，清晰的理论、扎实的数据赢得了满堂喝彩。林巧稚教授当场赞叹：“后生可畏！金问淇教授可以高枕无忧了！”论文随后发表在《中华妇产科杂志》，标志着她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中西医结合的新认识】

通过这段实践，李鸣真对中西医结合有了更深的认识：

1. 整体观的重要性：中医辨证须全面考虑症状、病史、环境，不能单凭舌象等片面结论。

2. 手段的互补性：对急性大出血等危重症，西医手术是首选；但对慢性病、功能性疾病，中医药则往往更显优势。

3. 理论创新的可能：结合现代检测手段（如植物神经功能检查）能提升中医辨证的准确性，推动理论更新。

【意外的任命】

1964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杨达正书记突然找到李鸣真，神情严肃地传达了医院党总支的决定：金问淇教授亲自点名要她担任助手。

金教授当时已年过六旬，健康状况欠佳，李鸣真的工作很快从学术助手转变为生活照料者：取药、办理住院手续、联系会诊、病榻陪伴...这些琐碎事务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记得有一次，金教授因冠心病发作住院，李鸣真连续三晚守在病床前记录心电图变化。护士长见状感叹："李大夫，您这哪是助手，分明是亲闺女啊！"

尽管照料工作繁重，金教授从未放松对她的学术培养。最令她难忘的是金教授提出的创新设想："通过刺激泌乳穴位来抑制排卵"——这个将临床观察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的思路，为她日后科研工作开辟了新途径。

1964年深秋，在金教授指导下，她完成了《中医药治疗习惯性流产的临床观察》一文。这篇后来发表在《中医杂志》上的论文，成为她和金教授师徒情谊的最佳见证。

这段助手经历持续到1964年底，随着李鸣真被正式调入中医科而画上句号。

（感谢李鸣真教授和胡培怡医生提供资料和照片）

（完稿于2025年7月16日，美国亚特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