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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乡下（补遗之一） 乡村教师
秋韵 写于2019.5.13
每天早、午和傍晚，八大队三队山沟里走过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与面色黑黝、穿粗布对襟装的乡民不同，他总是整整齐齐地穿着兰色卡机布（全棉较厚，织有斜花纹的布）中山装，在田埂上迈着稳稳的大步。他看起来50岁左右，头发花白，脊梁微微佝偻，一付普普通通的白框眼镜架在瘦削的鼻梁上，略现青筋、细腻的手上提着一个黑色手提包。 “姜老师！” 田里路边，大人小孩尊敬地招呼他，“哎！” 他也温和地点头答应。他，就是八大队初级小学的惟一公办老师，姜老师。听说（在当年寂寞的乡下，大人小孩都是此类小道消息的优秀传播者）姜老师出身地主，妻子也是公办老师，在另一公社小学任教。他单身住在初小所在沟里，闲暇时打理自留地菜园，周日及假期才与妻子团聚。他们夫妇终日和孩子们“厮混”，却没有自己的孩子。
八大队的三个生产队分布在三条山沟里，初小建在第三队，我所在第二队竹筒沟的孩子们翻过一道山梁便可上学。初级小学不同于建在公社的完全小学，只设有一到三年级，倘若三年级毕业后要想继续读书，就要走7、8里山路到公社去上完小。初小建在山脚一片土坪上，两排茅草屋成直角，中间是操场。和我们的住宅一样，茅屋厚厚的土墙上掏出了几个方洞作窗户，每当阴雨天，室内暗得必须点上煤油灯照亮，而雨天土质操场的泥泞使鞋底粘上厚泥难以行走，打赤脚便是最好的选择。
除姜老师外，初小还有一名民办老师，她是从数里路外的平原小镇嫁到山里来的高小毕业生。在她请产假期间，我被要求做了代课老师。
那天早上，怀着忐忑的心情，我早早来到学校，不经意间发现黑板上民办教师留下的字有一个少了笔划，这让我顿时有了信心 。姜老师来了，他将二年级课本交给我，交代我从哪一课开始，就转身径自走进了他授课的教室。姜老师那间教室里有两个班，我惊讶地发现这种称为复式班的教课法：一、三年级同室同黑板，而老师分别为两组孩子教授不同的内容。老师很辛苦，孩子们也会相互影响。这也是困难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吧。
那年我17岁，平生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模仿当年我的老师上课时的样子当起了老师。山里的孩子们读书很有意思，和当年城市里重点小学要求用普通话声情并茂朗颂不同，他们操着纯粹的乡音，拖着长长的调子，整齐而陶醉，煞是好听。任课老师负责一天所有的课程，语文、数学加体育（不记得是否有音乐课了），孩子们午餐时回家，老师亦如此。孩子们怎样评价我的教学不得而知，只记得与单纯体力劳动不同，每天傍晚下课走上山脊小路，我身心皆疲惫。回“家”后或煤油灯下，是批改作业和备课时间。
我与姜老师仅有过一次对话，但记忆尤新。那一天课间休息，姜老师蹲在高高的土台阶上，点燃一支香烟，饶有兴致：“小X老师，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不假思索：“回成都，有一份工作，每天下班可以回家。” 几年后，当“一份工作”的机会出现，我却放弃了，义无返顾地考试升学，奔赴远方。是忘却，还是改变？我拷问自己，却难以回答。对话继续：“姜老师，你爱人为什么不能和你在一起教书？”“也许他们认为不需要照顾吧！”一丝苦笑迅速从姜老师脸上滑过。“姜老师，那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又问道。“像我这样斗大字能认几萝筐的人，中国太多了！”姜老师吸着烟，微微一笑不再言语。
我心有触动，也无言。是的，如同姜老师，中国有众多知识分子、有众多默默耕耘的乡村教师，他们或许有抱负，或许有无奈，但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是他们以生命之水浇灌贫弱幼苗，以知识智慧开启蒙昧心扉。他们是平民教育的践行者，他们的一生虽卑微却高尚，虽平凡却伟大。
注：本文系我的纪实回忆《少年青春篇》中“山上乡下”之补遗，为纪念下乡插队50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