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孙中人
中人，是我的四哥，准确地讲是我的四堂哥，他是我大伯伯的小儿子，我们相差六岁。在所有的堂哥表哥中，四哥是与我年龄距离最近的哥哥，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哥哥。
实际上，在我心里，四哥一直是一位心灵手巧又幽默聪明的哥哥。每次想起他，他那笑眯眯又有一点调侃的脸庞，总是会浮现在我眼前。同时，还会想起小时候，他把家里的院子种上蚂蚁菜花，到了夏天，蚂蚁菜花会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真的色彩斑斓、争奇斗艳。要知道，那可是文革后期，没有人家喜欢种花，如果家里有一个小院子，大家都会种那时奇缺的蔬菜，而不会有闲心去美化周围。
这篇文章是四哥写他下乡的经历。知青，那份苦日子里，曾经有过无奈，也曾经有过拼搏。
我的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国高毕业，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然而，我们却没有他们那样的学习机遇了。不光学习的机会没有，连就业也没有选择。用当时时髦的一句话描述：愿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一九六六年，那一年我小学毕业，填写了中学报考志愿以后，我们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小毛孩子来说，这次运动真不知道是悲剧还是喜事，那年我十三岁。
当时的许许多多新事物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轰轰烈烈，都是青史留名的。由于每个人的家庭的出身不同，所涉及的境遇不同，所以现在对于文革的看法还是褒贬不一。其实对中国这个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度来说，许多文化遗产被颠覆了，许多文明的传承已经没有了。也可能要很久以后人们会发现：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这句话的含义。
一九六八年三哥下乡，他是知识青年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年级。一九七零年本来可以四个面向，有机会留城的我，因为父亲是五七战士，也必须下乡（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厂、面向边疆）。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是我应该下乡的日子，但只有我的大木箱子下乡了，因为我的脚在前几日崴了，肿得老高无法行走。一个月后的九月二十四日我独自一人在沈阳的老北站出发（军阀张作霖修的），坐火车到马三家车站下车，车票五毛钱，独自背着行李徒步十八里路，边走边打听路，来到了兴隆堡公社老什牛大队，开始了我的六年农村生涯，迈开了人生独立的第一步。
农村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感觉普通而又平凡，千千万万的农民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着，然而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活的孩子，感受却是既新鲜又恐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
住的是青年点大房子，一共十二间房子，中间一间是厨房，其余分为两大部分，男宿舍五间通铺，女生四间通铺，都是南北大炕，炕的下面留了许多小方口，是为了让尾部的炕更暖和留的烧柴禾的地方：门灶。
吃的是大饼子高粱米饭，白菜或者萝卜汤，连咸菜都没有，在青年点吃咸菜也是一种奢侈，绝不虚假。我们属于新青年，国家供应一年粮食，但也是和城市居民差不多，每个月几斤大米和白面，每周仅仅可以吃一次细粮。
我们青年点开始有近五十人了，其中我们七零届二十一人，六八届的有二十多人，紧接着七一年又来了二十左右人。我在学校时比较低调，加入红卫兵时很费力，基本是最后才加入。我低调不是性格的问题，而是我的家庭关系和父亲的特殊身份。到农村以后我不再保持低调了，农民的生活和开心的方式打破了我的生活习惯，我已经融入到这个阶层，腰里系着一条大手巾，头上戴着草秸编的草帽。听他们讲笑话，到老农家里去蹭丰富的农家饭。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年我全年的收入是七十二元六角。拿到钱回家过春节时把钱交给爸爸。父亲领着我和三哥到太原街北面的秋林公司去，每个人花七十六元买了一个当时最贵最好的皮夹克----开封服装厂的产品。后来不知父母又从哪里要来购物券和手表票，又给我花一百二十元买了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这在当时的许多家庭中是不可能的，也许，这是父母为了安慰我们，尽可能给我们的补偿吧？
下乡一年后，我当了青年点的伙食长，可能是我的率直和无私真诚，这个许多人不愿意干或者愿意干却干不好的职务，经过大家的选举落到了我的头上。当伙食长经历的大大小小事情，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和协调水平，也给我增加了另一个角色：青年点的副点长，点长是六八年的老青年共产党员。
春天要种青年点的自留地，到生产队借犁杖、留自己青年点的义务工，年节要准备好吃的东西，到公社买供应粮借车，到县里买煤等等，许多我从来也没有接触的东西现在一一摆在我的面前。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一生一直缺乏一个东西：只会一直专注做事情，千方百计去圆满地完成任务，而忘记了通融人际关系，而这在当时和今天的中国都是行不通的。
说起来也算笑话，那年下乡的小队政治队长和大队的一个五七战士到沈阳，曾经来我家吃过一次饭。结果不知道大队书记如何知晓了，被冠以“开黑会”，那是一九七三年，刚巧我又和青年点的一个女同学有些多余的来往，如此两件事，就使得我不得不调离这个青年点，转到一个新的知青点----新民县的大柳屯公社。于是，我重新开始了又一页的知青生活。
也许是已经有了农村的劳动经历，在这个青年点艰苦的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下，我还是走在了前面，当上小队长和民兵连长都是这里的事情。在这里再一次邂逅爱情，并感受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履行着人生的职责，承担着最极端的没有太阳的晴空！
在第二个青年点，我曾经萌生了青春的爱意，然而，也是在这里我遇到了人生不可忘记无可名状的恐惧。一九七五年，我担任大队民兵连长职务，那年夏天新民县境内的养息牧河告急，各大队出车出人参加抗洪抢险，我是我们大队的领队。两辆马车四个人在公社抗洪指挥部指定区域巡视，漆黑的夜大雨滂沱，不是诗中有画的水天一色，是寒冷、漆黑不见五指的大雨中，看不见路看不见河流在哪里，穿的不是雨衣是蓑衣，戴的是草帽，水深已经到膝盖了，手电筒照出去只能看到一米远。浑身基本已经湿透了，人不敢走路，因为你看不到哪里是路，只能依靠两侧的树来判断大概的路在哪里。我们带了几把铁锹，拿在手里当作拐杖了，那时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几个人不用说抗洪了，其实只有束手无策，在这样的大雨中，我们找到家都是困难的，天空瞬间的闪电使我们能简单地看清周边的环境，权衡再三，我决定回去汇报情况再做打算。那个时候我记住了这个第一次听说和参与抗洪的河流名字：养息牧河。记住了汪洋无际的大雨，经受了极度的恐惧与寒冷，体会了无助的窘迫境遇，这一夜的惊险经历，在我的记忆和脑海里留下了深深地刻痕。
还有一点点丑事，也不妨说出来大家一笑。在当伙食长的时候，青年点的菜地里也种上了小白菜和芸豆，由于青年点的前后院子比较大，无法像社员家一样周围栅上，有散放的鸡鸭就会来吃幼苗，驱赶鸡鸭的任务自然就是我负责了。我的做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小棍支起鸡鸭的嘴巴，让它们张着嘴巴回家，另一个方法是制作了一个弹弓，用小石块来驱赶吃菜苗的家畜，效果确实不错，但是一次我的枪法太准了，弹弓的石子打在一个鸭子的头部，当场毙命。如果我当时不去管这个死鸭子，也没有人会注意到是谁打死的鸭子，我做贼心虚地拿起铁锹在压水洋井的旁边挖了个坑，人不知鬼不觉的将鸭子埋了，万事大吉不露声色。事情过去了半年多，一个社员找上门来，让我赔鸭子，并准确地说出了埋鸭子的地点，我无可奈何地说：鸭子算我买的吧，给你钱，就这样我赔了人家两元五毛钱。事情过后，我一直在做两件事，一个是后悔，一个是追查是谁说出去的。后悔的不是打死了鸭子，而是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吃了呢？两元五毛钱是我半个月的零花钱呀！另一个事也查到了，告密人也找到了，是我们一起下乡的女同学，她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是黑山县的五七战士，经常来往，我如何能报复呢？且不是诬告也不是告密，是当作笑话说出去，如此就算是鸭子我吃过了吧！
我不是吃了一只鸭子，是吃了一只鹅。
每年秋天前，青苞米可以吃的时候，每个队都要找几个看青的，专门来防止社员偷和家畜吃庄稼，我有幸得到这个机会，因为秋天的夜里很凉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披一个大棉袄，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同样一要阻止私下里偷青苞米的，二也是要驱赶家畜防止祸害庄稼。在农村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农村的大鹅一般不怕人，而且还伸着脖子对着人叫，我刚巧就遇到了对着人叫的鹅，于是我手中的镰刀怒了，就突然发挥了作用，这个大鹅就做了刀下客，这次的我就做了一个出格的决定，把鹅夹在棉袄的里面，匆匆地来到村子边的一个下放户的家里，鹅在锅里炖着，我又去找了几个同学，一同来解馋，最后，当然还是要给鹅的主人赔款啦。现在说起来是笑话，如果当时可能会被批斗的，严重的话有可能就是四类分子中的坏分子啦！（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其实，我们下乡的时候，正是我们人生的青春时代，那个时期的我们应该在学校里学更多的知识，可我们过早地接触了社会的底层。人生很难评估你的得失，那些艰苦的日子，我们有过笑语、也有过恐惧、更多的时候是在苦苦的煎熬，在听党的话，准备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六年，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我最美好的人生和应该学习文化知识的岁月，是在农村度过的，我是曾经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知青，知识青年，然而我们却没有知识。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转型中的奠基石，在后来经济改革的大潮中我们又做了一次这类的垫脚石。
我妹妹前面说到的院子里面的蚂蚁菜花，几十平方米的地方，在我抽调回沈阳以后，全部改种韭菜了，春夏之交时的蚂蚁菜花五彩缤纷，每天都有开放的鲜花，那么大的一片小花海开已有十年之久了，突然全部清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不知道是留恋还是惋惜，但是还是彻底地全部转制啦！
（注：企业转制，由国有制改为私有制，大批人下岗，好听的说法是待业，如同当年我们下乡一样，我们这一辈人有幸两次迈入了同一条河流，这也是我文里提到的第二次垫脚石。）
本文摘自《忆海拾贝》文集，购买请登录Amazon，搜索作者名Ann Xinan Su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