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全面衰败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叫“新冠”的“瘟疫”，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这段话仿自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开篇。
所谓“叫魂”，是清代传说中的一种巫术，据称，术士可以通过剪取人的辫子对人施咒，盗取辫子主人的精气，使人发作各种疾病甚至死亡。
没几个人说得清，何以脑后的辫子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堪称一个人的命根。
也没人说得清，和辫子一起被盗的“精气”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失掉精气具体会让人患上哪些病症。
正如两百五十年后的今天，没几个中国人说得清新冠这种病毒尤其是它的最新主流变种“奥米克戎”具体有何可怕之处。
有人说，患病者先是出现轻微的感冒症状，而后日趋严重化，最终呼吸衰竭而亡。
有人说，呼吸衰竭是突然发生的，新冠感染者上一分钟还好端端走在马路上，下一分钟就会突然窒息昏厥，有猝死之虞。
还有人说，新冠最主要的危害并不在呼吸衰竭，而在于其“隐秘而严重”的“后遗症”。感染者将长时间受这种病毒的诅咒，患上乏力、气短、四肢酸痛、抑郁症，乃至缩阳入腹等五花八门的慢性顽疾，终其一生难以痊愈。
……
和乾隆年间对于剪辫的全国性歇斯底里很相似，2020年代初，新冠恐慌也迅速传遍了“中国”所有省市。
两百五十年前，各地的清国人都将所有外来人员——乞丐、游方僧人、卖艺人、流动商人和工匠——视为叫魂术士和潜在的叫魂术士，对其施行各种排斥迫害：辱骂、殴打、游街、驱逐，扭送官府，甚至私刑处死。
两百五十年后，各地中国人因新冠互为仇敌，都自认本地干净清白，将外地人口视为新冠感染者和潜在的新冠感染者，同样对其施行各种排斥迫害：辱骂、殴打、游街、驱逐，扭送警局，甚至私刑杀害。
更凑巧的是，乾隆皇帝对“叫魂”的态度与今日中共领导人对新冠的态度如出一辙。他第一时间严令各地官府全力侦办，鼓励民间检举告发，举国搜捕叫魂妖党，务必动态清零。各地搜捕妖党不力，以致叫魂妖术大范围传播的官员纷纷受到贬职处罚。
乾隆皇帝及满清政权高层也知道叫魂巫术荒诞无稽，实无盗人精气、致人死命之效。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叫魂的次生灾害，唯恐有“乱党反贼”借巫术煽动愚民的群体恐慌，裹挟大批愚民造反，夺大清朝的天下。
然而，清代社会流传的巫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何以唯有极少数品种如“叫魂”够得上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罪名呢？
奥秘全在施术的具体手段——剪辫子上。
众所周知，男人剃发蓄辫是满清暴力征服中国的标志。清初数次种族大屠杀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皆是因汉人不愿剃发剪辫引起。在屠杀数百万汉人，好不容易强迫汉人留了一百多年辫子，民间突然竟又冒出了反对辫子的声音，叫满清朝廷如何不震惊、不惶恐，不恼羞成怒？
在发动对叫魂的全国性打击之初，乾隆皇帝小心翼翼极力不提“剪辫”、“割辫”的字眼。在对汉人官员下达的圣旨圣谕中，他只是一味痛斥叫魂妖党丧尽天良，竟敢造生他们养他们的满清朝廷的反。对于满清皇帝而言，剪辫是一宗如此邪恶的大罪，如孔飞力所评论：“似乎仅仅是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发生。”
叫魂的灵魂在男人的辫子上。
那么，作为最新时代的叫魂，新冠的“灵魂”又在哪里？
它究竟何以让中共高层如此震恐？以至于近两年来频繁地无事生非，小题大做，不断封城封区，搅得全国人不得安生？
解开谜团的线索在于：自2020年武汉封城至今的历次大规模“防疫”中，始终为中共高层所拼命避讳的，最容易令他们恼羞成怒的到底是什么？
对比中外政府发布的新冠疫情大数据，中共发布的数据乍一看没太大毛病。感染人数、重症人数、无症状人数、治愈人数、病死人数一应俱全，然而，唯独少了一项关键数据：病死者的平均年龄。
从武汉时期开始，中共就一直隐瞒病死者的平均年龄。据非官方流出的统计称，武汉封城期间得新冠病死的人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比起外国普遍70+、75+乃至80+的平均疫死年龄低了一大截。如其确然，何以至此？两年过去了，国内其他地区的此类数据依然成谜，不知比武汉如何？
相比讳莫如深的官方，网络民粹分子和五毛党先不住气了，他们纷纷猛批国际主流医学界提出的群体免疫主张，说开放封锁、放宽管制是对自家老人的生命不负责，是间接弑父杀母，即所谓的“死爹妈论”。
2021年7月，参加过武汉抗疫的上海医学家张文宏公开提出“与新冠病毒共存”的主张，旋即遭时年77岁的前卫生部长高强的猛批。后者大喊50年前的文革口号，称与新冠病毒“有你没我，你死我活”，发誓要将新冠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今年2月，针对香港的新一轮“疫情”，官方首席防疫科学家，84岁的钟南山对香港市民发表视频讲话，宣称：“我们不会容忍自然感染导致大量的长者死亡，所以我们的政策仍然是争取动态清零。”
比起民粹分子和五毛党来，高强和钟南山更能代表中共官方的态度。然而，所有这些人的立场是一致的，简言之：他们不能容忍某些老年人的自然死亡。
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奇哉怪哉，自然死亡有何不可容忍？何以为了对抗极少数老年人的自然善终而不惜剥夺大多数老年人（即不会死于新冠的老年人）和所有其他年龄段人的合法权利？
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在中共及其拥趸眼中，真正不该自然死亡的老人究竟是哪一部分老人。
果真是民粹五毛家里的父母和祖父母吗？
果真是包括香港长者在内的全中国的一般老年国民吗？
民粹五毛个个文革气满满，在他们身上不难看到老前辈红卫兵造反派的影子。当年红卫兵造反派为了效忠领袖个个可以六亲不认，坚决服从最高指示，批斗父母祖父母，与其断绝亲属关系亦在所不惜。继承其革命衣钵的民粹五毛真会舍不得自己的爹妈和祖父祖母么？为了助力伟大的民族复兴，借助新冠牺牲掉一批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又有何妨？非但无妨，简直死得其所了。
相比民粹五毛，中共政府就更没理由顾惜一般老年人的性命了。在中共建国史上最大的一场“自然灾害”——50年代末三年大饥荒当中，全国共饿毙3000多万人，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就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因为人死得太多，缓解了经济矛盾，中共政权反而稳如泰山。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未发生任何一起大规模的反叛事件，与之前和之后的长时间动荡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高强和钟南山都是从上两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当然不可能不明白上述道理。也正因为有幸活过了这两个混账时代，他们才长到了今天的78岁和84岁，成了真正的“长者”。
紧接着他们跻身“长者”行列的，是他们2003年“抗击非典”时的老战友王岐山。在2018年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时，王已年满70岁。然疑似因为财政困难，王无法退休养老，进而又被委任为国家副主席，直至四年后的今天依然以74岁的高龄活跃在政坛的前台。
而国家正主席习近平也已69岁，如果今年在“二十大”中连任常委，那么至少预计将继续执政至五年后，届时也将年满74岁。
这几位长者和“候补长者”会不会就是中共不容许其自然死亡的长者？最低限度也一定要保证他们活到任期结束？
关键问题是：这些人真的害怕感染新冠病死么？
显然不太可能。
且不说作为高官，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保护，其密接者、密接者的密接者、乃至三四五手密接者每天都要接受病毒检测。即便百密一疏，这几位真的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也可以凭借超高规格的医疗特权在最短时间内康复，转重症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就像美国总统川普和拜登一样。
很显然，中共的长者并不害怕新冠病毒本身，就像弘历老儿并不害怕叫魂妖术本身一样。
乾隆怕的不是叫魂，也不是割辫子，而是人们拿割辫子说事。
中共怕的不是新冠，也不是领导人的年龄，而是人们拿领导人的年龄说事。
拿年龄所说何事？
台湾蒋经国时期的一个例子可供参考。当时中华民国国会中充斥着跟蒋介石父子一起逃台的大陆各地籍贯的议员，这些人大多被封为终身议员，规定不得改选，连任至死。台湾本地出身的选民送了这些“长者”一个雅号——“老贼议员”。所谓“老贼”，即《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的简称。
同为70+、80+的长者，川普和拜登显然不太够得上“老贼”的资格。人家好歹是美国全民直选出的总统，多多少少称得上年高德劭、老当益壮，越老越合美国公民的口味。对于诸如“老畜生得新冠死掉”之类的咒骂，这两位应该是不至于介怀的。
没辫子的人当然不怕人揪辫子。
那么，中共的长者们呢？
如满清遗老、前宫廷秘书长辜鸿铭所言：中国人身体上的辫子很容易剪掉，但精神上的辫子却万难去除。
除了剃发留辫之外，满清带给中国人的另一大礼物是社会制度上的深刻变革。他们将家奴制发扬光大，不仅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还用于政治制度的建构。
和明代官员一样，满清官员也很喜欢以万民的长者自居，标榜自己“爱民如子”，不过个中内涵早已变了味。
与明代法律不同，《大清律例》明确规定：被收养的义子义女，其法律地位与奴仆婢女无异，名为家主人的子女，实为家主人的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与良民通婚。在家庭中，义子义女负有赡养义父母的义务，却不享有对于家产的自然继承权。除非义父母主动馈赠，否则他们一文钱都拿不到。就连他们本身也是义父母的财产，可由义父母自由转卖给他人。
自满清以来，“爱民如子”的“子”就是“义子”的简称。“爱民如子”即“爱民如义子”，也就是“爱民如家奴”。
这便是大清朝灭亡后依旧代代相传的，辜鸿铭所谓的“精神上的辫子”。
中共高官们以“长者”自居，习近平被包装成“大大”，其妻彭丽媛被配装成“麻麻”，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外乎一种委婉的表达，一种对于主权的温柔宣示，即是向全中国的平民宣告：
“中国”就是我们中共的大家庭，你们全都是我们中共的义子义女，全是我们的党奴家奴。我们可以给你们财富，也可以随时收回。我们可以给你们自由，也可以随时剥夺。这全是我们的恩赐，全凭我们当主子的高兴。
奴才议论主子的贵庚，将其与新冠病人的平均病死年龄相比较，这不是明摆着要造反吗？咒骂家主，辜负党恩，何等大逆不道！
非民选的中共高层无法直视新冠的平均致死年龄，在此深层动机的驱使下，他们拒绝事实，拒绝科学，进而极顽固地拒绝解除封锁，与病毒共存，至少在表面上绝不承认中国早已经与新冠病毒共存了两年。
武汉悲剧过后，中国之所以能迎来两年相对和平的时光，其功劳三分归于“腐败低效”的各地官僚，七分归于专业能力和社会责任心兼备的各地医生。
正如孔飞力对叫魂闹剧中敷衍塞责的各地官僚报以“谨慎的喝彩”，我也要对这两年间中国各地的大部分中层官僚点个赞。正因他们的贪污受贿和庸碌无为，对各地新冠疫情长期“瞒报漏报”，远远做不到“应检尽检，应捉尽捉”，各地的经济社会秩序才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维持，各地民生才不至于陷入重大危机，不至于像武汉、西安、深圳、上海一样沦为防疫天堂人间地狱。他们的不作为和虚应故事在客观上减缓了防疫灾难的传播。
相比无心插柳的地方官僚，以张文宏为代表的中国各地医务工作者简直就是有心栽花了。早在2020下半年，他们就已经清楚地判断出：所谓新冠肺炎，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不超出流感，不值得浪费过量医疗资源对其进行严防死堵，这样做只会摧残中国本就极不健全的医疗体制，使百倍千倍于新冠感染者的其他重病人无医可看，无药可吃。
所以，从2020年下半年起，因感冒轻症到医院就诊的患者经常会被医生要求不要脱下口罩。无须视诊，也不用核酸检验，医生便会把感冒药和抗生素配给你。数以千万计的“感冒患者”都是这样获得了治愈。在各地医生的圈子里，“与新冠病毒隐性共存”早已达成了一种职业默契。他们没忘记出道时发下的誓言，没忘记行医的头条原则是——不伤害。
必须向这两年间坚守原则的中国医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你们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守护天使。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成追忆。
从2021年末开始，随着全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失业和半失业贫民数量大幅增加。走投无路之下，他们中的许多人投奔了伟大的防疫事业，为中共政府充当各种防疫临时工，在线上为五毛党，在线下为志愿者。对于有钱有闲的城市中产，防疫临时工怀有刻骨的妒嫉和仇恨 ，很乐意借隔离封控之名把中产市民囚禁起来，不让他们好吃好喝好玩，直至砸掉他们的饭碗，把他们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失败者。其用心、其行状与两百五十年前各地的反叫魂志愿者大同小异。
专制独裁的政府、恶意满满的暴民，两者一旦紧密结合，将爆发出不可思议的高效能，彻底摧毁一切静好的岁月。两百五十年前的反叫魂闹剧是如此，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眼前的新冠防疫还是如此。
自去年年底以来，随着各地“防疫不力”的官员大批被免职替换，随着张文宏医生最终被禁声，如举世所见，“中国”的“抗疫斗争”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高潮。
与孔飞力《叫魂》终章预言得一样——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 关令尹 (2022-06-05 05:34:22) |
| 如此小文，居然登顶。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仆之所重，时之所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