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封闭各地居民区实施防疫筛查期间，我们观察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有趣现象：住宅区被封的初期，区内居民似乎与前来封锁他们，对他们进行核酸强检的专业防疫人员及防疫志愿者建立了“异常良好”的关系。
居民们不但主动配合强检，还纷纷对防疫人员的工作表示感谢。有在小区内发起募捐，向防疫人员捐钱捐物的，也有向防疫人员献花致敬的，甚至还曝出有居民让自己的小孩当面为防疫人员跳舞。
这些自发和半自发的群体行为引发了全国的热议。
但甚少有人发觉：这其实是一种社区性的宗教仪式。
在“感激”“酬谢”防疫人员的同时，相应的流言早已传遍全区：很大一部分的新冠感染都是防疫检测所致，防疫人员在“防疫”的同时也在不断传播瘟疫。
事实上，这种复杂的两面性正是古代中国瘟神的形象。
在一般居民眼中，身穿生化防护服，只露出双眼的防疫人员有一种非人格性，非人而近乎神，他们正是新冠瘟神的化身。
在古代中国，地方上一旦瘟疫流行，先民们立马就会倾社区之力，举行送瘟神仪式。
仪式上，先民由代表向瘟神像献上酒食、衣冠、香花、金钱、纸马纸船等物，希望瘟神受用之后能心满意足，“布祥风于此境，移神化于他方”（《道法会元》卷四四《清微禳疫文检》“津送神舟疏”），简而言之，就是请瘟神速速离开本地，到其他地方去传播瘟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防体弱的儿童成为瘟疫的牺牲品，先民们还有让未成年子女戴上纸制的枷锁，在瘟神庙会上盛装游行赎罪的习俗，寄希望以诚心感动瘟神，使其庇佑游行儿童，额外开恩，饶过他们小命。
毫无疑问，古老的仪式在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规模复活了。
也许，它从来就没真正死亡过？
在集体潜意识中，不少居民希望可以通过盛情款待防疫人员使他们得到满足，感到“不好意思”，从而带着新冠瘟疫一去不返。为此居民们乐意劳命伤财，甚至不惜暂时性、象征性地献出自己的孩子。
如笔者在《吃人或防疫隔离的三个阶段》中所述，这是典型的群体在面对灾难时的第一阶段心理，确切地讲，是处于第一阶段早期。
古代人的上述送瘟仪式一旦难以奏效，疫情持续蔓延至一个月以上，那么，他们将会启动力度更大的送瘟仪式，从文送变成武送，从软送升级为硬送。这次对瘟神不再是客客气气地礼送出境，而是变成责骂殴打神像，若祂还不识相收瘟，便对祂采取最终措施，将神像烧毁或是沉水。这属于灾难群体心理第一阶段的晚期。
将目光转回当下，比管控更严苛的封控隔离政策阻滞了社区居民的交流，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类似现象的出现。但程度究竟能有多大？要从根本上杜绝现象背后的群体心理，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一旦真的因防疫隔离而缺粮，那么可以想见，居民们将在短时间内再度狂热化，冲破薄弱的阻隔重新聚集成群，与防疫人员的成规模暴力冲突将无可避免。当初对后者有多爱，如今就对他们有多恨。这将发生在真正进入第二阶段退缩期的前夕。
狂热源于迷信。
迷信之为迷信，正在于人们确实信仰着某种东西，但却不清楚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甚至，都没察觉到自己正在信仰它。
在中国，迷信从来就没真正死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