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
（3）山乡社会拾忆
也许是因为山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竹筒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没有一户被划为地 主。除中院有一户富农外，其余人家都是贫下中农。
这位身为富农的健壮中年农民，有耳聋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他与其他社员一样劳动生活， 只是沉默寡言一些。我们刚到此地不久，他家发生了大案：十六岁的未婚女儿在一天夜里 生下了一名男婴。经查是与女儿同祖父、同姓且已婚的堂哥所为。女儿的那堂哥因此丢掉 了大队初小教师的职位回队务农，而他却因无法承受这奇耻大辱切喉自尽。竹筒沟从此也 就没有了“阶级敌人”。这富农的女儿后来携儿嫁给了同队的一敦厚大龄青年，夫妻恩爱。 但常常有人用怪异的目光挑逗这孩子，不知这可怜的孩子长大后将如何面对自己的身世？
记得一次田间劳动，人们照例边干活边说笑，忽听有人喝道：“笑什麽笑，和哪个比牙长 啊？！”眼前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立即收敛了笑容，低下头来。有人对我耳语：“她娘家 是富农！”，但我知道，她夫家是贫农。当时我就纳闷儿，这地富的子女，子女的子女难 道将世世代代入另册吗？
一户贫农家庭的男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处决的土匪（当地人称“棒老二”）头目。据说 当年的“棒老二”们干的是打家劫舍的勾当，每当天将黑时，这位“棒老二”头目便背上了枪支，山沟里回响着他结队出发的吆喝声。这男人被处决后，他的漂亮老婆带着女儿改 嫁给了外来的老谢，老谢是竹筒沟唯一的外姓，也因此当上了保管这一重要职务。
队里有一户贫农孤寡老人，是由生产队供养的“五保”户，不记得“五保”是哪五保了， 但应该有保吃、保住。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又孤身无子而成为“五保”，但却有一出 嫁了的女儿就住在本队。老人住在中院队里粮仓隔壁（有守仓功能），他油黑的衣襟，粘有饭粒的胡须及不断震颤的手臂甚是可怜（我曾斗胆为他针灸过合谷、曲池穴）。因为他 由全队养活，人们常常亦真亦假地嘲骂他和他的女儿，女人们吵架时也常诅咒对方没有儿 子或儿子少。“XXX！”他的名字竟然是鄙视和诅咒报应的代名词。
贫农蒋大爷，瘦高的身上穿着黑布衣裤，后脑勺留着短细小辫的头上也缠着厚厚的黑布。 我虔诚地向他访贫问苦，希望印证从小知道的旧社会苦难与新社会幸福。“旧社会好还是 新社会好呢？”我问道。“往回子好还是现今好？”有人为我翻译。“往回子好。”老人 不假思索。“往回子用银元，现今银元哪里去了？”“往回子农忙时去帮工，东家给吃肉喝酒。”“往回子山上都是树，现今都砍光了。”他的回答使我谔然无语。
(4) 插队生活
下乡数月后，我们搬进了队里为我们盖建的新房。三间土坯为墙，山草为顶，夯泥为地的 房屋建在下院的一片平坡地上。进得双开门的堂屋（即厅堂），屋里有全新松木打造的家 具：一张四方餐桌，两条长凳及一个粮柜。堂屋里的右门连着厨房，左门则连着有三张单 人木床的卧室。厨房和卧室的屋顶有着几片嵌入草中的玻璃亮瓦，亮瓦四周在日后大雨天 下小雨，我们不得不随时用脸盆接水救灾（所幸亮瓦的位置不在床的上方）。厨房和卧室 的南墙上分别有两个一尺见方的窗洞，两根木棍交叉其中，既透光亮又防贼人，但蚊虫亦 可以长驱直入，因此床上是必须挂蚊帐的。房外右边是竹席围栏、山草顶棚的茅坑，半人 深的长方形坑上搭一木板即为厕所。无论是家俱还是房屋都是村民们的杰作，而花费则是 从政府财政拨款的“安家费”中支出。搬入新家后，我在门前院边移种了一 丛野菊花。白色的小花在风中摇曳，令人心旷神怡（与生俱来的小资情调啊！）。
民以食为天，我们每日三餐烧柴做饭。直径约三尺的铁锅是昏暗厨房里的庞然大物，我们无力端起，只好用竹刷刷，水瓢舀。偶尔有飞虫进了锅，也只能在饭盛到碗里，端到亮处后才发现。最难忘的是阴雨刮风天，厨房房顶敞开的“燕子口”无法排烟，浓烟弥漫屋内， 熏得人眼泪涟涟。欣赏乡村美丽炊烟的人们不会想到，这炊烟的背后竟然是泪水。
不久，草房顶棚挂上了缕缕黑尘，室内的墙壁、蚊帐也染上了墨色。老鼠们开始在屋里安家，夜里常常听到它们嬉闹的尖叫和跑动声，墙上的泥块因它们的跑动不时落在蚊帐顶搭盖的塑料上。
厨房里的水缸由整石凿成且无排水口，从坡下水塘边渗井挑来的水储存在里面，经常需清洗缸底的瘀泥与水藻。如逢大雨水塘涨水，缸里的水更变成了泥水。
队里在前院给我们挖了一口一人多深的红薯窖，储存的红薯随吃随取。但谷子和麦子则需 挑到连山镇等地的食品加工厂加工成米、面。记得一次我挑麦子去磨面，在日头的暴晒下 爬坡上坎十几里，返回时只觉肩上五、六十斤的担子越来越沉，咬咬牙，头向前，身体和双 脚却不配合地滞后，那种无奈真是刻骨铭心。
我们也分得一块自留地。除种植蔬菜外，多一半地种了花生，只因为花生不需要太多的田间管理。在农家大嫂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做豌豆酱：将干豌豆用水浸泡后煮熟，沥去水摊 放入大竹盘，盖上新鲜的黄精树枝条，几天后豌豆上长出半寸长的灰色菌毛时，加水、盐 及剁碎的红辣椒混合，入瓦罐存放，即成为味道鲜美的豌豆酱。我们日常的饭菜多为红薯米饭，下饭的常常就是这豌豆酱。
初次劳动犯错的情景记忆犹新。我在休息时随手把镰刀放在地里，不料被蒋大爷赤脚踩上， 鲜血直流。大爷的儿子涨红了脸喊道：“哪个不长屁眼儿的干的？！”惶恐中我认了 “帐”，父子俩看了看我，十分不情愿，却又无奈地安静了下来。一次队长教我挖坑种棉 花，队长边挖边说：“毛主席说，‘要不稀不密’！”我立马笑弯了腰。后果可想而知 - 队长沉下脸：“你不要挖坑了，盖土去吧！”（后来在妈妈的点拨下，我才明白这是队 长对农业八字宪法中“合理密植”的自我翻译）这“不长屁眼儿”的秉性伴随我一生，做事说话常因欠考虑而惹祸。
除了节日或有事回城，在乡下的日子里我从未无故旷工。五月农忙，天还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在社员们上工的吆喝声中醒来，高一脚低一脚地爬上坡地，在朦胧的光亮中拔豌豆。 一排人齐头并进，摸索着拔掉近乎干枯的根蔓，一块地，又一块地，直到天亮。早饭后， 在布谷鸟的声声鸣啼中，又开始了一天的割麦插禾 ……
打豌豆是最脏的农活。两排人相对交替进退，用一种竹制长竿、竿头带可翻转平板，叫做 “连盖”的工具反复拍打晒坝上干枯的豆藤。晒坝上灰烟升腾笼罩，汗水和着黑灰渗入毛 孔，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黑花脸，即便是带着口罩，鼻涕唾沫仍带黑灰。拍打过的豆粒与 藤莢分离，再经过筛即可食用。不知是否有人考证过，这种古老的工具或许已延用了数百 年？
稻田插秧的辛苦并非仅仅是长时间弯腰，或是提防水中叮入皮肤的螞蝗。一种针尖大小叫 做“小咬”的蚊虫会密密地叮在裸露在水面的腿、臂，钻心地痒却奈何它们不得 - 双手要插秧啊！
夏日棉田田间管理，整枝打叶看似惬意，其实并不轻松。烈日下的棉田像一座大蒸笼，头戴草帽，身揹背篓（摘下的枝条须倒入粪池沤肥）在半人高的棉田劳动，一会儿便汗如雨下。汗水浸湿了头发，流入眼内、口中，滴进土里。衣裤湿了又干，白色的汗渍像图画般涂满全身。
收花生的日子是高兴的。男人们将花生树挖出，女人们坐在矮凳上摘下新鲜的花生。有人 边摘边吃，白白的浆液挂在嘴角也顾不得檫去。
记得一次给玉米施肥，见有社员用手将大块粪便捏碎，内心挣扎片刻，我心一横，也一边 捏，一边提着瓦罐浇粪水。有邻队社员路过，和干活的人们搭起讪来：“你们队的知青 呢？”那人问道。“这不是！”有人指了指正在干活的我们。那人打量着穿着破旧的我们，一言不发 地走了。我想，或许我们真的“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
一天傍晚收工回家，我推开房门，和往常一样，黑压压的蚊群嗡嗡地叫着扑面而来，我从 屋里挑上水桶，掩上门，去给坡下自留地里的蔬菜浇水。回来时刚一推门，忽然邻家的狗 从屋里窜了出来，回头一口咬住了我的裤腿，我惊叫一声，水桶摔在了地上，那狗迅速跑 掉了。小腿上的狗牙印清晰可见，皮未破却十分疼痛。邻家大娘闻声赶来，从水缸里捞出 淤泥糊在伤口上 - 当地人竟是如此治狗咬伤的，好像也真管用。几天后，狗的主人、邻家大娘给我们送来了一碗红烧狗肉。
四载寒暑，终身难忘。竹筒沟乡亲们对我们的关爱和帮助历历在目。感谢邻居肖会计在雨 天路滑时帮我们挑水；感谢队长吩咐社员把我们分得的烧柴、粮食送到我们房前；感谢每户村 民邀请我们为他们家宴中的座上宾；更感谢杨嫂为我刮痧治病，一句“谁家的孩子病了爹娘不心疼！”让我热泪盈眶 ……
有了这样的磨练，今生怎能不惜物知福？
秋韵 写于2012 年8月
本文以补遗（1-4）结尾，并于下乡50周年之际，由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史资料》杂志2020年第一期刊出。
题图：1997年春返乡时与杨嫂肖会计夫妇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