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一句名言，讲的是阶级斗争是万能灵药，可以用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无论问题是否与阶级有关。
1950年代初，中共刚依靠武力征服“建国”，“国”内治安情况恶劣，暴力案件高发。
不要紧，搞一场“镇压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就行。
短短数月内，镇反运动枪杀了七十万以上的中国人，其中包括投诚的国民党文武官吏、历史上反对过中共的人、一般杀人犯、抢劫犯、伤人犯、强奸犯，乃至过失杀人者和正当防卫杀人者，甚至1949年以前的过失杀人者和正当防卫杀人者。各色人等，一概冠以反革命之罪，统统从肉体上消灭。
1950年代下半叶，计划经济发展停滞，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文教单位的职员严重过剩，眼看就要发不出薪水了。
没关系，再搞一场“反右派”阶级斗争就行。
按照中央指示，全国各地每个机关都必须按比例划出右派分子，将他们剥夺公职，判刑、发配劳改农场或贬为临时工。1957年一年内共清洗200多万右派及其家属，从而大大缓解了财政危机。
1960年代中期，更大的经济社会危机爆发。长期的畸形发展导致重工业严重过剩，轻工业严重不足，各地工人待遇下降，人心思变，极高比例的城市大、中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社会秩序即将全面崩溃。
莫要慌，在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面前，没有任何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先纵容学生武斗教师，再纵容工人暴动攻取地方政府，然后以毒攻毒，利用工人造反派进驻学校镇压学生，将在武斗中获胜的造反派大小头目招安封官。这几波操作虽猛，但毕竟治标不治本。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1968年起至1978年的十年间，中共将1600多万大、中学生从城市发配到农村落户，叫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战天斗地”，将伟大的阶级斗争从人类社会扩展到了自然界……
数风流人物，俱往矣，这一切毕竟早成了老黄历。
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继承“阶级斗争”的皇位的，乃是一位名叫“防疫斗争”的龙子龙孙。
在当下天朝，防疫斗争，一抓就灵。
自从2020年初在武汉封城，造成不可思议的高死亡率之后，中共政府第一次尝到了“防疫斗争”的甜头，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2021年7月20日郑州因暴雨引发大水灾，淹没市区多处地铁站和隧道，市郊多处山洪，大量市民淹死。
值此危急关头，防疫斗争，一抓就灵。
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借口新冠防疫需要，救灾之前中共首先封锁郑州全境，禁止市内灾民逃出，同时禁止一切无特许资格的记者进入。四个月后，仅仅付出了几名官员调任降级的代价，事故的追责即告终止。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今年2月初，当北京冬奥会歌舞升平之际，网络惊爆徐州丰县八孩性奴事件。
在此重大“国际”公关危机当中，防疫斗争再度显灵。
当非官方的各路记者赶到丰县涉事镇村之际，那里早已被大批宪警和生化服人员围得水泄不通。据官方宣称，当地的新冠疫情有重新爆发的风险，故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进出。不知是否因为八孩性奴事件太过逆天，招致上天感应，故再度降下COVID-19以示警戒？总之，在自说自话责罚了一批当地官僚后，八孩性奴便作为一个“孤立”“极个别”的事件开始被淡化处理。
有了武汉、郑州、丰县诸前鉴，我们已经确信，“防疫斗争”确实和他的先皇“阶级斗争”一样，神通广大，无所不能。
继承了“阶级斗争”的优良传统，除了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之外，“防疫斗争”也能有效地对“国民”实施常态化的“法治”管理。
正如“阶级斗争”有“反革命罪”，“防疫斗争”也为其量身定制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后者最高可判刑七年。鉴于其操作更加简便，量刑比“寻衅滋事罪”（最高判五年）更加严厉，故而在今年三月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案：取消“寻衅滋事罪”。毕竟，在当前较长一段时间当中，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就够我们受用的了。试想，要是早想到这条罪名，当年报道武汉肺炎的几位独立记者至于遭到“寻衅滋事罪”起诉吗？
综上种种，在眼下深圳、上海的封城中，也有充分理由预期，和以往一样，这次“防疫斗争”连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也必将起到远超出卫生防疫本身的神效。
那么，只剩下了一个问题：这次的“神效”具体起在哪个方面？
毕竟深圳和上海既没有大洪水，也不见脖子上拴铁链的都市丽人。
也许像反右和文革一样，本次防疫斗争的出发点也是经济考虑？
自去年年底至今，除防疫封城之外，对“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事件另有两件。
其一是中概股在过去一年间的持续暴跌，至今年三月初濒临最终崩盘，并带动国内两大股市一齐暴跌。无须赘述。
其二是从今年年初开闹，并在2月底偃旗息鼓的“五万元存款登记”风波。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规定“国”内各金融机构在为个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识别并核实客户身份，了解并登记资金的来源或者用途”，否则不予办理。法令原定从2022年3月1日开始执行。
据说该“办法”的初衷是为了“防洗钱”。说是存取都要登记，其实主要是为存户大额提现制造麻烦，希望“全国“人尽可能将动产存在银行内，通过电子商务渠道进行消费。
正是看到了这个意图，法令一出，一月份即发生全“国”性的轻度挤兑，市面上现金流通量大幅增加，反而让银行损失了大量资金。
于是在2月21日，央行发布公告，宣布暂缓执行这一法令。
新问题来了，“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存款？要晓得，过去两年间，各银行的贷款业务全线萎缩，借存户再多的钱又有何用？除了向央行上缴更多的存款准备金。
或许，名堂正在这“存款准备金”上。
“中国”所有银行的存款总额有一百多万亿人民币，平均准备金率在10%左右，也就是讲，央行能抽取十多万亿作保。
存户通过活期消费的数额越大，央行返还各银行的准备金也就越多。限制取款能最大限度地为央行保留存款准备金。
比起大额取款登记来，更彻底的限制取款方法当然是：限制消费。
而如全世界所见，目前最有效的消费限制法就是：大搞防疫隔离。
除了基本的生活必须消费之外，隔离区内居民的一切消费活动都会被强行中止。
五万元存款登记、全“国”多城市封城，这两个排着队发生的大动作不仅有着同一种目标，而且还有同一个背景，即：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概股危机。
三月初，中概股狂泻两万多亿美元，其数额刚好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总额相当。
后一笔钱真的一直安安分分地存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金库里吗？
它与前一笔钱真的只是数目相当么？它们真的完完全全是两笔钱吗？
在多只龙头股将被清理退市之际，近日中概股市场又有了诡异的“小幅反弹”。上海、深圳都被封城，“国”内经济活动半数休克。在这种时候，“国”外有谁会甘当接盘侠，把大笔资金重新投进这潭死水中？
有反右、文革的经验，怎见“防疫斗争”不会青出于蓝，在经济战线来上一波或几波“主动出击”？使出瞒天过海、暗渡陈仓的“大手笔”？步步为营、积重难返，以至于越做越大，大到了难以收场？
当处于隔离之中上海、深圳市民在为短时间内上涨数倍的菜价头痛不已、怨声载道时，他们是否还有暇想到自己存在银行里的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民币，他们的毕生积蓄？
他们真心以为，本次“防疫斗争”取得“胜利”后，包括菜价在内各种物价都将恢复正常，市场将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稳定”的通胀水平上么？
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围魏救赵。孙膑拯救赵国的军事斗争能否成功，其实大一半取决于赵国海外的军事斗争，即能否对魏国施以足够的压力，诱使魏国大军回国接盘。
本次“防疫斗争”也是一次围魏救赵么？
它这次还会一抓就灵吗？
或者，要抓几次才灵？
见仁见智。
无须讳言，本人既不同情赵家，也不着怎么看好没膝盖的人想出来的妙计。于仁于智，都只能是纯支持了。只因身为上海市民，想弗支持也弗来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