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期间到底病死了多少人？
2020年新冠初起之际，作为瘟疫策源地的武汉市采取了全城封锁政策，从1月23日到4月16日，总计封城76天。据中国政府官方统计数据，76天间全武汉市因感染新冠病毒致死的人数为3869人。
数字甫一公布，便在武汉市内外掀起轩然大波，不乏质疑之声和各色传言。最主流的质疑是：可能存在瞒报漏报现象。从武汉市民到外国媒体都在怀疑，封城期间新冠病死者并不止这么一点人，3869人太少了。
而两年后的今天，时间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缺乏根据的，属于杞人忧天，甚至，不无捡芝麻丢西瓜的嫌疑。
76天死3869人，真的死少了吗？
究竟是多是少不该只看数字，而是应该按人口比例进行计算，这是最最起码的科学态度。
以武汉封城期间的人口病死速率来计算，假设封城不是76天，而是持续整整一年，那么整个武汉市将有至少18000人死于新冠。武汉2020年的总人口数是一千二百四十万。也就是讲，假如疫情持续“得不到控制”，武汉持续封城一年，那么她将有可能失去0.14%的人口。
0.14%，这个比例到底是低还是高？
不妨对比一下被某些人喷为防疫最大“反面教材”的美国。
美国2020年的总人口是3.3亿，该年感染新冠而死的居民数是385343人，按比例计算，占总人口的0.11%。
很显然，武汉封城期间人口的病死速率超过了同年的美国。
3869人，0.14%，不是少了，恰恰相反，弄不好是多了。
真正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多？
何以会造成这种怪现象？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人尤其是武汉人的体质特别孱弱，特别无力抵抗新冠病毒。
纵然政府举全国之力“支援”武汉，一面派数以万计的武警宪兵对武汉实行分区封锁，最大限度“阻断市内病毒传播”，一面“倾全国医疗资源救助武汉”，为数万感染的市民提供了“最高规格”的医疗救治，纵然如此这般，武汉人还是比美国人更容易得新冠病死。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既没有为防疫搞封城封区，也没有对轻症感染者做强制隔离，更没有像在武汉那样，出动军警镇压逮捕马路上不带口罩的出行市民。
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相对于健壮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中国的黄种人依然和一百年前一样，是所谓的“东亚病夫”？在同一种病毒面前，他们依旧是需要花费比白种人多好几倍的医疗资源和社会管理资源，才能勉强保持不那么高的病死率？
如果嫌这个推论太伤“民族感情”，太缺乏“民族自信”，那么无妨，还有另一种可能的推论。
推论B：武汉人的免疫力并明显不比美国人差，之所以病死速率更高，是因为他们未能得到真正有效的医疗。
在封城的76天内，中国政府倾举国之力派出的最高规格医疗团队非但未能妥善医治新冠病人，减缓病势，反而是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大量的治疗失当乃至医疗事故不断导致病人病情加重，直至最后病死。
“抗疫英雄”竟然多为庸医？治病不足，杀人反倒有余？？
这个推论未免还是太耸人听闻了一些，未必符合客观事实。
思前想后，为照顾各方面的各种感情，恕笔者识浅，堪称差强人意的解释貌似只剩下了一千零一种。
推论C：3869人，这个数目确实有误，但不是少算，很可能是多报了。
在武汉封城期间，在76天最高强度的封闭管理和最高规格的隔离治疗之下，全市因感染新冠病死的人数其实并没有3869人那么多。之所以报出这个数字，是因为中国政府本着极其认真负责的防疫态度和极度严于律己的防疫精神，宁可多报，也坚决不愿意少报瞒报。
那么，最后剩下了一个也许不那么显眼的新问题：
3869人当中到底多报了几个？
几十个？
几百个？
还是，
几千个？
这些“被多报”不幸市民究竟是怎么死的？
3—8—6—9，少乎哉？不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