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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网络资料，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以下简称“龙小”）创建于1938年，1945年为私立文英小学，但更详细记载已无从找寻。我于1960年进入龙小，因为学校没有住校生，学生就近入学，其家居离学校都在步行可达的距离, 包括所有阶层居民的学龄儿童。虽然没有正式入学考试，但朦胧的记忆中我所在的幼儿园似乎有过一次面试。那时小学普遍是六年学制，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这个班级是龙小当年两个五年制实验班之一。我们在这里受到了文革前全面扎实优良的基础教育，且赶上文革前的 “中考” 升入了心仪的中学，却也因此赶上了 “文革 “及上山下乡的命运。1969年大批中学生下乡时，实验班的同学们均未年满16岁。
那时的龙小因坐落在龙江路而得名（时至今日路名未改，尽管此路并不靠江，见付图），两个校园分别在一条马路的两边。学校有着厚重黑色的木制双扇开大门，其中一扇门上掏出个带门栏的小门，早上大门敞开，上课后大门关闭小门出入，这门与学校一样久有时日，略带沧桑。
马路一边的主校园，一座两层灰色砖楼里，红色木制地板覆盖楼梯及房间，校务及老师的办公室在一楼，记得我们班的教室在二楼。楼房的前面是操场，旁边一个花木扶疏的小院里有一排三、四间平房，那里是部分老师的住房。马路另一边的分校园里，三排青瓦白墙的平房围着操场，成直角的两排平房是教室，另一排平房是老师的住房。我的班主任老师就住在那里 – 她家看起来宽敞的房间里摆着睡觉的床、做饭用的桌子及蜂窝煤炉。需要说明的是，操场并非水泥面，是泥土夯成的，房屋均为砖瓦结构，在当时已属上好的条件，且颇具民国风情。
学校有食堂但没有餐厅，中午，老师们大多是从食堂打来饭菜在办公室用餐。多数学生是要回家午餐的，每天从家到学校来回要走三趟（早、中及下午），来时各自行走，回时家住同一方向的学生各年级排队同行，路上学生们陆续离队回家。
记得当年回我家那队为了抄近路，也为安全 （那时大路上汽车不多，但偶尔还是会有），走的是弯曲的巷路，小巷两旁是低矮简陋的民房。我们常常在一家人门口驻足，观看一位绣娘在屋外半人高的绸缎绷架上作被面一类绣品，绣娘大约40多岁，烫发黄瘦，身穿大襟中式衣服。只见她左手的中指与无名指夹着香烟，不时吸一口、又轻轻吐出，右手飞针走线，那参差的针脚与变幻的色彩，绣出美伦美奂的花蝶鸟等图案，令人着迷。我猜她是领了蜀绣工厂的活，在家做“来料加工”的。
1964年，龙小迁入锦江边的新校舍（临江中路8号），花园围绕的白色楼群气势非凡，与当时成都最高的建筑锦江宾馆隔江遥遥相望。明亮的教室，全新的桌椅，磨砂玻璃黑板 …… 龙小的学生们是幸福的。此后我每天上学的路却更远了，要走大路，从磨子桥附近的住家大院经过汽车修配厂，过新南门后左转，沿着江边到学校。也就告别了那条曾经走了4年的小巷。
我的班主任老师，也是语文老师叫曾泽如，她看上去近中年，面容严肃，声音略为低沉，烫着齐耳短发。身材高挑的她，合身旗袍的左腋下，常常系着一条手绢。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备课时，她会吸烟，但在课堂上，她分分秒秒认真授课，严谨专业，除了教鞭教材，连水杯也未曾带入过教室。虽然带着四川口音，她坚持用普通话授课，并让我们用普通话表情朗读课文，那种拖着长音、小和尚念经式的读法在我们的课堂上从未有过。从入学到毕业，她的心血付出，使我们从目不识丁，到流畅行文。
为鼓励同学们写好作文，她常常出题后在课堂漫步观查，发现有同学的文章开头结尾有新意，或某一段落描叙生动，她会让作者站起来念给大家听，有时还会将好文章贴在墙上作范文。受到过鼓励的我，对作文的喜爱与自信油然而生，我曾经把搜集到的形容词一古脑儿记在小本上，写作文时再“巡视”一遍，把可用的词语通通用上，对文章的开头结尾也颇费心思，力求别开生面，以期得到她的赞许。几十年过去了，她对某篇文章的分析，某个标点符号的讲解，不经意间会在我脑海里跳出来。至今，我仍然用曾老师教给的四川音鉴别法，判断“的”与“得”的正确选用。只是因为误入理工行业，很长时间里我忘记了写作的快乐。2009年后，我开始提笔“爬格”，回首五味人生。看着印成铅字的作品，不由想到了曾老师，往事历历在目，师恩终身难忘。
1997年我出国八年后第一次回到成都，在与家人荡舟锦江时，曾靠岸到龙小寻问曾老师，但无果。2010年通过龙小同学得知曾老师早已退休并得到她电话号码，我和老师通了话并寄去我的文章，希望以此告慰老师，那年曾老师已80岁高龄。
我们的第一位数学老师郭秀云，年轻秀丽，鹅蛋形的脸庞上一双秀目，匀称的身材，略微发黄的头发梳成两条齐胸的辫子。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时，操场上来了一位军人向我们打听郭老师，我们兴奋地喊叫着跑向教学楼。一楼的一扇窗开了，办公室里，郭老师探出头来，脸上飞起红云 – 那位军人是她的未婚夫。她婚后怀着孕仍然给我们上课，产假后被调往另一所小学任教。我们这群“念旧”的学生曾相约课后，到那所学校去看望过她和她的小宝宝。
罗善容老师是我印像最深的另一位数学老师，她与曾老师年龄相仿，举手投足满满的书卷气。她与她丈夫工作在数学教育的两端：一个在四川大学数学系教高等数学，一个教我们小学基础数学。我至今记得她讲解求圆柱体表面积的那一幕 – 罗老师举着一个圆柱形教具，扒开它的表面层，比划着说， “大家要记住今天罗老师的示范，圆柱体表面积是它上下两个圆面积加圆周长乘高！ “形象的教学方法，事半功倍。
龙小音乐老师胡幼珍，是给予我音乐启蒙的第一人。胡老师人长得端庄美丽，高高的个子，粉红的脸颊，柔声细语，普通话也讲得不错。她与她丈夫也是同行，一个在四川音乐学院教器乐，一个教小学音乐。是她教给我们五线谱常识，教会我们认识简谱。记得她曾声情并茂地讲述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激动得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胡老师常常在课堂上让同学上讲台试唱新歌并当即打分，我常被叫上去试唱，也常得5分。记得一次胡老师给了我4分，有同学开始起哄： “骄 - 傲 - 失 - 败，骄 -傲 - 失 - 败！” 有一次一个男同学被叫上台试唱，歌词中有一句” 看我们的辫子迎风摆，听我们的歌声多愉快 “，他昂头放声唱道：” 看我们的头发迎风摆 ……” 引来全班哄堂大笑，胡老师也笑了。节奏是音乐的灵魂，胡老师很重视我们对节拍节凑的掌握，有一次她在风琴旁与一位访客交谈音乐启蒙教育，随手在琴盖上敲了一串长短间隔不同的节拍，并让站在一旁的我重复，我敲到最后，犹豫了，再敲一下，胡老师说，呃，怎么又敲了一下！ 那些情景栩栩如生，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一个学期结束时，我妈妈到学校来了。记得胡老师对妈妈说，这孩子乐感不错，将来可以考音乐学院附中，“她爸爸说，搞艺术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我低下头，为胡老师、也为我妈妈的话难堪。“她有鼻炎。” 妈妈可能也意识到不妥，这样补充道。“喔”，老师这一声里，似乎有失望也有理解。1964年龙小迁新校址时，胡老师没有随我们到新学校，在新校址的操场上，我偶然远远望见胡老师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她似乎在流泪 – 她调到另一所学校工作了。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发现自己可以看歌谱学歌、边学边教同学们唱，不由得深深感谢胡老师给予我的音乐启蒙。
新任音乐老师毛国华，是一位带着厚厚镜片的眼镜、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老师。那时成都市各校小学教师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联合文艺汇演，龙小老师们排演的是当时火爆的表演唱“十送红军”，以刘文璧老师为首的年轻女老师们个个风姿绰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唐祖均老师扮演的红军干部英气勃勃。我和几个同学被选上为老师伴唱，有幸多次近距离观看了他们的精彩演出。
记得当年我们也有家庭作业，是课堂教学内容中必要的练习与巩固。我下午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做作业，一小时左右就能完成。有时我们也会相约去同学家做作业、玩游戏。那时没有电视电脑手机可玩，我家有台熊猫牌收音机，收听少儿节目“小喇叭”是重要的娱乐，妈妈为我们订的期刊“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是仅有的两种课外读物。后来我们发现住家大院办公楼里有一乒乓球台，于是那里也成了课后的活动场所。在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只有音乐学院的子女有条件从父母那里学习器乐，班里有位男同学被要求跟他父亲学小提琴，记得我看过他的日程表：早上拉琴、下午拉琴，晚上拉琴，周日也拉琴（那时只有周日一天休息）！
学校负责孩子的教育，孩子负责自己的学习，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不仅学校的班主任到学生家访问，同学们记得数学老师、音乐老师也曾经家访过。除了查看每学期的成绩单与老师评语，父母基本不过问我们每天的细节，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具体指导，除非我们提出需要帮助。记得有一次爸爸帮我背乘法口诀表，背不下去时我开始流泪，爸爸说：“背嘛，哭什么。” 这是记忆中学习上和爸爸唯一的一次互动。妈妈更是早出晚归忙自己的工作。1948年四川大学教育系毕业、从事教育工作的她，从未过问过我们教课书的学习。良好的学习习惯、自主思考的学习态度，这或许恰恰是成功教育所追求的。
当年龙小的老师们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几十年，想来也早已退休。记忆中的他们是： 校长谢国光，教导处吴主任，体育老师常思淼，美术老师彭先诚（彭老师离开龙小多年，现在是四川省著名画家），自然课老师温树安。1965年春节，特级教师袁丽华妆扮成圣诞老人，用她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向同学们祝福新春，一开口便被同学们认出引来哄笑。谁能想到，三年之后的“文革”中，袁老师不幸被迫害惨死，年仅38岁。这是龙小历史上永远的伤痛。
2017年2月，我在回成都的飞机上巧遇同乡，一位带着幼女出国旅游的年轻父亲。聊到我16岁下乡后便离开故乡，越走越远，他问道： “你在北京上哪个大学？” 我迟疑了一下，答 “XX”，他惊讶了，又问：“中学呢？” “XXXX”，又是一声惊叹，他想了想，再问：“哪个小学呢？” 啊哈，这位同乡提醒了我，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串闪光的校名，而龙小，便是起点。
龙小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家姐弟的母校。姐姐在龙小上六年制，与五年制的我同时毕业，两个弟弟也先后上了龙小，我们有着或共同或各自的龙小记忆。或许有一天，我们姐弟4人能一起回母校参加校庆。
2020年，是实验班的同学们从龙小毕业55周年纪念，五年一贯制早已普及多年，龙小也已有了分校。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不断地与时俱进，龙小在成都市教育界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如果说，当年的我们在遭受 “文革 “十年对学校教育的摧残之后，尚能依凭龙小给予我们的信念和知识，自律自强、勤学不倦，成为各行各业的有用之材，那么，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教师对学生欣赏鼓励的重要，普通孩子可以培养成为正直善良、能经风雨、健康快乐的社会良材，就是龙江路小学教学成功的最好证明。
本文撰写过程中，龙小实验班（5.2班）同学提供了宝贵的记忆与帮助，在此一并谢过。
秋韵
2020.10.21 于美国诺城
题图：作者1964年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