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县封城第四天中午，一个团的解放军终于赶到。
未受多大抵抗，他们就击破了围城的数千乌合之众。一波迫击炮、几排机关枪打过去，包括“浦东王暨讨鬼大将军”牛旺苗在内的百十人当场被击毙，农民军土崩瓦解，逃亡者、降伏者不计其数。O县之围立解，但封城远未结束。
占领县城后，解放军在全城实施了长达两个月的戒严，并在县警的配合下派兵下乡，持续不断地“肃清残余反革命”。据我本人极不完全的统计，因此被捕的当地人不下数百，被判死刑者超过五十人……
不过，这些与我们“上海市各界土改观摩团”并无太大关系。接受完三天走过场式的问询后，我们全团人就被军队护送过了黄浦江，回到了不知是天堂还是炼狱的大上海。
对我们这些外乡人而言，鬼毛人事件基本算是结束了。但对于O县诸公却远未结束。通过各种渠道尽量搜集信息，我记下了几位主要相关人士的后事或结局。
苏道长自焚于罗祖阁后，人们寻到了他和休留的焦尸。他很快被官方定性为“O县乃至全浦东反动会道门的总把头”。据《XX日报》公报，这位德高望重的宗教界人士根本就是“一条披着羊皮的老狼”，他“与美蒋特务狼狈为奸”，一手炮制了鬼毛人的谣言，污蔑领袖，装神弄鬼，杀人栽赃，煽动民变，实为O县一系列“反革命暴乱”的“幕后总司令”。在将这位长者锉骨扬灰，彻底打倒的同时，政府还借机整肃了O县宗教界。依靠深挖师承关系，他们陆续查封了全县以真武殿为首的数十处“有反动嫌疑”的道观和神庙。数百名道士、庙祝、女巫被勒令还俗并停止一切业务。全县的“封建迷信势力”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与苏道长亦友亦敌的宋祠忠则成了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据官报，身为O县统战部部长，宋显然未能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先。在暴乱早期，他又受到反动特务的蒙骗，负有失察之责。更不用提，由于他安置不当，保护不力，还间接导致了钱正红也就是阿土生巡视员被特务暗杀。但即便如此，宋祠忠还是为遏制暴乱献出了他和全家人的生命，不失共产党人的本色。故而，宋祠忠同志最终还是被官方追封为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于县烈士陵园，与他的弟弟宋精忠为邻。
莫伟雄的计策成功了：官方一番调查下来，宋家其余九具死尸全被算在了美蒋特务头上。但莫伟雄本人的日子并未因此好过多少。阿土生和宋家十口人的死全要他这个县公安局副局长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不用说在“人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出了真武殿这样的“反动特务老巢”。理所当然地，县城治安刚一恢复，莫伟雄就遭到了撤职查办。本以为将以渎职罪受审，判上两三年徒刑，运道好的话还能缓刑，然而事情偏偏节外生枝。也许是见O县乡间仍不时有小规模骚动，民怨此起彼伏，于是，华东局的钦差大臣们又帮莫伟雄挖出了几条新罪证，不过不是在O县，是在上海。据查，早在南市警局潜伏时期，莫伟雄就沦为了多面间谍。十多年间，他与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长期积极参与对革命志士的迫害，残忍地制造了多起抄家灭门惨案。于是乎，渎职罪加历史反革命罪，数罪并罚，莫伟雄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上诉权，就地枪决于O县。不晓得上刑场的那天，他是否还穿着那双沾血无数，却仍光亮可鉴的高档皮鞋？
O县几位人物的结局大抵如上。接下来略述“土改考察团”几位成员回沪后的事迹。
实业家郭鸿毅先生回到了他在外滩的总公司。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中，他公司名下各家工厂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被政府和工人强迫加班增产，低价销售同时支付高额工资。郭氏集团很快全线破产，彻底崩盘。4月的一天，响应市政府的五反号召，郭氏各厂的上百名“工运积极分子”冲进外滩总公司讨要说法和欠薪，顺便自下往上，一层层地打砸抢。当暴徒打进七楼的总经理室时，迎接他们的是郭鸿毅的手枪弹。击毙击伤数人后，郭先生从窗口纵身跳下，血溅中山东一路，享年五十四岁。
前大律师严杰先生继续在市区法院当“公设辩护人”。也许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52年初，他竟时来运转，千年难得打赢了一场大官司。在他理性与激情兼备的当庭辩护下，到场观众义愤填膺，许多人热泪盈眶，一致高呼“冤枉”。法官不得不顺应民意，判处一名杀人罪嫌疑人正当防卫，无罪并当庭释放。昔日的常胜律师、铁肩严杰又回来了！然而，就在下一次出庭时，严先生本人却成了被告。他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出“历史受贿罪”，据说是在1946到48年间收受了几名重罪嫌疑人“远远高出合理水平”的律师费并帮他们打赢了官司。最终，1952年6月，严先生被判有罪，开除公职，押往苏北农场进行为期五年的“劳动改造”。自此，我失去了他的消息。
比起两位须眉，前影星邹虹小姐的后事要幸福得多。借着市文化局命她参与接待“香港文艺界爱国人士”的机会，邹小姐与几位48、49年出国，如今已获英籍的故人重叙友情。在他们的帮助下，52年底，她假借文化统战之名获准赴港，趁机暗中取得了英国籍，自此永脱苦海。听说，如今她在香港电影圈如鱼得水，与邵氏公司签约，重新拍起了武侠片，一拍就是四五部。只可惜国内无法引进，欲再睹武侠皇后的风采，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随着这三位先后离去，香梅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了业：先是郭氏总公司的接待员，而后是严杰办公室的誊写员，最后是邹虹家的女佣。三位东家依次履行了诺言，待她都很友善，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社会贤达。香梅本来还有机会随邹小姐去香港，但为了我，她选择了留下。除了变得更加爱她，我对她的敬意也与日俱增。
刚回上海时，没费太大功夫，我就说服了双亲。一番接触下来，他们也觉得香梅不错，认为她的行动力正好能弥补我的优柔寡断。于是，52年新春，我和香梅举行了正式的婚礼。因为戒严，她的浦东亲戚来不了，就算来得了，香梅也不太乐意他们来。为了让新娘得到恰如其分的尊重，郭先生、严先生、邹小姐以及观摩团的其他几位难友临时充当了女方家的宾客。一时间名流云集，令婚礼现场蓬荜生辉。婚后生活很幸福。从O县带回来的那只小瓷狗被放在了我们的床头柜上。美中唯一稍嫌不足的是，香梅总是忍不住在各种场合叫我少爷。以此类推，她似乎也该称我父母为老爷、太太，但事实上却没有。她只喜欢叫我少爷。对于我这样一个中产人家的大兴少爷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奢侈而甜蜜的烦恼吧……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第三次失业后，香梅只能暂时居家，当起了全职小主妇。好在我本人工作还算顺利，去年年底结束了助教生涯，升任为归旦大学史地系的正式讲师。其中主要的功劳依然要归于我的恩师史继迁。
史师没死。一点没错，他幸存下来了！
那天在城下惨遭割蛋之后，史师被农民军中的一位老村医所救。除了及时为史师止血并包扎伤口之外，这位慈眉善目的老者还顺手收下了割下来的一对蛋，好像是拿去做某种特效药了……总之，靠着两百斤的体重和远高于常人水平的血红蛋白，史师撑了下来，和我们一起被解放军救回了上海。经百日疗养，他老人家身体的完全复了健，还轻了好几斤，正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
然而身伤易疗，心伤难愈。劫后余生的史师多了好几缕白发。一反早先的热情和健谈，他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尤其是绝口不谈一切与民族或苏联相关的话题。在52年春的高校“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归旦大学大会堂上，当着数百名同事学生的面，史师作了公开自我检讨。他痛陈自己过去深受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长年沉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中共的建国主张缺乏理解和信任，尤其是“严重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痛哭流涕地向全场保证：以后一定彻底肃清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和狭隘民族主义毒素，无条件信任和支持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完完全全放下知识分子的身段，诚诚恳恳向人民群众学习，老老实实做无产阶级的小学生。言毕，他把拐杖一扔，放下身段，竟真的当众跪了。与会众领导和运动委员会的头头们全震惊了，史师的表现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于是乎，一番劝慰安抚后，他们放他顺利过了关。
就这样，史师大教授兼系主任的位子保了下来，我也得以继续充任他老人家的副手。至于学术研究，已经没了。正如51年被“辟谣”的那样，52年起，包括归旦大学在内的全国所有院校强行统一改用苏联学制，社会学、民俗学双双被废科，一切研究和教学唯苏联马首是瞻，不得逾“马列主义”半步。学术已死。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专家全成了念经的和尚道士，被火烧着屁股翻来覆去地念个不停，打个不恭敬的比方，就像那天罗祖阁上的苏道长……
在所有人物当中，最后也最令我百感交集的一位是我的人生导师——钟少德钟警长。
若不是他，我怕是要客死异乡，即便活着回来，也不太可能和香梅共结连理。在鬼毛人事件中，钟警长可说是我们夫妻的头号贵人。所以结婚前夕，我们亲自上门向他敬奉了喜帖，诚邀他光临婚礼，做我们的证婚人。他收下了帖子，但“婉拒”了证婚：
“倷晓不晓得，这些年由我证婚的人现在在哪里？不是在牢间，就是在阴间，当然，好的也不是没，夫妻双双在苏北农场种田，就跟《天仙配》唱的差大不多。呵呵，讲讲白相相，不是触倷霉头，倷不要太当真哦……”
我和香梅几乎是听落了泪。证婚之议只得作罢。只要他能来，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然而婚礼那天，他并没有来。推说手头有急案要办，他让他的助手兼学生代为出席。那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刑警，高挑、干练、文静，甚至还有几分清秀，但不知为何，她身上隐约有种不协调感，仿佛强行糅合了某些极其矛盾的东西，白与黑、贤与愚、慈与戾，让我不禁想起了苏道长，虽然这两人应该毫无瓜葛……
钟警长托她送来了一份贺礼——一支派克金笔。朝战爆发后，这种高级文具在上海迅速断供，如今早已升格为达官新贵炫耀文化的特级奢侈品。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我很清楚其中的寓意。那是老神探对我唯一的期许。我决心不辜负他。
蜜月一过，我就借业余空隙着手整理笔记，打听搜集新闻，预备将我们一行人在O县的经历写成一篇纪实文。此时却惊爆出噩耗——钟少德死了！
1952年3月5日，他溺亡在了徐家汇的一条小河里，据报是在“追缉敌特”时失足落的水。享年五十二岁。
怎么可能？！无数大风大浪他都顶了过来，他怎么可能淹死在这种深不过两米的小河沟里？是遭人暗害？谁有本事把他害成这样？抑或，是自行了断？也说不通，若真要走这条路，他绝没有理由不用他的勃朗宁……无论如何，苏道长的预言是应验了。3月5日离罗祖阁大火确实不到一百天。而且钟少德走的确实是“水路”。他果真“功行圆满”，在斗姆元君的接引下升仙了？抑或者，他是存心拿自己的命，和苏道长，和这个世界开了最后一个玩笑？
不知道，完全无从判断，只能说，这位传奇人物的存在和毁灭都大大超出了我的理解力。面对时代之谜，身为一介史家，我所能做的无外乎心存敬畏，同时作尽可能忠实的记录。
所以，历时一年，我写下了眼前这篇文章。
本来全文就此作结。却不意，完稿前夕又爆出一条突发要闻，是关于一位神。
自回沪至今，鬼毛人的消息我听到了不少。从浦东到江苏、安徽、山东，江淮流域多地都传出了割蛋谣言，各具风土特色，弄不大清到底是谁传了谁的谣。不过紧随其后的倒是千篇一律：辟谣、镇压、“反动会道门”、“美蒋特务”……最奇怪的是，这一年下来，我没发现任何与罗祖天尊相关的新闻，一条也没有。
直到1953年3月5日，也就是钟少德的一周年忌日，全国官媒齐声报丧：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大元帅逝世了。
罗祖天尊驾崩了。据民间传说，祂老人家的肉身能活300岁。事实上却只享年75岁，少活了225年。另传，一闻丧报，毛泽东主席当场嚎啕大哭，个中悲喜耐人寻味……
总之，斯大林或罗祖的死在遥远的中国掀起了惊天动地的波澜。一连两周，举国降半旗致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所有机关单位的政治学习活动全部改为学习斯大林革命精神。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当天，中国境内所有车船鸣汽笛响喇叭，全体公民肃立默哀。所有的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级学校统统举办了斯大林追悼会。远不止这些正式部门，许多中国人，包括市民和乡民，大中小学生、半文盲和全文盲们抢着自发为斯大林送葬。披麻戴孝者有之，吹吹打打者有之，烧纸钱、请念经、三牲供祭的也大有人在。一时间，本已被逼到绝境的佛、道、巫教等“封建迷信势力”又死灰复燃了一把。
“斯大林，斯大林永远不死！亿万人的心里永远活着斯大林！”（《悼歌》田汉词，瞿希贤曲 ）
但即便已成为新中国享受国丧待遇的第一人，斯大林依旧未被官方公开称为“太上皇”或“太上总书记”、“太上党主席”。中共始终没有承认本国与罗宋的实际宗藩关系。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鬼毛人事件之前，我和史师一样，都以为是“怕被爱国民众发觉了他们的石敬瑭嘴脸”。
其实这个判断并不全错，只错在主语，更确切点讲，是错在主语“民众”前面的那个定语——“爱国”上。
把容易被误解为爱中国的“爱国”改成“爱罗宋国”，那就对了。
在任何一个闭塞、专制的国度，不论它是封建转包，还是中央集权，统治阶级最忌讳让臣民知道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天外有天，国上有国，自己并不是全天下最光荣、最伟大、最正确的统治者，而仅仅是国外某个更光荣、更伟大、更正确统治者的臣仆而已。下层臣民只要知晓了这个事实，他们不仅会蔑视国王，更会见异思迁。一旦稍稍被逼得急了，他们就会造反，以效忠太上皇的名义。奉或真或假十有八九为假的太上皇御旨，他们不再是无足轻重的草民，俨然化身为了遥远天朝的钦差大臣，与国王平起平坐，握生杀予夺之大权，矫旨造反，矫旨打砸抢，矫旨杀人放火，矫旨颠覆一切社会秩序……就像我们在O县所见的那样，岂是寻常暴乱所能比拟？
比起高北帝一头的罗祖天尊来，区区鬼毛人确实算不了什么。罗祖比它可怕十倍。以至于只要提起祂的尊号，随便让哪个老百姓听到，就足以酿成难以预料的灾祸。
因此，祂不得不成为禁忌。
“……斯大林，斯大林永远不死！亿万人的心里永远活着斯大林！永远活着斯大林……”
这首中文歌无论是听第几遍，都让我禁不住打冷颤。甚至，有好几次它还侵入了我的梦乡：
随着这恐怖旋律的响起，我又被扔回了O县。苏道长活过来了，休留活过来了，宋祠忠、莫伟雄、牛旺苗、金小九、佟玉凤、铁屠夫，他们全体复了活。挺着残缺不缺的尸体，带着浑身血污和焦痕，它们全成了僵尸，连同千百名横死者，将我和香梅重重围住，如海潮般扑向我们，要大吃我们的肉，狂饮我们的血。而这一次，我们再也没了救星……
我，孟坚，一个历史学者。
出于职责和良知，我记下了所发生的种种。
同样出于职责和良知，请恕我暂时不能公开。
这既是为了保护我和我的家人，也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大多数人，保护我们大家勉强堪过的生活。
等待，接下来所能做的唯有等待，等一个未来的好时代，一个不再闭塞，不再专制，不再有罗祖和鬼毛人生存土壤的时代。呵……那是何其的渺远……
就此作结，藏诸高阁，留待后世——
1953年
于
苏联朝中国藩上海市
——完——
按：本作为系列小说《钟少德秘案录》第十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