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就说过，我对《安娜·卡列尼娜》作心理学赏析的一个中心命题是：伏伦斯基对安娜的感情是爱情；安娜的自杀不是伏伦斯基“直接导致”的。
以下我将从各个角度表明这一命题的合理性。首先要表明的一个角度是，为了和安娜结婚，伏伦斯基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
根据性选择和亲代投资的理论，自然选择的压力产生了一种心理机制，使得男性倾向于——哪怕是不得不——结婚。这是因为，男性以婚姻为目的的长期择偶策略，是有其适应性优势的。或者说，从进化的观点看，我们的远古男性从婚姻中能得到潜在的适应性收益。
第一个适应性收益是，婚姻能确保“父子关系的可信度”。
对人类而言，女性的排卵期是隐蔽的或秘密的，正是这种排卵期的隐蔽性，戏剧性地改变了人类择偶的基本法则。这是因为，不单单排卵期，甚至整个生理周期中的女性，都对男性具有性吸引力。因此，秘密的排卵期，使得男性不得不创造出一种“适应器”，以便能够更加确定父子关系。从基因传递的角度看，相对于其他单身汉，已婚的男性的繁殖优势，实际上是增加了父子关系的确信度。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女性在整个生理周期中，她只与一个特定的男性反复进行性接触，那么该女性怀上该男性的孩子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婚姻可以增加男性吸引女性的成功概率。这是男性婚姻的第二个收益。
根据亲代投资理论，凡是为后代投资更多的那一方，在择偶时就必然会更加挑剔。很显然，我们的女性祖先在接纳性行为前，都要求男性给出可信的承诺和“爱”的表现；而不能给出承诺或没有爱的行为的男性，必定会在择偶过程中或者受挫，或者被淘汰。就像今天一样，那些对“承诺”没有兴趣的男性，在择偶市场上根本吸引不到任何女性。女性所要求的承诺，对那些想占点便宜，搞点“一夜情”、“露水夫妻”的男人来说，显然代价不菲。所以，进化生物学家指出，从人类“繁殖的经济学”角度来说，对大多数男人而言，如果他没有长期性的婚姻配偶，那么想要成功地繁殖后代，他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因此，婚姻配偶有利于繁殖后代，这是男人结婚的一个好处或收益。
通过婚姻得到的第三个收益，是有助于吸引一个更有魅力的配偶。
也就是说，经由婚姻，男性能够提高自己吸引女性的品质和技巧。根据性选择理论，一种性别（如雄性）的品质和技能，往往是由另一种性别（如雌性）的“偏好”所塑造的。显然，那些愿意承诺长期的资源供给、身体保护以及子女抚养的男性，更容易得到女性的青睐。因此，那些愿意承诺保持长期关系的男性，就会有更大的择偶空间，追求到他更想要的女人。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女性进化了一种想要保持长久关系的心理机制——女人比男人更在乎婚姻。这样，越是有魅力的女性，就越是最有可能得到她们所想要的男人。
婚姻的第四个潜在的收益，是能够提高人类子女的存活率。
完全可以设想，在远古生存环境下，婴儿和幼童在没有双亲、特别是父亲呵护的情况下，有极大的可能会夭折。即便是今天，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他的生存也是相当的艰难。
最后一个收益是，婚姻中的亲代投资，能进一步促进其子女的成功繁殖。
研究表明，婚姻关系中的父亲，其亲代投资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人类的进化史中，失去父亲的孩子，即使能存活于世，但由于缺乏父辈教诲和政治联盟，也将历尽艰辛，因为这两方面的存在，对他日后择偶问题的解决也颇有益处。在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化中，父亲对于促成子女的美满婚姻，都是强有力的后盾和支持。没有父亲的呵护，对孩子来说总是一种欠缺，甚至是伤害。因此，进化心理学家预测，这种进化压力经过成百上千代的传递，已经赋予了已婚男性一种适应性的收益。
在邂逅安娜之前，伏伦斯基确实未曾有过结婚的想法。但自从与安娜有过性关系后，为了结束因约会而不得不说谎、作假的情形，他最先劝安娜：“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一生结合在一起。”安娜基于对卡列宁的了解，认为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在行动的举措上不是很有力。但伏伦斯基一直没有放弃。在他俩从国外旅行回到彼得堡之后，伏伦斯基要他哥哥转告母亲和嫂子，他把他和安娜的关系看得“像结过婚一样”；他希望办理离婚，那时他就可以和她结婚，而他一直也就是把她看作自己的妻子的，就和任何人的妻子一样。他还说，“社会上赞成不赞成，我都无所谓。但家里的人如果想同我保持亲属关系，那也应该同我的妻子保持同样的关系。”
在乡下居住期间，伏伦斯基确信：他和安娜“这一辈子就捆在一起了。我们是用我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绳索捆在一起的。”但令他忧虑的是，他的女儿，在法律上却不是他的女儿，而是卡列宁的女儿；“就是明天再生一个儿子，我的儿子，可是按照法律，也是卡列宁的，既不能用我的姓，也不能继承我的财产”。伏伦斯基想通过结婚使他的女儿合法化。甚至到了他俩发生冲突的白热化阶段，伏伦斯基仍然希望他们将来再生孩子。只是此时安娜已经出现偏执心理，误以为“他希望再生孩子，就是不珍惜她的美貌”。
除了想结婚的愿望和行动之外，伏伦斯基爱安娜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为安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真正的爱情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否付出重大的、甚至惨痛的代价，是衡量日常所说的“真正的爱情”——真诚的、无私的爱情——的一个标准，因为“代价”总是与幸福相关，或者说，代价的付出与幸福的获得，这二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既然付出代价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幸福又是我们爱情的唯一目的，那么为爱情而付出代价，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托尔斯泰正是把“幸福”的意蕴归属于爱情——这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随处可见。例如，伏伦斯基在向安娜求爱时这样说：“您本来什么也没有说；就算我也没有要求什么。不过，您也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友谊，我这一生只能有一种幸福，就是您很不喜欢的那个词儿……是的，就是爱情……”他还经常自我认定：有了安娜的爱情就是幸福！
如果从付出代价的观点看伏伦斯基，就必然得出他对安娜的感情是爱情。这是因为，伏伦斯基为安娜付出了重大的、甚至惨痛的代价。
其代价之一是，他为爱情牺牲了“功名”。
这不仅仅是我这样看。我认为主要是托尔斯泰这样看！例如，他写道：
既然伏伦斯基自己认定有了她的爱情就是幸福，为爱情牺牲了功名，——至少他担当了这样的角色，——他就不能对谢普霍夫斯科依有什么嫉妒心，也不能因为他来团里不先来看他而生什么气。
“至少他担当了这样的角色”！这句话是托翁对伏伦斯基为爱情付出了代价的客观评价。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破除长期以来对伏伦斯基的偏见——特别是动不动就对他作道德评判——至关重要。这同时也说明，托翁并不是简单地把伏伦斯基作为一个所谓的“花花公子”来写——如果这样的话，托翁尽心竭力刻画的安娜形象就毫无意义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牺牲“功名”，是他所有代价中的最致命的代价——弄不好他的基因就会被淘汰！至少从生存与繁衍的角度看是这样。这是因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使得女人进化了一种对男性的经济资源和高社会地位的偏好。一个手中没钱、没有掌握任何经济资源、社会地位极低的男人，是不会得到女性的青睐的——没有女人会嫁给这样的男人。因此，为了爱情而放弃功名，对于男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同时这也就客观上成为一种感情是不是“爱情”的一个指标。
伏伦斯基本来有着辉煌的前程，但为了爱情，他一直不过就是一个骑兵大尉，后虽升任上校，却不久就拒绝了赴塔什干的任命，并立刻退伍了。退伍后，就连他过去的好友谢普霍夫斯科依，也对他的前程早已不抱什么希望。
为了爱情而危急和损害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伏伦斯基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从进化心理学观点看，这是伏伦斯基的一个重大的代价。
就连小孩子都知道，“世上只有妈妈好”；当你长大成年、特别是你自己也为人父母之后，你就会更深刻地体验到：母亲为子女提供的照顾和关爱比父亲要多。可这是为什么呢？
曾有一部关于非洲猎犬的电影，讲的是一只名叫Solo的猎犬所遭遇的恶势力的故事。Solo是他母亲唯一的孩子。因为母亲地位低下，她和孩子往往受到他人的欺凌。一个接着一个，Solo的同胞相继被群内的一只母犬——系他母亲昔日的对手——杀死。Solo母亲的反抗是徒劳的，她无法把孩子从凶残的对手手中救出。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当母犬拼死营救幼子的时候，其父犬呢，只是被动地站在一旁，简直是置若罔闻！
进化心理学家阿尔科克指出，尽管过于极端，这个故事却戏剧性地描述了生命进化的一个深刻的真理：在动物世界里，所有的雌性都比雄性在子女抚育方面的投入要多得多。人类也不例外。通过测量父母亲近孩子、抚摸孩子、教育孩子的时间，以及大量跨文化的数据表明，女性的确在子女抚育方面投入更多。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亲代抚育中的这种“一边倒”现象？目前已提出了多种假设。其中，阿尔科克提出了一种叫做“择偶机会的代价假设”。
“择偶机会的代价”是指，父母为其后代投入时间和精力而直接导致他们丧失了其他的择偶机会。事实表明，男性和女性都会遭遇这种择偶机会的损失。例如，当一位母亲在怀孕或喂养孩子的时候，或者，当一位父亲在抵御伤害幼子的敌人时，他们去关照和保护其他的配偶的几率，就不可能很高。不过，男性所付出的择偶机会的代价，通常比女性要高。原因在于：雄性的繁殖成效，往往会受到他们使之怀孕的雌性的数量之限制。对人类来说，男性只要拥有大量女性伴侣，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子女；而女性呢，她却不能通过与多个男性配对来增加后代的数量。这样一来，在亲代抚育所产生的择偶机会的“代价”上，男性比女性要高；正因如此，男性不怎么可能比女性更多地承担子女的抚养任务。
根据阿尔科克的这个假设，对雄性动物来说，因择偶机会丧失而造成的代价越大，雄性养育子女的概率就越小。这就可以解释人类亲代抚育中的个体差异了。如果在适婚人群中男性较多的话，那么男性就很难使用短期择偶的策略，因为女人少，男人的同性竞争就更加激烈；反之，当女性较多时，男性就有更多的择偶机会，因而更倾向于使用短期择偶策略。同时也可以预测，在男性过剩时，男性有可能为子女投入更多；而在女性过剩时，男性通常就会忽视子女。
以上进化心理学原理，可以使我们理解，伏伦斯基得罪母亲为什么会是他的一个代价了。他母亲对待他与安娜的关系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她知道儿子的“艳事”之后，起初感到很得意，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更能为她这个漂亮的儿子增彩添色的了；而且她也认为，像安娜这样的美貌而高贵的女子——她非常喜欢安娜，曾在火车上跟安娜谈过不少她儿子的事情——就应该占染这样的风流韵事。可是，有两个原因使她改变了态度：一是听说儿子不肯担任委派给他的一个很有前程的职务，只是为了留在团里，好经常同卡列宁夫人约会，还听说有些上层人士因此对他很不满；二是儿子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她所赞赏的那种社交界的风流韵事，而是“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狂恋”，如别人对她说的，这种狂恋有可能使他丧失理智。
伏伦斯基的母亲自己有一份产业，每年给他两万卢布，再加上他从父亲产业中得到的那两万五千卢布，他年年都要把这些钱花个精光。因为他与安娜的恋情，他离开莫斯科并与母亲发生争执后，母亲不再给他寄钱了。这样，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母亲还来信暗示，她乐意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官场上取得成就，但不乐意帮助他去过“那种生活”——整个上流社会所不齿的生活。
和安娜从国外旅行回到彼得堡的第一天，伏伦斯基就去看望哥哥，在那里碰到了因事从莫斯科来的母亲。母亲和嫂子像往常一样迎接他，问他在国外旅行的情形，谈了大家都认识的一些熟人，可是只字不提他和安娜的关系。伏伦斯基在自己的家庭里作了多次尝试，希望家人能够接纳安娜，但他最终对母亲不作指望了。因为他知道，在初次相识时那样喜欢安娜的母亲，现在对她就不会客气了，因为是“她断送了儿子的前程”。
安娜死后六个星期的一天，在库尔斯克车站，伏伦斯基作为赴塞尔维亚战争的一名志愿兵，在站台上，“像笼中野兽似的走来走去”。他那苍老了的流露着痛苦神情的脸，好像变成了石头似的。安娜死后的伏伦斯基，正如她母亲说的那样，
那情形真是难以想象呀！他有六个星期，跟谁也不说一句话，要不是我求他，什么东西也不吃。而且时时刻刻都要守着他。我们把他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全拿走了；我们都住在楼下，但还是不能担保不出什么事儿。您也知道，他因为她已经开枪自杀过一次了。
处于痛苦和绝望中的伏伦斯基，只求一死。他对列文的哥哥柯兹尼雪夫说：“我今生今世，没有什么愉快的事了。”“死是用不着推荐的。除非是写信给土耳其人。”“我这个人，好就好在我把生命看得一钱不值。我高兴的是有机会献出我的生命，这生命我不仅不需要，而且厌恶了。”“作为一件工具，我也许有些用处。但作为一个人，我已经完了。”
于是他竭力回忆第一次，也是在车站上，相遇时安娜那种神秘、妩媚、含情脉脉、寻找幸福也使人幸福的模样，而不是最后分手时她留在他脑海中的那种恶狠狠的复仇模样。他竭力回忆他和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刻；但是那些美好时刻已经永远被“毒化”了。他只记得她胜利了，实现了使他抱恨终生的威胁。他不再觉得牙痛，就想痛哭一场，一张脸都变了模样。……
托尔斯泰对伏伦斯基的结局的安排，并不是要从道德上谴责和惩罚他，而是从心理发展的逻辑上表明：伏伦斯基对安娜的爱是真诚的、无私的——如果这两个词用在这里不至于太俗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