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东南部州政府的环保实验室。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民主党执政的八年里，由于副总统高尔的大力推进，全美环保事业蓬勃发展，对于旅游业为经济龙头的州，环保业更是欣欣向荣。我幸运地参与、见证了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这一过程的受益者。在这期间，州环保实验室从三十多人逐渐扩大到一百多，工作场所也从几间小房搬入了大楼。环保署是高高的白色双塔建筑，三层楼的技术支持部与之相连，化学，海洋生物及计算机部门的办公室就在这三层楼里。办公楼背后是实验室大楼，一条走道从二楼与办公楼相连接，气派十足。化学实验室的业务涵盖联邦环保署要求的有机无机化学分析领域。新上任的实验室主管、雄心勃勃的卡本哲博士不仅善长拉项目找经费，还千方百计购进新设备、采用新技术、设置新职位并广泛招聘高学历的技术人才。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人追求高薪，大都愿意到大公司工作，因而薪水低但容易得到绿卡的外国博士硕士毕业生便成为了州立实验室的主力：除台湾和中国大陆外，印度、波兰、罗马尼亚、俄国还有非洲肯尼亚留美毕业生纷纷加入，俨然一个小小“联合国”。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有幸与三个北大人成为同事，尽管他们因各种原因在以后的几年中先后离开，但正是他们，给我上了北美职场第一课。
老梁，头发蓬乱，双手粗糙，四十多岁的脸上刻着岁月的划痕，一看就是饱经风霜的汉子。他从芝加哥附近的一所名校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我所在的实验室得到中级化学师的工作。老梁的确是有着坎坷经历的人，他的故乡浙江温州，是富庶的鱼米之乡，父母皆为文化人。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投笔从戎为国民党作谍报工作。“他非常聪明，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可惜被我母亲中和了一半，我没有他聪明；我女儿又被我太太中和了一半！” 老梁用化学术语无不遗憾地说。1955 年，老梁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 被监禁、枪决，而老梁初中毕业参加志愿军的二哥在此之前已牺牲在了朝鲜上甘岭。于是职业画家的老梁母亲有了双重身份：反革命家属、革命烈士家属。不知道哪种身份起了作用，老梁考上了大学，是中国西北的名校。那时正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匮乏使得人人饥肠辘辘，老梁在温州农村的亲戚也有的死于饥饿。亲友们告诉老梁，粮食短缺是人为（大跃进、人民公社）而非天灾，更有军队包围稻田运走粮食的情况发生。那所大学一群学生开始写文章、出版刊物，揭露真像针砭时事，老梁参与了刻钢板（在钢板上铺上蜡纸，用铁笔写字以供油墨印刷）。但地下刊物很快被当局侦破，老梁指间的厚茧成为犯罪铁证而被捕入狱、劳改，刑满后留在劳改所在的化肥厂就业。“文革中我在服刑，正好保护了我，在外面我可能就活不了了。” 老梁如是说。
文革结束后，老梁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离开了西北。北大的日子是老梁津津乐道的快乐时光，已经不太年轻的他还参加了北大体操队。国门初开之际，老梁母亲联系上了在美国作牧师的一位故友并以画相赠。巧的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乔治 布什常到那间教会做礼拜，他非常喜欢老梁母亲的画，于是由牧师牵线，画家赠画老布什先生。在老布什成为总统的就职典礼前，画家竟然收到了参加典礼的邀请信！临行之前，中国当局有关部门宴请了她并送行到机场。老梁母亲从此留住美国纽约唐人街，不谙英语的她，成为了以卖画为生的独居老人，即便是儿子来美后也坚持独居。
老梁在有机化学分析部工作。主管林博士来自台湾，他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是个瘦小刻苦的同胞。他家在台湾以经营杂货店为生，“我从小就知道怎样管理员工“， ”我对待员工和仪器是一样的“，林博士这样对我说过。”在他手下工作不易，他每五分钟就要查看你一次“ ，有机部的印度博士Ruddy对我这样说，而老梁从未诉说过此间工作中的问题。他常在午餐时兴致勃勃聊到他专利发明的两种涂料：一种可以使浴室的镜面在水雾中保持干燥；一种涂在飞机机身外可使飞机成为隐形。不久，他让太太辞了职，在位于他们五英亩地家园的小棚屋里生产出了一瓶瓶涂料并试图打开销售市场。有一天，林博士带着老梁到各个实验室查看通风柜来到我工作的房间，忽听老梁大声说道：”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 我没有回头，但可以想见林博士尴尬的面容。
1992年，实验室调整部份人员职位，我工作两年后在无机化学分析部得到晋升，与老梁平级。有一天，实验室主管房门紧闭的办公室里传出激烈争吵和拍打桌面声，老梁愤怒的大嗓门清晰可辩。或许与职务晋升有关，老梁辞职了。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城市，却从此缘吝一面再见。听说他从销售他的涂料到经营承包浴室装修，以他的勤劳智慧，生活应该无忧。也许相比作枯燥的常规化学分析工作和有限晋升提薪机会的政府雇员，他走了一条更适合他自己的路。
老雷, 北大老三届（1966-1968）毕业生。 与老梁的不修边幅相反，老雷衣着整齐，不多的头发梳得服服帖帖，文质彬彬又才华横溢。他的父母祖籍台湾，少小留学日本，获医学博士后在日开一诊所。受台湾共产党朋友的影响以及深感“支那”人在他国受歧视，他们自然对祖国独立强盛满怀期望。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夫妻俩兴奋地关闭了诊所，宣布回国。他们搭乘遣返战俘的轮船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在此后的岁月里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无数。但他们的出身背景使得他们在“文革”中在劫难逃，在被怀疑为“特务”而遭关押期间，台语和日文成为了他们夫妻间交流的保密工具。“文革”结束，老雷母亲在丧夫之后，孤身一人重赴日本行医直至终老。
受家庭影响，老雷懂日文，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文革”中，老雷和女朋友同学一道，在北大校园贴出“论北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大字报。几天后，他们被作为反革命份子抓捕，同北大已经在押的黑帮们一起排队低头，铲运燃煤劳动，接受批判。“有一天我和邓XX关在一起，他塞给我一张纸条，要我交给他的妹妹。后来他跳楼想要自杀“，”我比他坚强“ 老雷这样说。”文革“结束后，当老三届毕业生回校补课”回炉“之时，老雷夫妇凭借日文优势考上留日研究生，在此后数年里获得日本顶尖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学成是否回国？老雷夫妇考虑再三。”我们当初也是两个博士回去的，现在只剩一个人了。“ 母亲的话使老雷夫妇断了归心。在美国几所大学作了几年博士后，老雷以有五十篇论文、自动化仪器分析研发先驱的重磅简历，得到我所在实验室的高级化学师职位。
环保业兴旺之时，湿地保护也刚刚开始，为评估湿地的富营养化状态，大批的湿地样品涌入实验室，要求在48 小时 至 1 周 内 得到样品中各种营养物的含量数据。老雷负责将营养物实验室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并开始使用当时刚刚上市的多频道自动发色光谱仪。这种仪器有快速分析的优点，应对大量样品起了作用，但因其技术上的限制，检测度不足以达到联邦政府环保署的要求，以至于在当年全美环保实验室分析质量监控盲样分析中未能达标。大批样品的压力及人员短缺，老雷的科研背景及对政府法规的不熟悉或忽略，都可能是造成那次未达标的原因。采用其它检测度低的方法和仪器，减少样品，增加人员，这样的改进后来证明是必须的。联邦环保署规定的盲样检测每年两次，老雷还有机会，但主管卡本哲博士因为这次失误对老雷大失所望，将老雷调离营养物实验室，两人关系紧张起来。很快，老雷得到中西部一州政府环保实验室技术高管的职位，比现有级别升了三级并负责该部门新技术、新仪器建立及疑难特殊样品的分析，老雷太太也在该州另一部门担任技术高管，他们在那里工作直到退休。老雷是我入行分析化学的第一个老师，从理论到仪器建立都让我受益匪浅。而我在老雷离开后，努力完善了营养物实验室规章制度、质量监管程序，使自己得到了全面的锻炼。
老孙夫妇与老雷夫妇同为北大老三届毕业生，在校时也互有印像。“当年批判我反革命，虽然双手背绑、低着头，也能听出老孙在领头喊‘打倒’的口号”，老雷笑道。老孙有着北方人的高大身躯和大嗓门（不料大嗓门后来给他引来了麻烦，这是后话）。他是北京人，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四中，又上了北大并留校任教，应该是品学兼优的人才，经历也还顺利。国门开放，老孙来美留学，在北美名校取得博士学位，他曾是拥有一千中国学生及家属的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毕业之际，有大公司邀请他面试，豪华长车接送，录用很有希望。最后的餐宴中，雇主问老孙曾经管过多少人。“我答说一千人，他们就没敢要我了“，老孙说道。面试的经验就是这样得来的。老孙是被我所在的实验室聘为高级化学师的，他先在无机物分析组工作，简单重复的工作对于他真是大才小用。于是他换到了有机化学部，作高效液相色谱-质谱分析，这是该部的高档仪器，有比环保更广泛的应用市场。老孙所在的液相色谱组由三人组成，这三人均为博士，除老孙外，另外两人是印度人，其中Ruddy 是组长。谁也没想到，老孙的劫难竟然从这里开始。
大约是在1994年的一天早上，我上班打开电脑，赫然看到老孙发的电子邮件，称组长Ruddy数据造假。正在震惊之时，双塔管理部门的一中国同事打来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原来老孙用的是群发，整个州环保署一千多人都收到了老孙的邮件。那时电子邮件刚刚兴起，人们对电子邮件的知识缺乏，管理制度也还没有建立，据说事后发现老孙邮箱里有上千邮件未删除，而且每人都可群发而并无限制。可以想见Ruddy 的惶恐及实验室领导层对老孙的邮件之愤怒，紧急调查解决的结果，是将老孙调换到挥发性有机物的质谱组，该组远离主实验室，位于空气纯净、公园般美丽幽静的地方。“你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劝阻他这样做？”一个来自关岛的技术员对我说。老孙是我上研究生课的课外辅导老师，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我常到他所在实验室咨询，而印度人Ruddy也是我多年的朋友，见面常开玩笑。也许因为这种情况，老孙从未对我透露过他与Ruddy之间的不和。事后我曾打电话到老孙家询问，老孙说Ruddy把下属当在印度时的家奴命令使唤，“我就想试试美国有多民主。” 老孙说。而Ruddy 则抱怨老孙说话大声，不尊重他。其实老孙曾是北大教师，练就了大嗓门。至于“数据造假”，是用于质量监控的空白样品检出微量检测物，空白样品的污染有各种原因，在说明其原因上老孙对Ruddy 的说法不同意。
事情似乎就此平息，然而更大的波澜紧接其后。卡本哲博士为鼓励先进，在缺少奖励机制的政府实验室开始每年评选最佳雇员，获奖者可得2百美金奖励。就在事发不久，Ruddy 获了奖。这是否是领导层为维护实验室声誉有意为之？不得而知。但这大大刺激了老孙，他采取了最后的抗争：向州政府内部法庭提交诉状。内部法庭是为维护雇员利益而设置的，它判定老孙胜诉。听说在收到判决后，恼怒的卡本哲博士立即带着律师来到老孙工作地，宣布将他开除。据说实验室领导和老孙最后的协议是：老孙不得向媒体公布此案，实验室提供给他最好的评语以供其另找工作。知道消息后，我急忙给老孙家去电话，但电话已经停掉了，此时的老孙，已不愿与任何人联系。几年后，我也调换到质谱组工作，组长推特博士曾回忆老孙：“他在我们这里时和我们相处得很好。” “他常给我们讲笑话，我喜欢他”，该组的另一成员这样说。听说精神上备受打击的老孙，在平复一段时期后，在外州一个私人实验室找到了工作。
三个北大人，经历各自不同的命运，短暂地相遇在美国东南的同一实验室，又先后离开。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涉足美国职场的一批中国留学毕业生，他们的学识无疑是优秀的，他们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也远胜于初出校门的青年，作为学生一辈的我，以能和他们曾经共事并受教于他们而深感幸运！然而，他们的职场实践也清楚表明，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都受制于生存的环境，只有当个人利益与当权者利益相符时，能力才会被重视和得以发挥，因此与上级的沟通和谐十分重要。不知道当今流行的“情商”决定论能否在这里适用？
秋韵 2018年3月6日 完成于印尼民丹岛
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