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今的新冠防疫已经到了令人怀疑人生的地步。
为了一个轻症乃至无症状的感染者，政府可以封锁整个住宅区十四天。
即便未在住宅区内发现任何感染者，亦可以将该住宅区封锁48小时进行全体居民强制病毒检测。
纵观近一百年的人类“防疫史”，其严苛程度能与之媲美的，恕我识浅，只想得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党和日本占领军的作为。
1930年代，为防止“犹太瘟疫”的扩散，纳粹德国在国内各大犹太人聚居的城市设立了众多隔离居住区，以铁门和军警限制犹太裔居民的活动，令其不得离开隔离区半步，否则立刻逮捕镇压。是为犹太集中营的前身。
1940年代，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上海租界之后，在上海全市建立起了连坐保甲制度，一人犯事，全村受罚。自此，借“防疫”和“反恐怖事件”为名，日军连同汪记上海政府不断展开各种街区封锁。
在流行病季节堵住一个个里弄所有进出口，然后对里弄内所有居民实行强制疫苗注射，这是当时最常见的防疫做法。参与疫苗注射的医务人员缺乏专业培训和工作热情，为省时省力，在注射过程中经常不对针头进行消毒，甚至有用同一针管疫苗一连注射十余人的现象。未及防疫，先传瘟疫，导致大量市民想尽办法逃避疫苗注射。【1】
与“防疫”同样有害的，并造成更大恐慌的是“反恐”。
1941年12月10日，刚占领租界的日军就借工部局名义发布《取缔政治恐怖事件办法》，规定街区如有政治恐怖事件发生，即将该地住户代表拘送日本宪兵队从严惩处，对该街区予以无定期封锁。此后，便开始了长达近四年的不定期封城。只要怀疑某区藏有恐怖分子，日军便有权“保护上海市民”，阻止“恐怖瘟疫”扩散，有权派遣大批宪兵军警在街区四周拉起警戒线，禁止一切市民进出。
著名的行动如1942年2月14日除夕，日军趁中国居民聚在家中过年，突然封锁公共租界老闸区，封锁线东起河南路，西达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北自苏州河，南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封锁圈内是上海当时人口密度最高，商业最繁荣的闹市中心。春节过后，日军将封锁区划为六个封锁小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封锁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直到3月10日方才解除，届时各里弄“垃圾山积，粪污满地”，区内居民“绝粮38人”、“缺粮326人”、“患病（不得医疗）66人”、“死亡21人”。
在大行封锁的同时，日军还发布《实施紧急恐怖案件演习》法令，强制市民以保甲为单位配合反恐活动，规定在发生恐怖事件或反恐演习时，市民有义务大声连呼“恐怖”、“应即报告”等口号。在实际操作中，配合不积极者、违令不从者经常遭到逮捕，情节严重者由宪兵队直接讯办，较轻者交汪记警察局处理，拘留7日，“严予训诫”，即今天所说的“严肃批评教育”。如后世史家评论：这种防止恐怖的演习，实施的正是恐怖与残暴。【2】
今日中国政府防疫工作所依托的基层组织——居村委会，其鼻祖正是当年日本占领军建立的保甲组织。
不到一百年，一切统统重演。一百年间形形色色所谓的“民族独立”、“革命”、“改革”转瞬之间皆化作泡影，如梦似幻，实为痴妄呓语。
大梦先觉者如鲁迅早在1925年就给出了谶语：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忽然想到》）
与百年之前的中国人一样，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依然是犹太人，无论是在别的国度，还是在所谓的“祖国”，他们都活得像一百年前的无国籍犹太流民，甚至是纳粹治下的犹太人。
不同之处仅在于，一百年前的他们往往有直接接受各种洋大人管理的福分，而今则只能接受洋大人的奴才的管理，从洋奴沦落成了洋奴的奴才，二等奴才。
更加不幸的是，随着海外金主们的大幅撤资，他们在中国的红头奴才——官方代理人不无失业垮台的风险。也就是讲，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可能将会失去主人，连二等奴才也快做不稳了。
除去锁链，中国人将一无所有。
作为自加其颈的又一条锁链，名为“防疫”，实为“紧缩消费防止通胀”的恐怖政策能拯救中国吗？
注：
【1】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p147。
【2】熊月之：《上海通史》第七卷P4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