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而“下乡”，对我来说就像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样自然而然。因为你不能超越你的时代和境遇，更何况你生于斯长于斯的是那巍峨绵延的大山里；你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长出像飞出大山沟闯荡世界那样的想象的翅膀。从心理铺垫的角度来说，我至少早有两点心理上的准备。一是还在新庄的时候，我就知道有武汉大城市的知青下来了。我虽没有和他们直接打过照面，但曾风闻过不少他们的“丰功伟绩”。比如说，他们男男女女睡在一间屋子里，他们偷老乡家的东西，他们把老乡的狗打死后烧着吃，他们好吃懒做、不爱劳动云云。二来我们在高中时期的“开门办学”，似乎为你将来干什么已经打好了基础。我记忆前廊里最鲜明的一幕是我们学校咋样“开门”的：你将来可能是一个农民电工。为了学会当电工的实际操作技能，老师要我们把全校教室里的电路线，先是一批批地撤毁，然后一批批再安上；而安装的规则是：“火线进开关，地线进灯头，然后连接开关和灯头。”你将来可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拖拉机手。为了让我们学会开拖拉机，更是为了实地体现“开门办学的精神”，校方不惜重金的代价，将教室门前约一米多高的那一大片土台地，生生地铲成像一个体育场的环形跑道那样的平地（中间的土台仍然留着）。一台小模小样的手扶拖拉机，或一台算是有方向盘的大红色拖拉机（颇正规的呢），整天“突——突——突”或“哒——哒——哒”地在校园里转悠。那因过度劳累而毫不留情的车轮，使得那原本就有一洼洼大小不一的渗水滩的大操场——我们这校园外围一带的地理环境，颇有点儿像湿地呢——留下了深深的赭色泥辙印。有的地方，那耸立般的辙印在天晴的时候，就板结得特别的硬实，太阳在上面还闪烁着柔和的火光；而下雨的当儿，那泥辙印就恍若今天北极冰川的融化那般，全部变成了一滩又一滩的乱淤泥。我们在操场上走过的时候，哪怕你是穿着齐膝盖那么深的橡皮靴，也会有泥巴踊跃般的往你靴子里钻。
何况我这样的“知青”，在现今的概念上，可说是一类“伪”知青，顶多也就“拟似”知青而已，远非像北京上海的青年人去“北大荒”那样“上山下乡”。我不过是跟着父母吃“国家粮”的所谓“非农业人口”，因而在本地享受了“下乡”——这听起来本身就有点搞怪的意味，而不是“回乡”——就如我瓦屋大队的同学朱美社——那样的待遇。而且我们每月还享受国家的生活补贴的，具体是多少我记不准了，大概有十元吧，这在那时已经是不小的数额了。现在回想起来，毛主席他老人家拿出那么一大笔钱供养我们，他想通过农民把我们年轻人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路，的确是用心良苦的。
公社还派了一个专职干部来管我们，这足以表明社领导对我们的高度重视。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但他那一脸的麻子，就像一张黄蜡纸上乱涂的褐色斑点高高地悬挂在我的记忆屏上。他那尖削的脸上大大小小凹点的密麻程度，随着他讲话时嘴唇的翕动，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隆起时而凹陷。这张麻脸给那时的我，其刺激印象之深，令我此时回想起来，不免有鸡皮疙瘩直起之感。我这样说倒不是由于我对他印象不好。我父母很看重他，经常请他到家里吃饭。一来我父亲也算是社级干部，平时他俩有工作上的关系；二来想必是我父母希望他对我好点，也许今后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这后一点，兴许我同学的那些家长们都是这样想的。这就导致了他常常是吃了东家喝西家。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不过这推测还是有根据的。
举个例子。我至高二时还在任班长，按说这“知青组长”之职，应该是我的。可莫明其妙地，他只让我在公社里的欢送会上，代表知青们发言，可组长之职却给了许斌。我当时虽没怎么在意，可如今回忆起来，还是觉得其中有点蹊跷的。因为许斌的爹是公社信用社——那可就是响当当的“银行”呀——的“惟一者”：既是工作人员，又是领导。我经常看到他爹又高又尖的鼻梁上挂着个圆圆的银丝边眼镜，在那栅栏格子的柜台后面，噼噼啪啪地拨弄着算盘珠子；偶尔见着我从“银行”门前经过，立马就左手倏地掀起镜架，从镜架下方眯缝着眼睛，狐疑地向我投来一道森严倨傲的目光，并机械地点一点他那前额空疏的头。而在这“银行”的隔壁左边，仅仅一道薄薄的木板之隔（上面还有一个门喔），就直通许斌的家了。俨然看起来，这倒像是一户私家银行了。
不用我说。许斌家比我家有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知青组长不是我了。
但这并不妨碍我代表知青作了一场漂亮的发言。我花了几天时间，搜索枯肠，汇聚了当时最时髦、最能表达作为知青的我们之心愿的话语。其中一句我现场讲起来简直是响彻云霄：“扎根农村六十年，革命到底不回头！”
那是七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上午。欢送会在公社礼堂隆重地举行。我们一行六人（都是同班同学哦），许斌、刘红敏、杨晓燕、童为农、高禾生，加我，每人胸前佩带一朵大红花，即将走向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红梅林场。一个专门组成的锣鼓队在前面开路，我们“知识青年”兴冲冲地紧跟其后。一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轰轰烈烈的宏伟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走过作为小镇街道之“尾”的石子嵌路之后，我们来到一大片平展的开阔地带。这里算是五里坪最“坪”的一块丰水宝地了，因为只有这里生长着碧绿葱郁的水稻。左边稍高一些的红土平台上，就是我们的母校五里中学，远远望去，它似乎静静地沉睡在繁茂枞树的温柔环抱之中。这条路的右边呢，则是一座约一百来米高的山。据传这山是个不祥之地，因为时常会有岩石滚下来，曾砸死过人。确实在这山下的土地里，你能见到像是滚下来的巨型断裂式岩石——四周有刀刃似的锋利边缘——沉睡在那里。我一直未曾见过或风闻过石头滚下来的事情。我还在这山上採过春树枒呢。不过，对石头滚下来的可能性还是心存恐惧的。（这山，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我的小说里，送给了我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这山下有一条似乎隐潜起来的小河。说它“隐潜”，是因为你站在小镇街道之“尾”，或是站在这平展的水田上，你若不加注意就几乎看不见它；你若是外人初来咋到，就更是不会发现这里有条河。它是从西边那层层叠叠的大山里流出来的（而我们的“红梅林场”就在西边的大山上。此刻呢，我们也正在向西边进发）。洪水泛滥之时它会波涛汹涌，秋冬季节它就会出现断流或部分干涸。而干涸的时候，这条河就成了抄近路的小道。我和哲喜就是这小道的享用者。我们星期天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上西边的大山上砍柴。为了砍到最硬实也即是最耐烧的木柴，我们会尽其所能爬到挺高挺高的山峰上，一根根砍下经挑选的最好的柴禾，然后沿着天然形成的槽形滑道，把柴一根根地从山上“梭”下来，直到底谷。而在沿着滑道下山的当口，我们会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吃上酸甜可口的野草莓呀，“泡儿”（一种长在带刺的草本植物上的草莓）呀，“蜜蜜儿”呀。然后在山谷的阴沟里，我们会用刀砍来葛根滕，将一根根长条形木柴两头一捆，并捆上两捆（它们的重量要均衡；而总重量则取决于你的体力有多大），再把这两捆合并成“A”字形状的柴架。做柴架的方法是：木柴的梢头那一端拼合成“A”形的尖头，再在木柴的大约中间部位，横着插上一根短木棍（你需要稍稍地削一下，使之像扁平状），它可以起到扛在肩上的作用，就像一根扁担一样。这里的秘密要领是：你必须掌握好横木棍的位置。木棍横插进去之后，你两手将它担起来。如果木柴的两端处于平衡的状态，那就说明木棍的位置合适。你扛在肩上走路时，柴禾才能在你肩上处于平衡状态。否则你是不能将它扛回家里去的。这种做柴架的方法虽不是我的发明，但我确实巧妙地掌握了这种技能。最后呢，就是把柴架扛回家的艰难路程了。通常我们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家。我不得不承认，我肩扛的柴通常都过于沉重（哲喜会耍滑头些。轻得多！）。也许是我被木柴压很了，故而成了我长不高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这一行算是浩荡的队伍走完平展的开阔地后，就正式进山了。先是沿着蜿蜒的山脚下迤逦而行，时而傍着只闻潺潺流水声却不见水的阴河，时而又涉过一道清澈耀亮的小溪；一会儿品几口沁人心脾的甘泉，一会儿又摘几把野草莓囫囵吞下。然后我们来到一座大山的脚下——我们必须征服的最后一座山。翻过它，就是我们的“永久”扎根地——公社办的“红梅林场”。它可是“国有”级别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