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下乡不久经历的一件大事是毛主席去世。那是一天快要收工的傍晚，我们正在东山侧面的一个山坡上砍灌木丛。这是植树造林的第一步。人们一个个按一定距离站好，手执砍刀和镰刀，从下往上地砍出约一米宽的距离带。当你往上砍了一天再回头往下看，就会看到整齐划一均匀明朗的一排排分界线——一排是砍过的近乎光秃的地面，一排是大山原有的灌木带。砍灌木丛，本就是个苦差事。你得有坚强有力的铁臂，逢树下刀，遇草挥镰，所以你手上必须得有两种功能不同的工具。经常会有锋利的荆棘扎伤你的手，或像锯齿似的茅草边划伤小臂，不时还有蛰居在叶片上的毛毛虫——往往是那些绒毛越长越浓、颜色越怪异的毒性越大——亲吻你的皮肤，或因你的侵扰而愤怒的马蜂、土蜂狠狠地咬你一口。下一步，我们就会在砍伐过的地带上挖树坑。这活儿更累，需要相当的力气。你得挖出将近一个立方米那么大的树坑才算符合要求。最后一步就是在树坑上栽上杉树苗。
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劳作着，突然被下面一阵子近乎绝望的哀叫声惊住。“坏了！坏了！不好啦！不好啦！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逝世啦！”我回头朝山下一望，只见一个男场员边叫边连滚带爬地往上奔。他那惊惶失措的样子立时把我给怔住了。“什么？你说什么？……你在瞎说些什么？”我和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惊问，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听对了，都本能地怀疑自己肯定是听错了，或生怕自己听错了。惊魂未定的这个人结结巴巴地细说，他刚才在场里的喇叭中听到的，是由公社的广播站统一播报的。不止他一个人听到，刚才在场里的人都听到了。是真的，肯定没错。
就在他打住他那一直颤抖的嘴唇的一刹那，现场死一般的寂静，仿佛空气凝固得把一个个人都僵住了。可也就持续了这一瞬间，迅即，“哇——”、“哇——”、“哇——”！女知青一个接一个地大哭起来了。有的站着哭，有的蹲着哭，有的竟然在地上打起滚来哭。“天啦！这可怎么办啊！”“没有毛主席，这日子可怎么过哟！”“毛主席怎么会逝世啊？他不是一直万寿无疆的吗？”“毛主席他不会死的呀！是不是搞错了啊！你们再打听打听吧！”
我当场没有哭。但我心里特别难受，只觉得胸口堵得慌！我的第一时间反应，或我的第一感，或我的第一本能反应，就是：完了！这下完了！我们国家完了！美帝国主义马上就要打进来了；我们的日子没法过了，我们马上就要没吃的了，我们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毛主席的去世，让我真切地体验到一种恐惧感和绝望感。我既为国家的命运担忧，也为自己的生命担忧。
对当时那充满凄凉和悲痛的场景，我现在能够复原出来的是：有的知青和场员仍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跑回场里听广播去了。可我相信了，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毛主席逝世了，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尽管对先前的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前的我——来说，毛主席他会死吗？这是一个不仅连想都不敢想，而且也不可能去想的问题。可一旦确认了这是一个事实之后，我似乎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所以我没走，我还在山上呆愣地想着，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我在想什么呢？实际上，我在那里兀自构想着一套国家防御方案，怎么样对付“美帝”和苏联的进攻。我们的军队是否进入战斗状态了？美帝国主义是不是打进来了？我们打不打得赢呢？要是打不赢，我们就要当亡国奴了，就像当年日本鬼子打到中国来那样。我甚至想到，如果现在需要我当兵的话，我是会义不容辞的！我的这些想法并非异想天开。因为毛主席是我们生命的守护神；毛主席没了，我们的生命当然就保不住了。这就是我当时思维的逻辑。
当天晚上场里就开始布置毛主席灵堂。灵堂好像有统一要求，来不得丁点儿马虎。大伙儿在朱书记的指挥下，一个个神情严肃而又紧张惶惶地忙碌着。整整一夜没睡，没人想睡，也没人敢睡。那就像是只要把灵堂布置好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就会活过来似的。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所以我特别积极、卖力。我的主要贡献是做文书工作，特别是在挽联上写黑体美术字：“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
顺便说说我那时的书写能力。我父亲本是公社远近有名的书法家，他经常为公社开大会写横幅标语，或为别人写红白喜事的对联，是那种自成风格的标致行书或草书。他自然会鼓励我把字写好。高中的时候，我们的教导主任刘定芳写得一手标准的隶书体。他有时在公办室书写时，我就会忘情地站在旁边看着。他给我最生动的记忆是他那个喝茶的搪瓷杯。说“杯”似乎还不甚确切，应该用“缸”才合适，因为它在我眼里超大的。问题还不在大，而在于缸里面那茶垢的黢黑程度——你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程度。那缸口呢，似乎尚有半厘米那么宽、还能见一点微弱的白色，可他右手端杯时入口喝水的那一带缸口，内外都是带有嘴唇印的茶垢。他喝的茶比谁的都浓，浓得简直就像今天的可口可乐。他的茶叶可能是自家种的那种叶片宽大的土茶。他喝得津津有味，仿佛喝茶就是他一生的最高享受。他喝时仿佛有一套固定的程序。打开杯盖，用盖子的边缘在茶面上轻轻地掀一下飘浮的茶叶，或鼓起他那上下都同等肉嘟嘟肥厚的嘴唇使劲吹吹，只听“呼——”地一声，一大口浓郁的甘露就“咕噜咕噜”灌下咽喉，随即厚唇又“吧哒”一下，似乎才完成了第一轮的享受过程。然后下一轮程序再度开启。我不止一次地暗自怀疑，他那闪亮的乌黑色嘴唇，没准儿是被浓茶给薰染的。
刘定芳发现我对书法有兴趣，就主动地教我隶书。他给了我一本标准的隶书字帖，叫我一有空就练习。他还附带地教我学写美术字，主要是黑体和仿宋。他办公桌上有许多宽窄不一的美术字排笔，我就拿着这些排笔直接在白纸上写。好像不到一年多，也就是我高二的时候，我好像就“出师”了。这出师的标志，就是公社请我去写政治宣传的巨幅标语，这让我得到了很好的实战锻炼。我觉得写黑体最容易，似乎排笔就是为写黑体而设计的；而仿宋字要难一些，因为这种体的横笔细，竖笔粗，很难写得横竖分明，框架合理。后来我还慢慢学会了用排笔写隶书，这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隶书的那种带“刀”形收尾的一横，用排笔是不好写的。我在知青期间，会经常被公社请去写美术字，场里的工分照记。这样一来，我比别的知青既多了回家的机会，又显得比干农活轻松。没准儿还被别的知青嫉妒呢！
为毛主席守灵，是一个我既愿意又难耐的过程。特别是轮流的后半夜，那个犯困和瞌睡啊，你会身不由己地闭一下眼睛，又猛然垂一下脑袋，可也就在那一霎，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冥冥中驱使你立马清醒过来！一个严厉的声音会自然在耳边响起：你想睡觉，就是对伟大领袖的不敬不尊不孝哪！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就当是给自己的亲爹娘守灵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着你的表现的啊！在这样一个邈远声音的警醒之下，瞌睡这个懒虫一下子就被赶走了。
毛主席追悼大会是在五里小学操场上举行的。那天是大晴天，操场内和教室外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人海。披麻戴孝的人们，按序地跪在地上，与高音喇叭中的步调保持一致。时而恸哭，时而寂静，但片刻的寂静总是被冲天的嚎啕大哭而打断。不时有痛哭中的老人、特别是老太太，晕过去了，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们被人抬离会场，并在现场外围抢救。我听说有老太太当场就那么走了，永远地去了，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堂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