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头半年的年底分红，我得了60元。这是平生第一次通过劳动获得的报酬。尽管比别人少（好像我是最少的！天啦！但我没追究），但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记得当我从出纳手中接过六张十元一张的票子时，手都高兴得有点抖了。我拿着钱币在亮光下看了又看。你不要以为我在看是不是假币（那时没有假币！），而是在欣赏上面的艺术图案的同时，满足自己丰收的喜悦之情。
这不易的劳动成果该如何享用呢？自从我学会拉二胡后，我一直希望有一把自己的二胡，而且是高级二胡。我认为自己的演奏水平配得上一把好二胡了。这里顺便想起，高二上学期，大约是五月，我有机会参加县文工团举办的“中学文艺骨干培训班”，时间为20天，可我晚到了几天，因为校方晚些时候才得到通知有培训班的事。我不排除时任文工团团长的大舅王月进想起了我还算是个文艺爱好者。我大姨王月明是团里的大腕儿，教我们二十来个中学生舞蹈课。我除了跟班学习课程外，还跟一个二胡演奏员当学徒。他一清早就会在门前的平台上练功，一拉就是一个小时。他的练劲儿真足！当他拉快弓时，如果某一个音他不满意，就会一下子重复十几遍。演奏时他那瘦削的脑袋会随着越来越快的节奏前后地晃动，嘴巴也会随着乐谱上的符号时而开启时而闭合。我就站在旁边观摩。他会不时地让我试拉一下，给我指点指点。今天我会总结说，那次学徒的经历不够完满。我主要是观摩。时间又短，只有清早的那一小时；而关键是我手头没有二胡可练，所以在技巧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后来崔中伟也持这个看法）。与其说我学到了二胡演奏技术，不如说是感受了老师那种刻苦训练的精神。
那次的培训经历加剧了我拥有一把二胡的强烈愿望。但最初还不过就是一个幻想，确切说是一个梦想，就如同你梦想着有一把用来切梦的刀一样。（更何况，你就是再有一把好刀，也不能用来切梦吧？）可我现在手上有钱了，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支配它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母，当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父亲下县城找到我小舅王月圣，把六十元钱转交给他，托他帮我买一把二胡。他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也是二胡爱好者。他后来有机会去恩施，就帮我买了一把“牡丹牌”的，上海民族乐器二厂生产。当我见到这个宝贝时，我的心哪，蹦腾得简直就快要飞出来了！嗬嗬！还是带琴盒的呢！那漆绿色布面木制琴盒，内衬以软软的浅绿灰色绒布，那铮铮发亮的二胡躺在里面，甭提有多舒服啦。我看见它静静地睡在里面，仿若我自己躺在里面那样，爽快而惬意！以我当时的标准，二胡的“高级”与否，就看它配不配琴盒；我所见过的二胡都是不带琴盒的，哪怕崔中伟的那把也不带盒子。如今它跟随我整整四十年了。无论我走到哪里，比如换一个知青点，上大学，乃至我后来在上海读博士期间，我都把它带在身边。我对它情感至深，尽管它也有不尽我意的地方，比如没有琴托；换把时，第三把高音区有时会发出噪音来，但我仍然舍不得更换它。我仍然把它当成质量上乘的二胡，完全可以用来进行正规的演出。现在价格6000元一把的二胡，也未必比得上我的。我有多次机会可以买个新的，但最终我放弃了。因为它是可以载入“熊哲宏历史遗产名录”中少有的东西。
跟随我整整40年的“牡丹牌”二胡。上海民族乐器二厂生产
我的二胡在红梅林场可派上了大用场！首先它有助于我写曲子。我正式的歌曲创作是从知青下乡开始的。尽管我现在退化得最厉害的是音乐，但我坚持认为，我原本最好的天赋还是在音乐上。那时的我，写曲子就是小菜一碟，你根本用不着动脑子，完全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宛如姑妈家茂古洞的一股天然矿泉水从岩石缝里汩汩流出。不像一般创作歌曲那样，先有了歌词，再为之谱曲。我则相反，我先在脑子里自然回荡着某一旋律（当然需要某种情境的触发，就像普鲁斯特的“马德莱纳蛋糕”那样），而且这旋律，仿佛绘画中的近景从广阔的背景中慢慢向你推近那样，会变得越来越明晰和精准，然后呢，或者是把它直接用简谱写在纸上，或者是在二胡上试拉几遍（会做些微调），最后形成正式的曲谱。
现如今，当我看到中央电视台“中国好歌曲”的那些创作歌手的好听曲子时，特别是当媒体对某一写手大加吹捧的时候，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吃惊，压根儿就不觉得奇怪。我觉得那很自然，很简单，天经地义般，就像大脑发育成熟到某种程度时语言就会自然地像本能那样产生出来一样。我好像看到了我自己的当年——我那时就是这样子写的；真是那样写的。没有人教，也用不着人教。你只是感到有某种东西想表达，一旦你有这个冲动，那旋律和歌词就化冲动为实体了。只是我和他们的时代背景不一样，我没遇上他们当今如此铺天盖地的媒体烘托，我没有“星光大道”、“越战越勇”、“非常六加一”等那样的展示平台。而且这些歌星的成功，更让我坚信音乐作为天赋的神奇力量。至少从心理学上让我更加相信“天赋”的概念及其存在。
客观地说，当时农民业余文艺活动的火热也驱动和催生了我的创作。为了准备“五里公社庆‘七一’文艺汇演”，我创作了两首曲子。一个是“表演唱”风格的，一个是“小合唱”。表演唱是当时风行的一种曲式，要求演员在舞台上边唱歌边表演，将歌词和曲调的内涵通过动作表演的形式体现出来。我当时挺佩服的一个农民创作者，最擅长创作表演唱了，而且他的作品火爆得不得了，他的人气也如日中天。他是靠近我们林场的一个生产大队的人，我从高中起就看见他的演出了。我对他的一次演出印象深刻。他一把木椅坐在舞台左侧，手拉二胡，边拉边唱边表演。他看起来还是整个节目的中心或导演，那些站着表演的男女演员都听从他的指挥：
“改天换地变新颜，泥巴腿子登舞台！我们是，抓大事，促大干，今年一个丰收年啦，啊——”
他的歌词通俗简单朗朗上口，他的曲子悠扬动人辽远高亢。我在创作表演唱时，或多或少模仿了他的风格也说不定。“小合唱”呢，写起来相对容易些，你只需要创作一个旋律优美的乐段，然后配上四五段歌词就可以了。在那次“七一汇演”中，我的女声小合唱（名字我不记得了；由四个女知青演出，童为农领唱）得了二等奖，这也是我们林场惟一获奖的节目。
我今天的最大遗憾，就是没法重构或重新写出我的那些曲谱。我完全忘了；即使潜意识中还有存留，可再也没有能力把它重现出来了。这是写自传的最大无奈，也是人生的最大悲哀。你不能重建你的天赋，你也不能重现往日天赋的辉煌。这也使我明白一个心理学的道理：天赋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这也许是最擅长“追寻逝去的时光”的普鲁斯特没有意识到的。
我们林场的文艺活动，除了在场内由知青主导作些自娱自乐的表演外，还有一次与邻近生产大队的合作演出。记得那天我们一早就出发，要走三十多里的山路。说“山路”，似乎还不足以描述我们所走过的路之险境。那路几乎全是沿着巍峨山巅之上的一个个山脊，向前迤逦延伸的，比通常所说的“山岗”要险峻多了。时而是险象环生的悬崖峭壁，时而是令你毛骨悚然的万丈深渊。我右肩挎着把二胡，背上还背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里面是些曲谱、节目单，土豆和玉米之类的中餐。走在最难走的当口，刘红敏就帮我背二胡。她背的距离比我要长得多，几乎一直都是她背着的——我的记忆之手啊，此时感触到了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在我身上抢走二胡的。好像当时还有个把场员笑话我的，许斌也说了些不三不四的风凉话。
此刻援笔的我，是如此清楚地看到她身着重负顽强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说起来呢，仿佛我那时显得是多么的弱不禁风！其实仔细一想，还是她的关爱。我拗不过她，不得不让她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