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多的观察，基本已足以确诊：“中国”式的“防疫”政策是一种精神变态行为，是一场超大规模的集体精神病瘟疫。
自2020年武汉封城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宣称，之所采取全球最严苛、剥夺公民自由最多的“防疫”政策，其目的全是为了“保障最大多数中国公民的利益”，使他们免于遭受新冠病毒的侵害。
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根本就是一派胡言。
自2020年新冠爆发至今，各地区除个别有争议地区（如武汉）之外，感染者的重症率从未超过10%。至今年年初，重症率更是已降至0.1%，感染者的死亡率已降至万分之一以下。事实和数据已经证明，所谓“新冠肺炎”只是人类史上众多寻常流感中的一场，如今则已经退化为了一般感冒，绝大多数的感染者直至痊愈都不会出现肺炎症状。新冠“肺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它已不再是瘟疫，自然无需再专门为它进行“防疫”。
由于低下的重症率和病死率，新冠事实上只会对“中国”十四亿人口中极少数的一部分造成危害。
当然，出于慈善和人道主义考虑，对于极少数的弱势群体，政府确实有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他们施以额外的援助。
但是，当这种“援助”侵犯到剩余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时，它是否还有合法性？是否还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
在一个住宅区中，为了保护三、五个“有一定重症风险”的“潜在感染者”（即尚未确诊其感染），“中国”政府竟然不惜封锁整个小区，将三、五百个居民无限期拘禁在家，48小时、72小时、14天、28天，乃至是像武汉一样的76天。期间造成失业、营养不良、患病（新冠以外）不得医疗的案例不计其数。
借保护极少数人健康的名义，他们正在践踏所有人的自由，侵害绝大多数人的消费权和就业权，侵害除新冠感染者以外的所有病人的就医权，甚至间接导致众多居民患上新冠以外的重病，最终侵害他们的生命权。
2020年以来，中国每年都要死去一千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病死，而死于新冠感染的不足其中的千分之一。那么，剩余的99.9%以上的死者呢？在严苛得变态的“防疫”政策下，他们在生前是否都得到了妥善的医疗？他们当年的死亡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不可延迟？
内网上概括得很精辟：除了得新冠，怎么死都行。
在当今中国，似乎只要祭出“保护弱势群体”的大旗，就可为所欲为，凌驾于一切法律道德之上，任意对特定“弱势群体”以外的其余所有群体的权益进行无限制的绑票勒索。
殊不知，无论是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伦理，“保护弱势群体”都仅仅是政府和一部分社会机构的责任。而对于社会上的一般成员，恤弱都仅仅是一种慈善活动，绝不构成强制性的义务，做与不做，全凭个体本人的选择和良心，做则有功，不做亦不为过。
因此，在一个公德尚未完全沦丧的社会当中，在面对不必要的“防疫”检测和不合理的“防疫”隔离之时，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拒绝配合，绝不应当为此受到任何公权力机关的迫害。
而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大行特行。
很显然，所谓“中国”，非但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既非传统国家，更不是现代国家，它甚至连一个“社会”也不是，它不具备作为一切社会之基石的自治能力和最起码的公德心。
所以我为它加了双引号。
之所以不用其他更精确的称呼，比如“东亚大陆”、“中华”、“震旦”或“支那”，而继续冒着歧义的风险称这个怪物为“中国”，全然是为了约定俗成，图个方便。在汉语当中，“国”字既可以指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又可以仅仅指一片不一定有组织的人员聚居地。我始终取后一种含义，即便在忘加引号时也是如此，望读者留心一二。
好一个“中国式防疫”！
其实既不存在“中国”，也不存在“防疫”。
这种大张旗鼓的燥郁现象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瘟疫。其深层病因乃是“中国”日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以及始终无法自给的，自然资源和尖端技术双缺乏的低端区域经济。“防疫”只是一剂感冒药，其功效仅在于依靠封锁限制消费，使物资供应日渐匮乏的真相短时间内不至于暴露出来。正如所有感冒药说明书上所写：它只能掩盖症状，阻止不了病原体感染的加深。
随着华尔街中概股暴跌，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带动国内股市一齐跌停板，企业大批倒闭，就业率持续负增长。作为应急回应，“中国”政府如今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防疫”，封锁了包括上海、深圳在内的多个大城市，足见已到了病急丧心的地步。
在远不止两整年的忌病讳医之下，“中国”的经济瘟疫已经发展到了真正的重症阶段。在作为经济支柱的一线大都市行将倾倒之际，十四亿人有谁能够幸免？
也许，除了“极少数人”。
此“极少数”并非彼“极少数”，指的是当前仍有能力通过特殊渠道携大额资本逃出中国的人。与有新冠重症风险的人一样，他们也是“中国”的极少数人，其中不少人也许还能借“防疫”最后捞几票药托费，作为和“祖国”拜拜前的最后一桶金。
从结局来看，“中国式防疫”也许正是为了这“极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