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最后才忆起刘红敏，似乎很有点不尽人情。因为那时我是欠她最多的人——欠她的关爱，欠她的真情。我们同龄，但她显然要比我懂事得多，在我面前像个姐姐似的。说起来也许让读者见笑。我那时的劳动能力似乎有限，只被评了一天得六个工分（满分为十分；我得的最少，竟和女知青童为农、杨晓燕一样多），而刘红敏比我高一个档次，得七分（和高禾生一样；而许斌竟然高达八分）。我的工分为啥这样低，从我今天所在的理智之塔上来看，我看到自己实在有点委曲。我并不是一个那时所谓“肩不能背，手不能提”的柔弱公子，仅仅就我经常山上打柴的事儿来看，我的力气也小不到那里去，再加之我干活绝不会偷懒。但也许是我的外在表现让场里的领导或场员给误判了——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秀才”。我的字写得好啦，会拉二胡啦，会写乐曲啦，甚至会当老师啦。既然你是秀才，你当然就是干不了啥活儿的。当然也不排除我有时被公社抽调做文艺宣传之事，甚至去代课，这就经常不在场里，从而引起某些人的嫉妒，这也是有可能的。
在红梅林场一年多，刘红敏总是在默默地关注着我，关心着我。每次回家，她要是带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总是会与我分享。当然我也回馈过她。我那时经常带的是猪油。母亲为了给我增加能量，就把买回的猪板油在锅里一炼，加入一点花椒、葱白和辣椒，就着部分油渣一起冷却，然后用一个搪瓷杯装着。吃饭的时候就挖一小勺拌在饭里，那油腻腻、香嘭嘭的米饭，就是打了一顿不错的“衙祭”（有肉吃）了。
她还特别关心我的“社会影响力”似的，也就是她很在意别人眼中怎么看我，就如同在意别人怎么看她自己一样。这就意味着，她已经在无意识中把她与我联结在一起了。一个难以忘怀的事例是我在母校代课归来。
那是下乡第二年的四月或五月，我竟然当上了一回代课教师，为初二的学生上语文课。代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我记不准了。好像是一位女教师要生孩子了，得临时找一个代课的人。我就那么不知天高地厚地上任了。一个高中毕业生给初中生上课，今天看起来简直是骇人听闻，可在当时的我们那里，至少在我的记忆中，却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兴许今天大山里的农村中学还存在这种情况。
抽调一个知青回母校上课，必定是公社领导才能决定的事情，尽管我不排除五里中学领导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也不排除我父亲的某种影响力。但是，上台讲课，我可是有“前科”的。那是在高一的时候，有一次我给初二的学生讲“勾股定理”。我是临时仓促上阵的，初二的数学老师出了点变故。我讲了两节课。学生到底听懂了没有，或听懂了多少，我可能并不知情；而我今天重构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说，那次的教学效果应该还不错，要不然就不会出现后来让我代课的事了。
当代课老师，对我来说毕竟是一件大事。你总不能在讲台上“砸锅”吧，尽管你讲的是不太难的语文。应该说那时给我提供的工作条件还是蛮不错的，我竟然有一间“工作室”呢，集备课和休寝于一体，就在教师办公楼的二楼。好像这楼是新修的，我毕业离校的时候还没有完工，就在校园东边地势高一些的土台上，坐东朝西。我的窗户在西面，可以极目鸟瞰校园的全景。坐在办公桌前，我那得意的美滋滋感觉溢于言表。
我代课之事，成功的地方多半忘了，但差点儿搞砸的一件事，或有损教师形象的掉底子的事，这会儿却从我那往昔的流金岁月里传来了一个小小的回声。我险些在课堂上读错了一个字，一个随便哪个学生都会发现我读错了的字。我还在备课时，把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的沪字，最先认成了“泸”字。那天早晨，我正在窗前大声朗读这篇杂文，却发现进来的年轻孙老师——他是县师范学校毕业的——正在那里窃窃偷笑哩。要不是他发现了我的低级错误，那我的代课是混不了那么久的。
可是我回场后，在场里开会要求个人发言的时候，我在说话过程中，竟然开始带“话把子”了，也就是话语中出现了“嗯——”、“啊——”、“是不是啊——”之类的拖腔。这可能是我课堂上不当的教学语言所产生的一个后效。当时在场的人，已经表露出惊讶不解的神态，甚至可能还有唏嘘般的讥讽。这可能令他们听起来既像是在打官腔、又像是在卖弄文雅似的。可我完全意识不到，还是在那里继续“嗯、啊”下去。我现在还可以想象刘红敏当时的面部表情。她一定是涨红了脸，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好像我教了几天书却成了个怪物似的。散会后她就找到我，毫不客气地说，“你当了几天老师，人都变了。”我不服气地说我变了什么哪？“你讲话拖什么腔呀，怪难听的。像是领导在作报告，比朱狡狡还厉害呢！”
她说的“朱狡狡”（发声时带“儿”化音），是指我们的支部书记，场里的一号人物。他的个子小得跟我差不多，还瘦得像个精怪，初次见面会给你弱不禁风的感觉。可他的能量大得很嘞！我们一来场里就风闻过了。记得我们刚到的那天，他碰巧还不在家，说是跟公社领导出差搞什么调查去了。听到场员们私下一个个“朱狡狡”来、“朱狡狡”去的，我们对他就未见其人却威慑其声了。果不其然！他的那双单眼皮小眼睛滑溜溜的，似乎总是在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你，好像一眼就把你给看透了，随即就定下了把你搞定的基调。我们几个知青都怕他。只要他主持会议，我们简直连大的声气儿都不敢出，更不敢不服从命令跟他顶嘴了。后来我才渐渐悟出了“狡狡（儿）”的内涵——既有狡滑多端的意思，也有心思缜密、滴水不漏的意思，就像人的肚子里千肠百结一样。
当时我对她的建议也许并没有在意，可能好长时间还在那里“嗯啊”下去，但我现在相信无意识的影响力——我实际上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她的告诫：自从我站上了大学讲坛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的语流中从来都没有“嗯啊咿”之类的东西。我那次代课，大概是我在讲课过程中，无意识地模仿了某个或某些老师的语调，特别是当思路不清或斟字酌句时，就用“嗯啊咿”之类来弥补语言的一时苍白。
刘红敏对我的不明不白、若即若离、不置可否的姿态，曾使过一次小小的性子呢！也算是一次小小的警告或善意的提醒，其目的是引发我的嫉妒。而那次，也许我真的嫉妒了。那是我代课归来不久。有一天半夜三更的，我被隔壁的嘻嘻哈哈声闹醒，心里很恼火。原来是杨晓燕和她在许斌的房间里。我就想侧耳倾听他们在讲些什么。但一开始，我就像普鲁斯特笔下夜半醒来的马塞尔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是谁”那样，我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不明究竟，听着听着就来火了。似乎是杨晓燕跟许斌最近闹别扭了，而她在从中起个调停人的作用似的，还说了一大堆杨晓燕怎么怎么好之类的话给许斌听。我本来对杨晓燕就窝火，她的这番话让我更生气了：她杨晓燕跟许斌打情骂俏也就罢了，你从中掺和些什么呢？这还不打紧。我更恼怒的还在后面。过了一会儿，那边房间的气氛似乎更融洽些了。他们在一起嗑着瓜子，谈笑风生的，轻言细语的，那情景似乎让我感觉，是两个女人同时爱上一个男人了！或两个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竟相表达自己的爱情似的！因为刘红敏开始说起许斌的好话了，既像是在对杨晓燕推荐许斌，又像是她自己真的认为许斌有多好多好。此刻确实是清晰得令我心碎地记得她这样说：“许斌是我们的组长嘛，他无论如何也比某些人强。有的人胆子小，什么都不明朗。可许斌不这样，他敢做敢为，不像有些人……”我再也无法容忍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挥手猛拍那薄薄的木板壁：“喂！你们有没有个完哪！啊？天都快亮了！你们就不准备睡觉的吗？……”许斌和杨晓燕没说话了，可她还在说。只是声音越来越低，直至我听不见。大约又过了十多分钟，她俩才好似余兴未尽地回房间去。
第二天一早上工，我刚走出我房门，抬眼就见着她。我刚想说点什么，却又吱唔不出话来。一丝狡黠的得意浮现在她略显苍白的面颊上，在我面前扬长而去……
在结束她的记述之前，我必须描写她那特别生动的、我难以忘怀的两个形象，并尽最大所能同时把它们拉近我的眼前。一是她的脸红得过于质朴，像个乡下女孩。她经常让我想起高枫头那个身着围裙做饭的女孩儿。我这样写，倒不是说她土气。她的形象与土气毫不相干，而是要表达出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品格。她那典型的丹凤眼以其细长上翘的纤纤线条将黄褐色亮眸衬映得既扑朔迷离，又含情脉脉；当她要向你表达某种不满时，那含而微露的瞳仁就会放射一道咄咄逼人的神光。她假装生气的时候，那薄如蝉翼的小巧鼻孔就会自然的翕动。她那上下厚薄对称的嘴唇微微抿动之时，就像在无声地表达她的情感欲求。而我至今仍能看到她那通红的面颊，似乎一年四季都是红着的，但春天之季会红得更明显些，有点像电影《芙蓉镇》里的女主人公。刘红敏的脸红得健康、红得自然、红得恰似少女的无穷魅力。她整个面容的质朴刚好对应于我的忠厚本分。她可能看上的正是我的这一点。再加上我的小小才气。
展示在我眼前的第二个活生生形象，是她说话的神情和语声。她的言语轻柔得像涓涓的清泉抚过干涸的小溪，或细细的雨丝滋润枯萎的叶片。她说话的声音似乎总是大不起来，声带似乎没有高音部似的，低低的，喃喃的，绵绵的，既像是在劝导解惑，又像是在抚慰滋润，让你无法跟她生气。我没看到她跟别人吵过架，哪怕是最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几个女知青。这样的女子，你若是娶她，定会是个温柔贤慧的好妻子。事实上，我上大学和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至少在我结婚之前，我父母一直是希望她成为儿媳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