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七七年大约开春时节，我父亲只身一人调往铁炉公社文教组。至于为什么要调往那里，我想父亲首先是听从上级的安排（他一生大半时间都在鹤峰县各公社调来调去，先后在白菓坪、太平镇、新庄、下坪公社、五里公社，最后是铁炉），同时也可能考虑到那里与湖南省桑植县的老家交界，还有那里比五里坪的气候温暖得多，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待他安顿好后，就考虑给我更换知青点。他肯定不能把我丢在红梅林场（尽管当时母亲还在五里小学）。按他心中对我未来的规划（他当然从没跟我说过；只是我现今的推测），我在农村锻炼两或三年后，再通过关系把我抽上来，在铁炉的中小学当个教师应该是可能的。如果我能当一个称职的人民教师，他一定会心满意足的。他一生都认为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
我现在企图在记忆中沿着红梅林场的山山岭岭——特别是每天上工时走得最多的东山上那条朝天矗立般的泥路——进行搜寻，看看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刻是怎么样离开的。可我讶异地注意到其间竟有许多由于遗忘而造成的空白。对于我要调走，我那几个知青——包括进来不久的几个新知青——是如何反应的？我们的组长许斌是不是在拍手称快？因为他毕竟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我实际上还没怎么写到他。也许在我最丰满最详细的回忆中，他不过像是背景里的一个影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影子。我至少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才听说——从高中同学余东风那里——他成了鹤峰县城里的一名汽车司机。应该说，在那个年代一名职业司机还是挺牛逼的。他后来和谁结婚了？是杨晓燕吗？我在心里为他俩祈祷。
此刻更令我难堪的，是无论我如何反复敲打我的记忆之窗，都无法回忆起我和刘红敏分离的那一刻。是不是因为我要走，她觉得我们的关系难以为继而感到绝望，所以她就有意地躲起来了？或者是因为，她怕我看到她那伤心的眼泪而又担心我不在乎她的眼泪，也就只好不辞而别？或者再因为，她宁愿一个人偷偷地呆在我要路过的某个山岭上目送我远去，而她在那里默默地为我祝福？天啦！我那记忆的整个诗歌啊，就任你去纵情地想象吧！
我新一轮的知青下乡仿佛又开始了。铁炉的知青点在公社的农场（那里的地名和场名我都记不起了；可能与我待的时间短有关，大概不到三个月）。可那儿哪能叫“知青点”啊，就区区两个人，两个小伙子，先于我一年下去的。可它的地点呢，那可真叫做遥远啊，千里迢迢啊！相对于公社所在地而言，它可就是个偏僻的边陲啊！没有人欢送，没有人陪伴，你就一个人走着去吧。我进发的那天（大约是九月），天还没亮呢，我父亲专门请一个“力人”——这似乎是一个不敬的名称；但那里就是这样子叫的——为我背行囊。一个“肚皮”圆润的大背篓，被塞得密不透风，上面还架着个大包袱（里面是棉被），像个蘑菇云似的在我眼前直摇晃（因为他总是走在我前面）。到了路上我才知道，为什么这行李要背着哪，原来这路不仅一直是山路，又陡又窄，而且这路的总体走势是依山而渐次增高的，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如果力人挑着个担子（自然要省力些），两边的箩筐就会晃荡着撞击路边的土坎或岩石，那你就没法往前走了。他的力气可真大，一口气可以背上个把小时才歇息一下喘口气。因为时间不等人啊，要不然天黑之前你还走不到目的地呢。我就背了个二胡，还跟不上他的步伐。
我父亲在路途安排了“接待站”。约中午时分，我俩到达一所就建在路上的小学（路从小学操场穿过）。校长和一名厨师热情接待了我们。校长我先前见过一次，我就没有陌生感。他小个子，可脑袋挺大，装配在细瘦的脖颈上给人有点重的感觉。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张红通通的脸，红中泛黑，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可能是因嘴巴偏小之映衬的视差，你会觉得这眼大得太过了；可又因大头做背景，你再看时就觉得适中了。他给我讲路上的注意事项，还把他所知的农场情况作了简短介绍。
午饭早就做好了。除了时令蔬菜外，还有腊肉！这可真来劲儿！我至少吃了一大碗的纯肉。那半肥半瘦的大块儿腊肉，大得你是没法想象的！——一片儿肉，似乎就可盖住一个菜碗呢。那肥肉的部分白中泛黄，似乎是由不规则的亮泡编织成的花纹；那褐红色的瘦肉部分呢，以其横向的紧密度纹路检验着你牙齿的嚼劲儿。如果不是这顿腊肉作动力源，我可能在天黑之前是到不了农场的。
农场的主体建筑是一栋坐北朝南的大木屋，木板已发黑，可推断有些年头了。我和一个小伙子挤在一个房间里。这家伙不怎么好打交道，有点公子哥儿的味道，好像是公社某个头儿的孩子。我住进来他是不愿意的，三天两头找我的茬儿。我只好让着他。另一个小伙子厚道些，家在河对岸就是湖南的江口小镇（应该属江口大队）。我和他玩得多些，也谈得来些。他住在我门前操场对面新修的木屋楼上，这屋好像未完工，整个二楼都没有装修，他的那间房是由木板简单拼在一起的，想必冬天会冷得够戗。
农场坐落在平行绵延的巍峨群山的半山腰上，这里地势平缓、开阔，好似一个个平台依次叠加而起，适宜种植庄稼。除适宜种玉米、黄豆、绿豆、高粱、土豆红薯外，还有少量的水稻田。因而在这里建农场应该是合适的。但规模不大，约二十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农民。我要感恩的是场里的谷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一开始我就跟着场里的人这样叫他。他和一个儿子在场里劳作。应该快七十了，至少有六十五吧。他非常喜欢我。最初的结缘是因为二胡。因为初来咋到常感无聊，就拉二胡解闷。没料到这一下后来竟成为场里的一大盛事。每当我拉时，门前的人就渐渐地多了起来，把门口挤得个水泄不通。有打探究竟的，有好奇看热闹的，也有在二胡上像推磨那样摆弄几下的。在这些朴实的农民眼里，会拉二胡，那简直就是“神”了。咿！你那胡琴的筒子里为什么会发出声音来呢？你的左手掌为什么会在弦上频频颤动、并上下移动哩？你的右手为什么要在两根弦上擦过来擦过去呢？这大抵就是那些围观的人向我提出的问题。在这些人中，有一个老人渐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不像那些年轻人往门里挤，而是静静地蹲在门边的土过道上专心地听。往往好事起哄的人都已经离去了，可他还在那里，直到我完全结束了才走开。谷伯就这样俨然成了我最大的知音似的，他可是比我同住的那个瘪三似的小子强多了。那家伙一见我拿起二胡，仿佛头就开始痛了，双手抱着个脑袋在床上滚来滚去；有时听的人多了，他就更烦了：“有什么好听的！不过就是个嘶哑的破锣声，像嚎丧的！”
后来我跟谷伯交流。他说他年轻时也拉二胡的，“只是扯不像……扯得不好听……有好些调子不会扯……”（那里的土话将演奏二胡叫“扯”二胡）。我惊讶地发现，他过去居然会拉三种弦，即G调5—2弦，D调1—5弦，F调6—3弦。都是自学成才的，没有人教他。他还询问过我3—7弦和2—6弦的指法。见他那热乎劲儿，我还让他在我的二胡上试试。只是毕竟由于年纪大了，几十年没拉，太过生疏，双手似乎已经不听使唤了。他的那双粗糙不堪皱纹密布斑痕累累的大手，特别是那凹陷淤黑、边缘残缺的手指甲，此后我就一直将它保存在了记忆库中的透明小囊里。
记得印象最深的农活是收薏仁米。谷伯自然成了我的师傅。薏仁米好像是那里的特产，作物高大，枝繁叶茂，米粒硕大，那一串串沉甸甸的颗粒穗随风拖曳，让收割它的人们爱不释手。薏仁米外壳的颜色仿佛浓缩了大自然万千之色的精华，有纯白色的，有纯黑色的，有黑白混杂的，有麻色的——上面点缀着棕褐色的小麻点儿，宛如大海里的一种斑纹小海螺。有空的时候，我就对这些带壳儿的东西进行艺术加工，用竹签儿把米仁儿一一去掉，然后用细绳将它们一颗颗串起来，带回家作为“珍珠项链”送给母亲。
我不得不赞美人的记忆之至高无上的成就，让我能够还原我离开农场时谷伯送我的那一刻。那是我接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回场里取东西。仍是一大清早，我仿佛还能闻到那操场上夹杂着树叶青草味道的沁人心脾的空气。谷伯就在那些送我的为数不多的人中，开始时他默默地走着；当我走出操场到了场房的拐角处时，只听一个嗫嚅着有点颤抖的声音说：“哲红……这个……这个你拿着吧……”我猛然一怔地抬头，只见谷伯那高大身躯的背躬得更很了，他那明显颤抖着的手在衬衣胸前摸索着，好半天似的才从里面摸出一张五元的钱来，又像一个帕金森综合症者似的那样颤动着手臂，试图将钱塞在我的手上。谷伯的手平时并不颤抖，那是因为他激动！我根本没料到他会这样。但我的第一本能反应是不要。我怎能要他老人家的钱呢！“你就拿着吧……你好上大学用……钱不多，我就这些……”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五元钱啊！这钱，不知在他的手上，捏攒过多少次了；要不然，你是没法想象那钱币上的褶皱是怎样形成的。他又是多么舍不得花掉这五元钱呀！这五元，仿佛就是他的命根子钱，他能用它解决多大的燃眉之急啊！可现在，他就要把它送给我了。“哲红啊，你……你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你要远走高飞了……”是的。他知道，他送我的钱，是不会有回报的。可他就是愿意，他就是觉得值！在它上面，该承载着多少他对我的期望和重托啊！因为盛情难却，因为义重恩深，我几乎是含着热泪接过了谷伯的钱，并紧紧地攒在手里，依依不舍地和他告别。当我转过一个大山湾子再回头时，谷伯还在那儿遥遥伫目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