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文刊登于2018年1月14 - 15日世界日报文艺版，笔名：依然 ）
从童年起我便知道，我们家是非常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我的父母当年都患有慢性病，身体很不好，不能干重活儿；而我是女孩儿，又年幼，且没有兄弟姐妹，因此家里的重活儿总让人发愁。五十年代我们生活在北京时，这种情况不太明显，因为公房楼里家家厨房都有自来水，用水很方便。但在我六岁那年，我们搬到了苏北的一个中等城市，用水便成了我们家最大的困难。
我们住在一个教师宿舍，那是个三进的大院子，院和院之间通过窄窄的弯巷连接着，有点儿像北京的老式四合院，我们家在最后院。房间里和院子里都没有自来水，我们用水只能到大院外的一个公共供水站去挑，那个水站离开院子约有二百多米远，加上要弯弯曲曲地挑进后院，所以很不容易。院子里家家都备有一个大水缸，用来储存自来水。
起初，父亲也买了扁担和一副水桶，像别人一样去挑水，但几次以后，就不敢再试了。父亲患有慢性肝炎，肺部也不好，挑水时喘得不行，医生禁止他干这样的活儿。母亲也患有结核性胸膜炎，不敢干重活儿，而六岁的我更是无能为力，所以用水就成了大问题。这时，有邻居向我们介绍了一位专门挑水的裴大爷，无奈之中，我们只好雇了他。
裴大爷那时约有五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以帮人挑水为生。一担水的价钱以路程的远近计算，我们的一担水为五分钱。当时，人们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元钱，有劳动力的家庭一般不会雇人挑水。我父母的工资较高，但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一天只让裴大爷送一次水，即两桶水，维持家用。洗床单和被单时常常拿着盆，到附近的井台去洗。每逢天下大雨，我们会把脸盆和大锅都放在屋檐下接雨水，留作洗手洗菜之用。
冬天用水比较少，除了日常做饭饮水和洗漱外，洗澡都是去外面澡堂。到了夏天用水则多多了，外面的澡堂夏天是不开张的，而且夏天每天都需要洗澡，所以一担水作为家用就很紧张。记得为了节省水，每天傍晚我们三口人洗澡，总是我先洗，母亲次之，父亲最后洗，洗过澡的水还要用来洗衣服，再把衣服用清水漂干净。有几次碰上裴大爷身体不舒服，不能送水，我们那天的用水就只能用惜水如金来形容了。我们那时真羡慕有劳动力的家庭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上四年级。正常的生活一时间变了样，雇人挑水成了典型的剥削阶级行为。为了不让红卫兵无中生有，到我们家造反，我们不敢再让裴大爷送水了。好在我已长大一些，所以，每天由我和父亲或母亲去抬水。一开始我完全抬不动，肩膀承受不了扁担的重压，父亲或母亲常把水桶尽量往扁担后部放，以减轻我的压力，而我则怕他们身体吃不消，又拉过来。我们摇摇晃晃，两三百米的路程，不得不歇上好几次。
那是些混乱的日子，我们无学可上，闲在家里。一天，邻居田老师买了一对较小的蓝色新水桶，他要让儿子学挑水。他的儿子大我两岁，小伙伴们整天在一起玩，于是，学挑水变成了大家的新游戏。小伙伴们一有空就轮流用那对小蓝桶去挑水，你挑一段路，我挑一段路，比赛谁挑得路程远。那段时间，院子里家家的水缸都是满满的，大人们连连夸奖我们，我也就此学会了担水。十一二岁的我，忽闪着扁担，可以一口气把一担水挑回家，帮助家里解决了用水问题。
院子里用上自来水是七十年代中的事儿了，三个院子各自都装上了一个自来水龙头，我们结束了挑水用的日子，生活上大大方便了。院里的人很珍惜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围着它仔细地砌上水池子；寒冬腊月时，人们会用草绳把水管子包捆起来，防止它上冻；如果水龙头冻住了，就烧几壶开水浇上去化冻；小孩子们也被教育着不许浪费水。渐渐地，去公共供水站挑水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它终于关了门儿，听人说裴大爷也早就不帮人挑水了。
| 司马冰 (2018-01-24 07:5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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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学过跳水，那些艰苦的日子磨练了我们，想想其实是我们的财富。 |
| 漂流的船 (2018-01-24 16:0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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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现在的许多人都没有机会得到这样的财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