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我来到慕尼黑北郊的小镇加兴，开始留学生活。寻找合适住处不易，只得暂时先与三位中国学者合住在加兴公寓里。两个月后，一对中国学者夫妇进修期满回国，我租下了他们租住的房间。
他们住在德国人家里，位于加兴科学园区北面的小村里，小村叫迪特斯翰（中文直译就是“迪特的家”），有二三十户居民，其中有几家是农庄主，是村周围农田的主人。691公交车经过小村，但是班次很少。村里没有商铺，有一个奶牛棚，亦出售鲜奶。
在我搬去小村之前，住在加兴公寓里的访问学者老薛劝我：“那里太偏僻，你孤身一个女孩，住在那里，会有诸多不便，还不如在加兴与我们挤挤，这里中国人多，有个照应。”我很感激她的关心，依然搬去了小村。
房东家在村庄南端，隔着一栋房屋就是农田。我骑自行车上班，沿着拖拉机路，穿过农田，来到河边，跨过小桥，就到了研究所，骑车路程只需十五分钟左右。
房东太太姓万楞恩，丈夫已过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斯图加特工作，小儿子与母亲同住，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农学院的啤酒厂里工作。
房东太太是家庭妇女，生活来源除了政府的养老金外，就靠租房收入。她出租的房价比较便宜，房客都是加兴科学园区的学者或学生。曾有几位中国学者租住过她家，有的还与她保持着长期联系。
中国留学生租住德国人家里，往往会有各种拘束。如果遇到德国房东不允许在家烧中国菜，那就会非常不方便。然而，万楞恩太太很宽容。她知道中国人习惯在家烧饭，在我房间的角落里放一个小电炉和一些锅碗瓢勺，供我烧简单的中国饭。
我卧室一角：小电炉，油盐酱醋和锅碗瓢勺，供烧简单的中国饭。
这样的安排，避免了我过多使用房东的厨房，德国家庭妇女的主要生活和工作场所就是厨房。而且我也不会在卧室里过分煎炸炒煮。
如同所有德国妇女那样，房东太太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地板擦洗得铮光闪亮。她不仅每月为我换洗床单。就连我的衣服都交由她洗。她不让房客使用她的洗衣机，也不希望房客在盥洗间里自己手洗衣服，担心晾衣服滴下的水会把地板弄坏。我尽量按照房东的要求办，既然住在德国人家中，就得遵守他们的规矩，承受一些不便。
每天早上，我和房东太太在厨房里共进早餐，她早早地把奶油从冰箱里取出，以方便抹奶油。早餐很简单：面包和奶茶。我们俩都喜欢喝茶，偶尔喝咖啡。房东太太提供牛奶，我提供茶叶。我们喝各种茶，最常喝的是英国红茶，有时喝中国绿茶和雏菊茶，在所有茶里都倒入好多牛奶。
房东太太的牛奶是用啤酒交换来的。她的小儿子在啤酒厂里工作，每月能分到很多啤酒，却不爱喝啤酒。房东太太用啤酒与同村的一位老先生交换牛奶，称他为“牛奶先生”。
牛奶先生已经快80岁了，他在小村的奶牛棚里拥有两条奶牛，能定期去取鲜奶。每隔一周，他提着牛奶小罐，走到房东家，送来两公升牛奶。房东太太请他在家里坐一会儿，喝上一杯啤酒，再送他四瓶啤酒带回家。
我与房东太太在厨房里
早餐时我与房东太太聊天，最初我只能讲英语。房东太太曾在英国工作过，能讲些英语，她用德语夹杂着简单英语与我对话。这样的早餐聊天，令我的德语词汇量迅速增加，德语口语进步很快。没过多久，我们的聊天就以德语为主了。
我在大学里曾选修德语为第二外语。来到德国之后，更努力地学德语，还到加兴镇去上夜校学德语，却总不能用德语开口与同事交流。搬到房东家一个多月后，我在研究所里开始能用德语交谈，同事们都惊讶不已。
早餐聊天成了我和房东太太每天的重要事件。房东太太开朗活泼，喜欢与人聊天，我与她很谈得来。我们讲各自的经历，讲家人的故事，讲我研究所里的人和事。聊得兴起时，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从早餐聊天中，我了解到不少德国历史和风土人情，还能与房东太太倾吐烦恼，分享快乐，慰藉了我很多乡愁。
房东太太从小在农庄里长大，喜欢种菜种花。她不仅在自家院子里开辟了菜园，还在村外农田中有一块菜地，位于高压线架下，呈三角形。因拖拉机开不进去，农庄主允许房东太太和牛奶先生在三角地里种些蔬菜瓜果。
搬到房东家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着房东太太到那块三角地去。我们先在周围农田里捡土豆，大土豆已被拖拉机收走，还剩下许多小土豆。我把大大小小的土豆都捡进篮子，房东太太再把太小的土豆扔掉，说那些只能给猪吃。
房东太太在三角地里开始干活，我拿出带来的数学物理书，坐在一旁啃读。阳光和煦，天高云淡，田地里静谧无声，不见人影。房东太太悄悄地跟我说，星期天是应该上教堂的，我们在地里干活不太好，可不要被邻居看到。
房东太太算不上虔诚的基督徒，不过还是尊重教会，她曾带我去教堂。那是10月里的一个周日，是个宗教节日。我们骑自行车来到附近小镇的教堂，里面的座位几乎都已经坐满，我们俩只能分开，坐在前后排的空位上。
开始做礼拜了，牧师用德语布道，我听不懂，呆呆地坐着。另一位神职人员举着一根长长的棒，一端绑个篮子，依次伸到信徒前面，人们纷纷掏出硬币，往篮子里放。
我身上没带钱，不知所措，扭头向房东太太看去。她向我摇摇头，说她已经付了，我不用付。在骑车回家路上，房东太太告诉我，她昨天把自家种的一个大南瓜送去教堂了，所以今天不用付钱。德国的教会不仅接受政府的资助，还向信徒们募捐。
房东太太还经常把收获的蔬菜瓜果送给农庄主，以示感激。她对那位农庄主的心态很矛盾。既感谢农庄主允许她在三角地里种蔬菜，又妒忌农庄主的富有。有一天，房东太太应邀参加农庄主家聚会，回来后却对我抱怨，说：“他们什么时候都有钱，哪怕在二战时期，也没有受到战争的苦难。”
房东太太那一代德国人中大部分都深受二战的荼毒。她的娘家原先在捷克的苏台德地区，那是德国移民区，父亲是农庄主。她给我看少女时的照片，一位美丽的姑娘坐在草地上，远处是她家的农舍。房东太太的闺名叫艾米，是家中长女，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二战爆发后，弟弟应征入伍，没多久就战死了。
二战期间，几乎所有德国海外侨民都支持德军的入侵。德国战败后，德国侨民也受到惩罚。苏台德地区的捷克人纷纷向德国农庄主报复，房东太太忿忿地告诉我：那些捷克人最坏。幸亏苏台德地区被美军占领，要是被苏军占领，她们将吃更大的苦。
美军将德国侨民遣送到纽伦堡。她父亲坐了一年多的牢，她也坐了三个月的牢。在监禁期间，德国侨民们都垂头丧气，年轻的艾米依然活泼乐观，常常说些笑话，活跃那压抑的气氛。
艾米全家在纽伦堡安顿下来，失去所有生活来源，度日艰难。艾米出狱后，四处奔走，寻找工作。打听到有招募护士去英国，便去报名，前往英国工作。比起物资严重缺乏的德国，英国的生活好多了。她不时从英国寄给父母和妹妹一些食品，接济家中。
我与她聊天时，讲起我看到德国的食品供应这么丰富，很想念远在中国的父母，希望父母也能享受这样的生活。房东太太很有同感，她在英国时也有这样的思念。
艾米在英国工作两年后，回到德国。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大批年轻壮丁在战争中死去，许多单身年轻女性找不到配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艾米遇到万棱恩先生，他是一个精细机械工，前妻已病逝。年轻活泼的艾米嫁入万棱恩家。
婚后，万棱恩太太生了两个儿子。十六年后，万棱恩先生病逝，留给万棱恩太太的是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和这幢房子。
万棱恩太太将部分房间出租，贴补家用。十五岁的大儿子辍学，接替父亲，在马普研究所里当工人。成年后结婚，因儿媳要住在娘家附近，举家搬到斯图加特。每逢圣诞节，房东太太与小儿子驱车去斯图加特，与大儿子全家一起过节。
小儿子上学时书读得勉强。成年后，先在瑞士当了几年工人，房东太太四出张罗，终于给小儿子找到农学院啤酒厂里的工作。
我住在房东家四年多，我们之间不仅是房东租客的关系，而是亲如家人。房东太太比我年长30多岁，像母亲那样关心我。我孤身一人，远离家乡，经常想念远在上海的父母和兄妹们，偶尔收到家信，更引起思乡之苦。
那天，房东来为我换床单，正好遇见我收到家信后伤心流泪，便尽力逗我开心，她顺手把换下的一大包床单塞进我怀里，说：“给你这么大的毛巾，足够擦干你的眼泪。”她的玩笑话，引得我破涕而笑。
房东太太不仅照顾我的生活，还包容我的粗心大意。使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有一天，我因做实验，忙到半夜才回来，匆匆忙忙地做晚饭，也没在意切菜声太大。第二天，住在顶楼的印度姑娘问我：“你怎么在半夜里还在切菜。”其实，那天房东也被我的切菜声惊扰，她很宽容，没有任何抱怨。
1988年圣诞节前夕，我前往瑞士苏黎世，要到好友家去过节。那天我起个大早，准备乘691公交车进城去赶火车，怕惊动房东，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去吃早饭。不料，房东太太还是听到了，立即起床，不但陪我吃早饭，还坚持要送我。
那天天奇冷，地上积着雪，我们一起走到汽车站，房东太太陪着我等车，直到我上了车，才独自回家。后来她告诉我，那天她仅在睡衣外披上大衣就陪我出门，冻得够呛，我听了很过意不去。
1989年秋，我家七妹来德国探亲，正好房东的顶楼空着，我就租下那顶楼。付房租时，房东太太只肯收我原来的房租，把顶楼的房租退还给我。
房东太太不仅待我好，待中国人都很友好，她帮助过不少中国访问学者。加兴经常有中国学者短期来访，寻找合适住处不易。每次我询问房东太太，能否接纳中国学者来她家短期居住，她总是尽力帮忙。
最热闹的时候，房东家一共住了四个中国人：两男两女，那三位中国学者因进修期满后又获得延长或者考察期太短，一时找不到合适住处。我与房东太太商量后，安顿他们住下。
房东的半地下室里有一间卧室，窗口的一半露出地面，房间很大，还有电炉和冰箱。此时正好空着，就安排两位男士入住。在我房间里另加一小床，女士与我同住。
我们在房东家前留影。我住在二楼房间，房东太太住在我楼下
那段日子里，我们住得简陋，却过得很融洽。每天早上，四人各自骑自行车上班，晚上回来，一起在地下室烧饭，晚饭后开始天南地北的神聊，直到尽兴后，各回卧室睡觉。
那年春节，慕尼黑中国学生会在中餐馆举办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四人欣然参加。下班后，直接从加兴乘大学的校车进城。晚会在晚上10点才结束。
从城里回迪特斯涵不易，需辗转乘车：先乘地铁到终点站，再转乘290公交车到加兴，还需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回小村。深夜里，我们四人骑着车，穿过冰天雪地的农田，一路上说说笑笑，真是名副其实的洋插队。
周末，我们宴请房东太太。加兴的中国学者老张也来凑热闹。我们在房东的厨房里摆开阵势，大家各显身手，烧了一顿丰盛的中国菜。房东太太对中国菜赞不绝口，大家吃得很尽兴。饭后，房东太太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外出踏雪游玩。
我们在房东的客厅里吃中国餐
房东太太带着我们踏雪游玩
房东太太喜欢吃中国菜，我也经常请她品尝我烧的中国菜，她最爱吃的是鱼香肉丝。我和房东曾宴请牛奶先生和他的太太，主菜就是鱼香肉丝。房东太太能烧很好的德国菜，很以为荣，还教我如何烧德国菜。我虽然学了，可惜实践很少，终究没学会。
E16研究所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位好房东。1989年底，我将离德赴美工作。圣诞节前，我与两位博士一起举办博士告别庆祝会。房东太太应邀参加。她是那么的兴奋，回来后告诉我，这是她参加过的最好聚会。
聚会上，我的博导教授与房东太太商量妥当，E16研究所将长期租下她家的那间房间，作为E16来访学者住宿。
房东太太在我们的博士告别庆祝会上
2003年1月，我作为英飞凌公司的工程师，从美国出差到慕尼黑。顺道访问了迪特思涵的房东家，13年后重返故地，房东万楞恩太太的小儿子已结婚，有了三个孩子。
小儿子告诉我，近年来他的妈妈年老病多，已经住进养老院。他为我接通了房东老太太的电话。我在电话里勉强用德语与老太太通话。我告诉老太太，我已经把爸爸妈妈接到美国，与我同住。老太太羡慕地说，“你现在能照顾爸爸妈妈，真好！”
2005年7月初我的妈妈在纽约上州病逝。一周后，收到房东的小儿子的来信，告知：万楞恩老太太在五月病逝。他的信，更增添了我丧母的悲痛。
2020年10月 纽约上州
参考阅读：
| 余國英 (2020-12-15 16:36:59) |
| 此文非常親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