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不实用”早已成了一句老生常谈。近三十年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大多是想谋一份白领文员的体面工作。结果这一代求职者却发现，他们所向往的工作其实并不需要高深的学养，一个中专生或职校生，只要经过短期有针对性的外文和计算机培训，便足以胜任。四年大学本科，至少有两年半是白读的。有感于此，教育界的时髦人士又搬出了黄炎培之流的前辈大师，呼吁要重振所谓的“职业教育”。而在另一方面，众多企事业单位却依旧热衷于招纳本科乃至更高学历的求职者来充任与后者专业无关的职位。两相对照，不免滑稽。
熟悉教育史的朋友应该很清楚，所谓“高等教育”其实历来都是不太“实用”的。比如古希腊城邦的学院致力于培养合格的奴隶主。作为一个合格的奴隶主，最需要的品质当然是统御之术，管理奴隶，组织他们进行生产活动，宗教祭祀以及战争掠夺。但学院却花费了大量时间教授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诸如此类然并卵的学问。更典型的是古代中国的科举教育，唐宋考诗歌，明清考八股文，和治国理政有毛关系？由此看来，现代大学教育也只不过是沿袭了这一世界性的高等教育传统而已。
高等教育的主要作用从来都不是培养职业技能，这是一个历史常识。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告诉我们：高深学养的主要作用在于炫耀，在于标示出特定的身份和阶级，在于为高等阶级提供共同语言，由此划分出上流社会的专享社交圈，将广大庶众隔离在外。在凡勃伦生活的19、20世纪之交，美国的大学教育绝对还是奢侈品，只有一小部分青年消受得起。一个会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学那么多没用的学问的人，他必定是来自一个既有钱又有闲的家庭，肯定是牛X得不行，绝非泛泛之辈，至于智力高与不高，则是次要的。众所周知，美国大学中的顶级名校——诸如哈佛、耶鲁等——大多采取赞助人推荐入学制度，收纳了大量学力平平的资产阶级子弟，实际上早已成为富贵二代的交际圈。大学时代的交际圈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毕业以后，为人生的成功打下强力而坚实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谈“教育权平等”是无意义的。平民子弟就算考得进贵族学校，也无财力打进富贵二代的交际圈，很难享受到名校生涯的最大好处，毕业之后依旧只能找一份寻常的中产阶级工作……
但此一时，彼一时，近一个世纪来，各国的高等教育迅速普及，入学率飙升，在许多地区几乎已成了一种大众教育，已渐渐减弱了炫富炫贵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同样重要的功能。这种新功能构成了一种隐密的适应性，一种人口—经济学适应性。
高等教育的普及必然要以中等教育的极度普及作为前提，而如前所述，绝大部分的职业只需要中等程度的文化，这也就意味着：是“中等教育的普及”而非“高等教育的普及”造成了劳力市场的供大于求。相当讽刺，高等教育的普及并不是劳力过剩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高等教育之所以得到普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劳力过剩的压力。让中学毕业生们再读上若干年书，然后再进入劳力市场，这样就给了劳力市场宝贵的新陈代谢时间——在年轻人读大学的几年当中，已有数以千百万计的老职员光荣退休，让出了职位，好让新人们挤进去。老职员大多有家室之累——上面有老人需要供养，下面很可能还有一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子女，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对他们而言比对年轻人来说更加重要。为老职员牺牲年轻人的光阴，这样的制度更有利于维系整个市场的良性运转。
但是，这仅仅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并不涉及选择的动机。也就是讲，一个特定的现代劳力市场，它既有可能偏好高学历劳力，也可能偏好较低学历的劳力，同样也有可能没有明显的偏好，由偏好的不同导致不同的发展前途：兴盛、稳定抑或衰落。我们需要找出高学历偏好更直接的“近因”，即需要弄清楚：作为最直接的劳力选择者，现当代的企事业雇主为何普遍偏好高学历劳力。
是因为高学历劳力更聪明么？不，正好相反。恰恰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高学历劳力更愚蠢、更易于管理，因此才成为了雇主的首选。
高学历劳力的愚蠢正体现在他们的学历上——试想一下，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人竟然愿意浪费如此之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学那些毫无实用性的知识，还有比这种人更蠢的人么？这帮大学生头脑愚蠢，做事跟风，缺乏目的性且惯于服从，耐受力强，愿意十几年如一日地重复单调机械的智力工作，实在是基层文员的上佳人选。更重要的是，为了等待一个职缺，这帮人已经付出了三四年乃至七八年的投资，将大把大把宝贵的人生资源全都投在了写作“求学”读作“待业”的活动当中。根据长期诈骗案受害者的典型心态，求学的时间越长，待业者就越是经常地说服自己：“这一切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值得的。”为了证明上述命题，他也就越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宝贵职位，工作中愈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敢违抗上司，不敢拒绝无薪加班，更不敢联合同事闹事，这样的职员实在是最最安全，最最可靠的，虽说也缺乏最最起码的权利意识和创造力。后两种品质在一个高度饱和、供大于求的劳力市场中恰恰是最要不得的，每一种品质都会造成不同规模的市场动荡和失业潮——对于一个高度饱和、供大于求的劳力市场来说，这是灾难，非常可怕的灾难。
针对职业教育派对于高等教育过剩现象的责难，不少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答辩道：“我们应该将目光放得长远些，看问题更全面些。职业固然重要，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呀！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教育，她更是一种公民教育，意在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有文化的优秀公民。”
不得不承认，这些学者所言大抵不虚。只可惜，他们的眼光还是不够“长远”，看问题还稍欠“全面”，以至于有些主次颠倒。除了直接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高素质、有文化的优秀公民”之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还间接向劳力市场输出了大量高耐操、有牺牲精神的优秀顺民，这点更是弥足珍贵，实为现代高等教育最大的“无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