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哲宏50部西方经典爱情小说心理学鉴赏丛书》第一卷（4），即将出版）
安娜是一个对人生的真谛充满悟性，并具有一种崇高的、“诗意的精神境界”的女人。当她与吉娣谈话时，似乎作为“过来人”（与吉娣的年轻和美丽相比），她说了如下一段充满人生哲理的话：
“啊！你正处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候呀，”安娜继续说下去。“我记得和熟悉这蔚蓝色的雾，就像瑞士那山里的雾一样。这蔚蓝色的雾笼罩着童年即将结束时那个幸福时代的一切，离开那又幸福又欢乐的广阔天地，路就越来越窄，等到走进那穿廊，那就有欢乐也有恐惧了，尽管那穿廊似乎也是光明和美好的……谁没有走过这条路呀?”
我把这段话解读为安娜的一个隐喻——“蔚蓝色的雾”。这种蔚蓝色的雾隐喻着女人一生所走过的路：只有少女时代，才笼罩着这“蔚蓝色的雾”——这是一个既幸福又欢乐的广阔天地；而后，女人的“路”就越走越窄；等到走进那“穿廊”即婚姻状态时，那就既有欢乐也有恐惧了——尽管似乎婚姻也有光明和美好的一面。
唉！哪一个女人没有走过“这条路”呀？
婚外恋作为爱情的特殊形态，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婚外恋的过程，总是当事人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内在的心理冲突的过程；这种“心理冲突”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时而使人进入一个痴迷梦幻的神奇世界，时而又把人带入阴郁绝望的“罪恶”之渊。而揭示婚外恋者这种内在的心理冲突背后的心理机制，则是进化心理学家才有可能完成的任务。
外遇的初恋，与一般初恋在心理状态上有很大的不同。尽管爱情的发生都有刹那间一瞥的心动——通常所说的一见钟情，但这种“钟情”的心理效应，却有很大的差别。对此，托尔斯泰深谙其妙。
请看安娜与伏伦斯基的第一次见面：
伏伦斯基在火车车厢门口给一位下车的太太让路。他道了一声歉，就要朝车厢走去，可是觉得还需要再看她一眼，“不是因为她长得很美，不是因为她的整个身姿所显露出来的妩媚和优雅的风韵，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的表情中有一种特别温柔、特别亲切的意味儿”：
在这短短的一瞥中，伏伦斯基发现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闪现在她的脸上，荡漾在她那明亮的眼睛和弯了弯朱唇的微微一笑中。仿佛在她身上有太多的青春活力，以至于由不得她自己，忽而从明亮的目光中，忽而从微笑中流露出来。她有意收敛起眼睛里的光彩，但那光彩却不听她的，又在微微一笑中迸射出来。
作者接着向我们暗示：是安娜在主动——她抛给伏伦斯基“风情之球”，紧紧握住他的手，并且“大胆地摇晃了几下”。安娜第二次看到伏伦斯基，是在奥布朗斯基家里，“不知为什么她心里顿时出现一种又高兴又慌乱的奇怪心情”。在吉娣家里的舞会上，当伏伦斯基走过来时，吉娣发现安娜“有意”不理睬伏伦斯基的鞠躬。舞会还没结束，安娜就要走。“您一定要明天就走吗？”伏伦斯基问。“是的，我是这样想的。”安娜在说这句话时，她的眼睛和微笑中颤动着的压制不住的光芒，“把他的心燃着了”。
一想到伏伦斯基，安娜就觉得心慌，她所以要提前走（回彼得堡），就是为了避免再和他见面。当她上了火车后，脑子里首先出现了这样的念头：“好啦，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明天就可以看到儿子和丈夫了，“可以照老样子过我的安安稳稳的、过惯了的日子了”。
随后，安娜拿出一本英国小说看，也看得进去，
可是她看起来并不愉快，也就是说，跟踪别人的生活足迹并不愉快。她太想亲身经历一番了。她看到小说中女主人公照应病人，她就想轻悄悄地在病房里走走；看到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她也想发表这样的演说；看到玛丽小姐骑马打猎，作弄嫂子，泼辣得令人吃惊，安娜也很想亲自试试。
这段心理描述让我们想起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是那样的浪漫，那样地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安娜一一回想了她在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想起伏伦斯基和他那张“多情的、温顺的脸”，想起自己和他的全部关系。渐渐地，她的“羞臊感”增强了。但她又调动了她的自我防御机制——合理化：“难道我怕正视这事儿吗？那有什么呢？难道在我和那个军官小伙子之间，除了一般的熟人关系之外，还有或者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关系吗？”
托尔斯泰在这里所刻画的安娜的“羞臊感”，有其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可以用特里维斯的“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特里维斯做出了两个意义深远的预测：（1）为后代投资更多的一方（通常是雌性，但不完全是），择偶时会更加挑剔；（2）投资更少的一方——通常是雄性——在争夺异性时会更具竞争性。对人类而言，女性显然必须付出更多的亲代投资。要得到一个孩子，女性必须忍受十月怀胎的痛苦，而男性只需要花上几分钟时间。
今天，女性对怀孕的恐惧确实减少了，也可以“为快乐而快乐”而发生短期的性关系。但是，进化心理学提醒我们，人的“心理机制”是进化而来的。在避孕技术发明之前，人类的性心理——特别是性心理的机制——就已经存在；它所起的作用在女性那里甚至更加明显。因此，女性在面临外遇的初期，总是会发生意识（渴望爱情）与无意识（压抑爱情）之间的冲突。而安娜的“羞臊感”——托尔斯泰精到地表述为“她心里希望而在理智上害怕”，不过是这一机制起作用的表现。
随着伏伦斯基对安娜的穷追不舍——“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没法不这样。”安娜的那种心里希望而理智上害怕的心态愈来愈明显。一方面，她动用了精神分析学所说的自我防御机制，特别是合理化，来为自己的羞臊感和不安心情作辩护：伏伦斯基说了些“傻话”，说了就算完了，而且我也回答得很得体。这事不必对丈夫说。还暗自思忖：卡列宁“毕竟是一个很好的人，诚实，善良，在自己的事业上很有成就。”回到家中后，“她心中的火花现在
好像熄灭了，也许是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另一方面，安娜又经常进出大的交际场所，常常遇到伏伦斯基，并在这种相遇中尝到欢乐，心荡神怡。尽管她从来不给他什么话茬儿，但她每次遇到他，心中就涌起一股兴奋劲儿，就像在火车上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天一样。她有时去参加晚会，原以为会遇到他却没有见到他，就感到无限惆怅。因此“她完全明白了，她是在欺骗自己”。
在安娜的表嫂培特西公爵夫人家里，那次公开的谈话（后来卡列宁也来了），表明安娜在初恋阶段的心理冲突达到了顶峰：她不准伏伦斯基说“爱情”这个词儿——“这个讨厌的词儿”。（当然，她立刻也感觉出来，她一用“不准”这个词儿，就表示她认为自己对他有一定的权力，这也就是鼓励他诉说爱情。）“我所以不喜欢这个词儿，是因为这个词儿在我来说有太多的含义，远不是您所能理解的。”
托尔斯泰在这里真是巧夺天工！一下了就道出了安娜与伏伦斯基之间的微妙的差异：安娜毕竟是“过来人”，她对爱情的理解——尤其是像她这样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女人，与作为年轻人的、单身汉的伏伦斯基，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安娜·卡列尼娜》写到第二部第十一章，安娜外遇的初恋阶段方才收了笔——按我这个赏析者的观点看。因为这一次他们发生了第一次身体接触。但托尔斯泰的笔触，似乎给我们的心理学赏析提出了一个难题：
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大逆不道，所以她只有低声下气，请求饶恕；而现在她在这人世间除了他以外再没有什么人了，所以她就向他恳求饶恕。她望着他，浑身感到自己低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这时的感觉，却像一名凶手看到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时的感觉。这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就是他们的爱情，他们初期的爱情。回想起这种为之付出羞愧难当的可怕代价的事，就觉得有些可怕和可憎。这种精神上被剥得一丝不挂的羞愧感使她受不了，也传染给了他。然而，不管凶手面对死者的尸体有多么害怕，还是要把尸体切成碎块，还要享用凶手谋杀的成果。
于是，凶手就像迫不及待似的带着一股狂暴劲儿扑向尸体，又是撕扯，又是切割；他就是这样在她的脸上和肩上拼命吻起来。……
诚实地说，要把这一段读懂，还着实不易。我权且作如下尝试：
托尔斯泰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外遇中“情欲”与“代价”的关系问题。对安娜来说，她此刻所体验到的东西，更多的是代价感：她与伏伦斯基的爱情，是不可能的，可怕的，至多只是“更使人神往的幸福的理想”；伏伦斯基的吻，使她既喜悦，又羞愧和恐惧：“一切都完了，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了。”这种精神上被剥得一丝不挂的羞愧感、这种为之付出可怕的代价的可憎感，使她受不了。
而对于伏伦斯基来说，此刻更多地体验到的是情欲的满足。这差不多整整一年来成为他生活中唯一的欲望，代替了他以前的一切欲望。此刻，这一欲望得到了满足。由于伏伦斯基没有安娜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的爱可以为所欲为，带着一股狂暴劲儿，就像一名凶手看到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时那样，享用“谋杀”的成果。由此，托尔斯泰戏谑而略带讽刺地比喻说：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初恋，就是被伏伦斯基“夺去生命的尸体”。
这里，作者也为这场爱情的悲剧性——安娜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伏伦斯基的初吻并没有使安娜轻松宁静的话，那么后来接二连三的“噩耗般的梦境”，常常使她带着恐惧的心情醒来。她几乎夜夜都要做同一个梦。她梦见，卡列宁和伏伦斯基两个人一块儿给她做丈夫，两个人都拼命和她亲热。安娜的梦境极具象征意义，正是女性进化而来的一种心理机制——谋求长期的配偶关系——起作用的表现。
托尔斯泰向我们揭示，婚外恋的热恋阶段，与一般的热恋，在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上同样有自身的特点。我认为，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贴切的隐喻，我把它叫做“罗盘隐喻”。这个隐喻的提出与安娜的儿子谢辽沙有关。因为谢辽沙常常成为他们关系中的最大障碍，特别是伏伦斯基总是感到安娜的儿子那种带有疑问的、甚至带有敌意的目光：
有这孩子在场，在伏伦斯基和安娜心中都会出现一种感觉，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航海者，从罗盘上看到自己高速航行的方向远远偏离正确的航线，却又无法停航，看到一分钟比一分钟离正确的航线更远，也看到，要承认自己误入歧途，就等于承认自己灭亡。
这孩子正因为用天真的目光看待生活，就好比是一个罗盘，可以指出他们偏离他们知道而又不愿意知道的航向有多远。
这个隐喻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恰到好处地揭示了婚外恋者面临的一个爱情悖论：他们“知道”自己偏离了生活的日常航线，又“不愿意知道”自己偏离生活航线有多远。由于前者，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不顾一切地爱下去；由于后者，他们只好“自我欺骗”，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求心理平衡。
安娜就是这样——哪怕是处在热恋的阶段。热恋中的安娜仍然免不了心理上的落差，甚至连伏伦斯基也能感觉到：“她以前是不幸的，但却是高傲的、心安理得的；现在就不能心安理得、不能骄矜了，虽然她尽量不表露这一点。”不论什么时候伏伦斯基问她在想什么，她都会这样回答：想着一件事，想的是自己的幸福与不幸。她在想，为什么这种事在别人身上，不算什么事儿，可是在自己身上就这么难受呢？安娜有时还想到：“我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她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过的是虚伪作假的、不清白的日子，一心想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在和卡列宁一起从赛马场回来的路上，安娜正式向丈夫摊牌：“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讨厌您，怕您，恨您……”
但是，第二天早晨她一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丈夫说的那番话,她觉得那番话非常可怕,现在她简直无法理解,她怎么会说出那样一些奇怪的粗鲁的话,也无法想象,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她一忽儿想到管家就要来把她赶出家门，她的丑事就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忽儿又觉得伏伦斯基不爱她了。
她不仅觉得痛苦，而且对于她从来不曾有过的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惧。她感觉到，她心中的一切都开始变为两重的，就好像有时物体在疲倦的眼睛里变为两重的。她有时不知道她害怕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是害怕还是希望，害怕或希望的是已有的还是会有的情形，以及希望的究竟是什么，她都不知道。
当安娜收到卡列宁拒绝离婚的亲笔信时，就觉得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可怕的灾难来到她的头上。她已经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她什么也无法撕破，再怎么也无法脱离原来的处境，不能这处境多么尴尬，多么窝囊。”安娜向丈夫摊牌，本来是想使自己的状况明朗化，现在，这幻想永远破灭了：
她预料到，一切还会像原来一样，甚至比原来还坏得多。她觉得，她在上流社会享有的地位，今天早晨她还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对于她就是非常宝贵的了，她没有力量用这种地位去换取一个抛弃丈夫与儿子、和情夫姘居的女人的可耻地位。她觉得她不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刚强起来。她永远享受不到恋爱的自由，倒是要永远成为一个有罪的妻子，一个瞒着丈夫、跟另外一个风流放荡、无法共同生活的男人过偷鸡摸狗的日子的妻子，时时刻刻担心被揭露。
托尔斯泰对安娜心理冲突的这一段刻画，巧妙而又相当地到位！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进化心理学的择偶原理：女人进化出了一种对男人社会地位的偏好；一旦获得了高社会地位的男性配偶，她的潜意识中就会有一种担心被失去的恐惧。这是怎么会事呢？
灵长目动物学家发现，猩猩、大猩猩，特别是黑猩猩，是一个具有严密的等级地位的群体社会，那些地位高的便支配和统治着地位低的。而人类学家相信，社会地位的等级性，是人类不同社会文明的共同特征。在现代社会，女性往往偏好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特别是在婚姻择偶中，从心理机制角度讲，这是因为社会地位是判断资源控制量的最通常的线索，或者说，高社会地位无非是体现资源丰厚的线索。具体来说，较高的社会地位，就伴随着充足的食物、更广袤的领地，以及更优越的健康护理。社会地位高的男性还能给子女提供更多的机会。就世界范围而言，地位较高的家庭的男孩，长大后往往也能得到更多更好的配偶。人类学家伯茨格(L.L.Betzig)在一项对186种社会的研究中，发现高地位的男性一般都拥有更多财富和妻子，他们的子女一般也能得到更好的抚养。
除了人类学的考查外，心理学家还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以证实女性确实有对高社会地位男性的偏好。巴斯想要探明的是，与选择短暂的性伴侣相比，在选择婚姻配偶时，人们更看重哪些品质呢？结果发现，相对于选择性伴侣，那些能体现未来社会地位的“线索”，在选择婚配对象时更具有吸引力。这项研究还表明，美国女人还很注重男性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水平，而这些品质，也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对此，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地位的等级性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而“对地位的追求”，男性往往比女性更甚！这样一来，经济资源往往就积聚到那些社会高层人士手中。从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看，远古女性偏好“高地位的”远古男性，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资源获取的适应性问题。而现代女性呢，无非就是那些繁殖成功的女性祖先的后代，因此也就继承了她们的择偶偏好。这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