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若按现在的时髦隐喻，那“老三儿”在新庄，简直就是个“传说”！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传说。实际上呢，他不过就是个打鱼的；还是一个失去了右手的、小臂只剩下半截的残疾人。可他咋的就成为一个传说了呢？因为他会打鱼，的确是个打鱼高手。他有绝招：当别的男人打不着鱼时，惟独他能打着，特别是冬天这最难搞到鱼的时候。最初我见到他，是在他穿过小学操场下河的当口。他往往会从后门进来，要不从东边下河，要不从南边下河，走路急匆匆的，像一阵风，那脚拇趾上断了栓绳的破草鞋槖槖地踩在操场上，每次身上的渔具都不相同。若是夏天，你会看到他大都赤裸着上身，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上衣似的，哪怕圆领和尚衫都没有一件。短裤倒是有点别致，多为红裤头，有时是黑的，把他那下身的一大堆私密玩艺儿兜得紧紧的。他身上肌肉发达，有点胖，腰上、腋窝处有不少赘肉，但丝毫不影响他这个中年人的行动敏捷。他右肩上扛着——我几乎要说耷拉着——鱼网，左腰下别着一个直颈下呈三角形的渔篓，挺大的，以至于他走路时那渔篓就晃荡着摇过来摆过去。左手上还拿着一根有时是两根钓鱼杆。那失去了手的右小臂就那么呈直角地下垂着。我曾多次目睹他那据说是被炸弹炸断的手臂的残缺处。粗壮的骨胳向外凸起，刺眼的猩红色中带淤黑斑的、灼伤形成的褶状皱纹的皮肤，紧紧地绷在了外凸的骨头上，像是随时都会被撕裂开似的。他的右手是在年轻时一次英雄壮举中留下的致命痕迹：他时常在洪水高潮过后，在那河水还呈轻微的浑浊色时向深潭里扔炸弹炸鱼——是那种自制的简易炸弹，一个墨水瓶，一撮火药，一根雷管，拼装在一起就成了。即使手断了之后，我也看到他继续在使用这种炸弹。
他似乎是新庄惟一的“职业”渔夫。这也是他最大的能耐之处。别的男人再能打鱼，也还是要种地的，毕竟鱼不能当主食吃呀；可他就是不种地，或用不着种，专靠捞鱼为生——为此他在老辈人眼中是个好吃懒做的混混。可也许正是这种高度的专业化，练达了他一身过硬的渔业技能。我曾观察过他是怎么样从事炸鱼这营生的。从小学操场南边下河，下了坡，走完一片开阔的玉米或小麦地，现入眼帘的就是一段呈半圆形的河道——新庄半岛的最南端，当地人叫他“转拐潭”。这里的河水最深，那宽阔浩渺的绿蓝色水面上回荡的漩涡，足以把哪怕是水性好的少年卷进深渊。所以母亲绝对禁止我们在这里下水。靠近河对岸的不太深的水中，兀自耸起几块交叠在一起的像刀削般的巨型扁平岩石，远处看起来就像毕加索的立体派“方块”画。水性好的男人正是在这里跳水游泳的。
老三儿在这里炸鱼，他会带两个会潜水的年轻帮手，等他的炸弹一响，三人同时跳入水中，一个个分别来他个倒栽葱式的潜水，三只肥白的屁股在水面上像青蛙似的一闪，又像鲸鱼的尾巴悠然一扑，就消失于水下，除了跟进漩流的朵朵浪花在飞舞，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不出一两分钟，就见一只握着银色熠熠的鱼的手露出水面，随即一颗脑袋也钻了出来。他朝岸边稍稍游动几米，随即猛然一个像鱼鹰停歇在浪尖上的寂然不动的姿势，“轻浪舞回风”般，把大臂使劲地一挥，以一个抛物线的幅度将鱼扔向河岸上。然后下一个水下拾鱼的程序再次启动。
老三儿的炸弹好像是临时配制的。他会带好些个大小不等的墨水瓶子，细心地往里面灌火药——当然得细心，火药要填塞得不紧不松；如果太紧，或用力过猛，就极有可能发生爆炸。然后轻轻地插入导火索。点火、扔炸弹就是老三儿的事了，也只有他能做。这是最危险的高智力活儿。其中有两个要件：一是你得知道往哪里扔，水中的哪一带才有鱼，而且是大鱼；二是你得把握好炸弹起爆的时机：过早，导火索在水里待的时间太长就会熄灭，成为放不了屁的“臭弹”；过晚呢，那就有可能免不了手被炸断乃至被炸死的噩运。
老三儿炸鱼，不仅炸得多，而且比别人的都大，大到有时能捞上十来斤的，鲤鱼呀，乌青鱼呀，草鱼都有。此外，他还有他的独家秘籍——用一种自己发明的鱼网捕鱼。一般男人通常都用那种“纲举目张”式的渔网。你站在那种只齐膝盖那么深的浅滩急流处，左手提住网纲，右手把住网身，瞄准水面上的目标后，就那么往上空天女散花式的摔抛出去，那缀着一个个小小的铝合金沉坨的网裾就像女人的裙撑似的在空中散开，然后那张大网便铺天盖地般的落入水中，将那些喜欢在急流上冲浪的桃花鱼尽入网中。桃花鱼，我们亲切地叫它“桃花贝儿”（取“贝”的儿化音）。它的那个漂亮啊！它曾是我少年时期把握大自然之色彩世界的一个活生生标本，又是我梦境中的一个灿烂的小小乐园。它的体型是天然造型艺术的一个典范：细长的、扁平的、流线性的苗条，使得它在水中的速度像火箭穿梭一样快，我从来没有在水中徒手抓住过一条桃花鱼，只是被它从你小腿上掠过时挠得你痒痒的。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喜欢在急流上冲浪了，而且是跳起来飞出水面往上冲，彼此之间竟相比赛，看谁冲得最高、最远。而它的色彩呢，在大自然配色艺术的活教材：淡粉红色的底色上，那从背脊处向下垂直的一道道间隔着的蓝绿色条纹，昭示它超出土气的小家碧玉的大家贵族风范，就连它的翅膀也是粉红中透着橙黄色的飘逸。它那剪刀般张开的尾巴呢，则呈淡绿黄色。总之，一只桃花鱼，就是一部自然色彩的光谱图。只有修拉《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式的点彩画才能稍稍与之媲美。网上有说桃花鱼濒临灭绝。如果真是如此，那我断言人类的色彩世界将不复存在。
老三儿的鱼网是他自制的那种长带条式的，像一条长长的带子，网子的底部缀着一个个铝合金沉坨，网面本身只有约人的大腿那么深。鱼网不用时就把它对折式地叠起来。隆冬时节，鱼儿多半都在深潭的底下或巨岩石的隙缝里冬眠，可也有贪吃或不安份的淘气包跑到浅水处冒险。这时，几乎不见什么人影的泸水河里，你会看到老三儿单枪匹马地出动了，纵使零下天空雪片飞舞也不能阻止他的脚步。他穿一件连里面的棉花絮儿都跑了出来的破棉袄，肩背他的秘密武器，沿河道开始侦探，以发现适合他下手的地方。他看准了我们小学东边那一带的河道，河边的水域宽阔平展，大都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你踩在上面也不伤脚。不仅水浅，而且水流平稳，有的地方因大洪流的冲击翻卷而形成的大片水滩，仿佛是静止的死水一般。可正是在这里老三儿发现了冬季鱼儿出没的秘密。我就站在操场下坡处的路口上，看着他探准了时机，就在岸上迅即脱掉长裤，只剩下还冒着热气的麻布短裤，蹑手蹑脚地踏进刺骨的水里，就像一只向羚羊发起最后冲峰前靠近猎物的审慎的非洲狮。他往水下布网。开始的动作缓慢、缜密，悄无声息，那水面上几乎看不到有波动的涟漪；继而从水中拔起腿来像跨栏运动员那样来个猛冲，边冲边布下网子，一直绕了大半个圈儿才停住。他那布网的速度快得惊人，既要跟上他奔跑的速度，又要让整个鱼网有条不紊。他那肩上的鱼网顺从般的一道道滑下他的手上，简直令我看得眼花缭乱！待整个鱼网都布好后，他走上岸来，开始朝他已经围圈住的水域内丢石头，还大声吆喝，他那独特的粗鲁低沉的调子，像是在热情地邀请鱼儿都往他网子里面钻。唉，可怜的那些桃花鱼啊，这下你们可不是交上桃花运呀，你们可是上了老三儿的圈套哪！末了，他开始收网，开心地哼起了小调“我那俏丽的妹子哎，你是不是在悄悄地等着哥呀……”只见一条条色彩斑斓的桃花鱼的腮，卡在了网丝的口子里。
他会带着胜利的战果直接去寡妇家，在那里享用不完的，才带回自己家去供养妻儿老小。
咳！他的神话还不仅于此。他不仅会捞鱼，而且还传说他吃鱼的方法独特，从不卡鱼刺，而且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我当然没有见过。但我母亲相信这一点。她还活灵活现地模仿给我们看，他是怎么样把鱼，特别是多刺的小鱼从一边嘴里送进，又从另一边嘴角迭出，而且吐出的鱼刺呈整体不变的骨架状！你说神奇乎？
现在我可以想象，老三儿这样的男人，为什么会得到那个寡妇、肯定还有其他女人的青睐了；我更可以想象，陈伯为什么不是老三儿的对手了。不是说陈伯体力上打不过他，而是心理上的劣势——他没有老三儿那么有钱，没有老三儿会打鱼，为了得到那个寡妇的爱，他只好委曲求全了。
那个寡妇我曾在大队部的小商铺见过一次，不折不扣的大美人儿！她家住靠近大队部的房屋比较集中的那一带，我从大队部回小学，要经过她家后面。你可以看到隔着一块稻田的那土坎下面，那屋脊的后梁上凸一摞凹一行的整整齐齐的黑瓦片。四周被繁茂的柚子树、柑橘树、李子树、板栗树等簇拥着，一派温馨的殷实人家的景象。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说法我是从那时知道的，但我的理解可能与别人不同。我觉得当一个寡妇还是蛮不错的，有那么多男人围着你转；为你争风吃醋，就像陈伯和老三儿那样，为爱情而博弈。多好！
十二
我在新庄小学期间所受的教育对我人格的塑造当然起着重要作用。尽管身处“文革”，但我认为那时的教育对我来说是积极的、正性的。至少是“复课闹革命”之后，我的小学教育基本上进入了正轨。贫下中农老人讲“忆苦思甜”，我会认真地听，有时会感动得流泪。不过，此类活动多了，免不了就要闹笑话。有的老人，我清楚地记得是年纪很大的老太太，讲着讲着，“国民党”如何如何地坏，可一个冷子就不由得滑到了那“三年自然灾害”，是怎么没得吃，又饿死了多少人。这时，你会看见大会主持人一脸尴尬地走上前去，一个劲儿地对老人打耳喳说（声音很大，连台下的我都听得见），“您搞错啦！您想想，是解放前……解放前……那万恶的旧社会……”。老人哦哦哦点着头，恍若明白了；可没讲几句，又回到了那“大跃进”。
我蛮大地劲儿吃“忆苦饭”。我觉得那并不难吃，咽下去并没有哽在喉咙的感觉。忆苦饭里都是大自然中既有的东西，按今天的看法，属于标准的保健食品。我记得那里面的成分。有从蕨根中捶打出来的微粒（蕨根粉），有鱼腥草（根、茎、叶一起），有刺苞头，有红薯藤，这些连同玉米渣一起，做成了一个个窝窝头。这些东西我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就吃过，口腔里并没有滋生出啥子“忆苦”的味道。
“不忘阶级斗争”的教育，莫过于那一场与假想的敌人博斗演习，让我记忆犹新的了。具体情景是这样的：那是六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像往常那样刚刚上第一节课不久，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铃声打断了。先是老师跑出去打探究竟，接着我们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跟了出去。我刚一出门，就看见一个农民——我不认识他——背着我心爱的体育老师张玉德，从过道的那个门出来了。张老师头上裹着白绷带，满脑子都是血，两边太阳穴处鲜血还在往下流，他已经昏了过去。师生们立刻围上前去。只见那农民蹲下身子，把张老师轻轻地仰面放下来。他神色惊慌，吞吞吐吐地说：“有……有一个阶级敌人，是……是从县城监狱里跑……跑出来的逃犯。他到处杀……杀人，这位老师与他……他遭遇上了。他用尖刀把张……张老师砍了……”我们那义愤填膺的校长，一把抓住那农民的肩膀，问他这杀人犯向哪里跑了。农民指着南面的山说，“往……往那山上跑了。”校长向在场的老师嘀咕了一会儿，像是在布置什么任务，然后大声宣布：“同学们！可恨的阶级敌人，把我们可爱的张老师杀伤了，我们张老师危在旦夕。这阶级仇，民族恨，我们一定要报！”他举手高呼：“给张老师报仇！给张老师报仇！”一时群情激昂，呼声雷动：“给张老师报仇！……”校长又说，“现在，阶级敌人向对面的山上逃走了。据可靠情报，他刚刚逃走不远。我们决定同学们搜山，全部出动，去把那个可恶的敌人抓住！同学们，冲啊！……”校长带头朝操场东边那条下河的路跑去，好几个老师跟了上去（我看见王道义在里面），同学们也就跟了上去，在“冲啊！”的一片直冲云霄的怒吼声中，同学们手忙脚乱，像一群乌合之众，彼此簇拥着、甚至踩踏着他人的脚，向目标进发了。
我心绪紧张地随着大流向前走。下坡，走过田埂，下河，淌过齐我臀部深的水流。几个男老师手拉着手护卫着同学们过河。然后我们上山，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满腔仇恨，在山上、在崖壁缝隙里、在荆棘丛里、在茅草蓬里胡乱地瞎蹿。同学们全被打散了，找不到班级，也见不着班主任，或是偶尔有幸运的同学见着自己的班主任，那就像是见到了救命恩人似的，因为大家（比如我）虽抓坏人心切，毕竟又害怕碰到那个家伙，尽管有那么多人在一起，可还是忐忑不已。我的腿肚子好几处被刺或茅草划伤，但来不及管它，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跟着不认识的同学快走。快到半山腰的时候，我才遇到了同班同学向声德。他的块头比我大，平时特能打架，有了他在一起，我紧绷的神经似乎松弛了点。
等我们大部分同学爬到山顶的时候，我觉得再也走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抬头朝天一望，太阳公公已开始西斜了。同学们一个个都饿得瘫软在地上。这时一个老师叫我们沿着山路下山。当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几乎是爬着走上小学的坡顶那段带石子儿的滑滑的路头时，猛地抬头一看：张玉德老师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正乐呵呵地朝我直笑哩！
“原来，这不过是一场演习！”——正如那天晚上我写的那篇记述文最后一句结尾的那样。后来王道义说我写得棒，还在课堂上作为范文念过。
“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对我的影响是积极的。既培养了我从小就崇尚英雄主义精神，又让我学会了不少现代京剧的唱腔。当时最热的是《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我学京剧刚好有一个机缘。我幺叔熊先英给了我爸一部当时军队使用的收音机，挺高级的，机型偏长，外面有一个棕褐色的纯牛皮套。我爸见我爱不释手，就把它留在家里，没有带到下坪去。它是当时新庄小学最奢侈的收音机。好像只有中波，但声音大而清晰，我就用它听样板戏。有一次，从武汉来的《智取威虎山》剧组在县城演出，一连演了一个星期，我就专门下城住在大舅家里，至少看了两遍。我最崇拜的是主演杨子荣的演员了，有两个演员扮演杨子荣，其中有一个和电影《智取威虎山》里的童祥苓很相像，我就认为他演得最好。演出地点是在县大礼堂东侧的操场上，有天晚上雨下得很大，但丝毫不影响我看戏的热情，我批一件透明的塑料薄膜雨衣，前面的人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就站在我带的一把木凳子上。我最心潮澎湃的时刻是《打虎上山》那一场的开场——那壮怀激昂直冲云霄的前奏音乐，那气吞山河英姿飒爽的杨子荣骑马上山的舞姿。
由于收音机里样板戏的台词和曲调整天在脑中回荡，我最先哼得滚瓜烂熟的唱腔，是少剑波的《誓把反动派一扫光》，于是王道义要我登台献演。那天下午，就在我家门前那座石头垒起的四方形台子上，我就要上台清唱我的代表作了。可是，一上台，面对台下那黑压压的人头，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我的那个紧张呀！我的心脏可是要跳出来了！我想必是满脸涨得通红，想开口，可就是半天发不出声来。我不敢往台下看，眼睛就盯着台地面。这段唱腔的第一句是“几天来摸敌情收获不小。”我脑子里可是憋足了劲儿，想唱！可嗓子里只能发出“几……几……”喉咙被卡住的叽叽声。我就是不能往下唱，是记不住歌词，还是把不准音调？我毫无办法。我想放弃，甚至想调头下台。这时只听王道义在台下喊：“熊哲红，你只管唱，你肯定能唱！勇敢些，再勇敢些！”我才勉强地瞟了他一眼，碰巧我又看见了母亲鼓励而又信任的眼神。“几天来……”啊！我终于唱出来了，而且越往下唱，我就觉得越是自如，最后好像连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地在舞台上表演的经历。
在小学阶段，八个样板戏我几乎都会了，特别是《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成为我的拿手好戏。主要的台词基本都会，有的能倒背如流，像《智取威虎山》：“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脸红什么？精神焕发；可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此刻就是直接从脑子里悠然调出来的，就像意识流的产物一样，不需加任何思考。
老师对我人品上的教育，我想起了我的“右派分子李明瑞”的故事。好像要晚得多，至少是1967底复课闹革命之后，我应该有10岁了。有一天下午的第三或第四节课，我不知咋的就那么晃悠着，漫无其事走进了李明瑞老师当班主任的那间教室。当时教室里人不多，同学们大都在操场上搞课外活动。不知冥冥中是什么在作怪，我愣头愣脑地，完全是未加任何思索地，在黑板上写下了“右派分子李明瑞”几个大字。黑板上很干净，就我那几个写得歪歪斜斜、却又格外醒目的字。写完后，我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的那样，优哉游哉地走出了教室。
大约半小时后，王道义几乎是一路小跑地进了我们的教室，叫我赶快到李老师家去一趟。此时天快黑了，操场上只剩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影。我仍浑然不觉大祸临头，哼着京剧小调走进李老师房间。她就住在与我家对称的西边那间房子里，我平时很不喜欢她，说不清原由的。也许是她的外貌长相？应该说她长得不丑，穿着也很讲究，可她是个长脸，五官长得正规正距，虽挑不出明显毛病，可就是看上去不搭。她个子挺高的，留着齐肩那么长的头发，至少有一半灰白了，还把后脑勺上的头发打理得笔直就像垂着的一把长长的梳子，那呆滞梆硬僵直的发须就像梳子上的那一排排梳齿，给人以故意做作或画蛇添足的感觉。我不喜欢她，还也许是因为我母亲与她的关系挺冷淡？我并没有听到母亲说过她的什么坏话，但我直觉上感到她俩的关系不融洽，平时很少讲话。我是不是无意识地模仿了我母亲对她的态度，这也说不准。我不喜欢她，再也许是因为我听说她是副县长——好像姓吴——的堂客（新庄一带的人喜欢称老婆为“堂客”）？我不知从哪里隐约听得，吴县长是“右派分子”，或曾经是。但我实在分辨不清，到底是吴县长是右派分子，还是李明瑞是右派分子。反正，我就那么在黑板上写了在今天看来仍然似乎是荒唐的几个字。
“熊哲红！你……你这个小浑帐东西！你在我黑板上写了什么？啊？！你竟敢说我是右派分子？……”我还没站定，李明瑞就劈头盖脸地向我怒吼起来。她一步步向我逼近，直到顶住我的脑袋，只好弯下她那长长的直板板的身躯。“你知道右派分子是你能瞎诳的吗？你说我是右派分子，那你爸爸是个什么东西？他也还不是个右派分子嘛，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记不准我是否轻轻地嘀咕了一句“我爸爸才不是右派分子呢”，她使劲推搡了我一把。“你爸爸他也是右派分子！我肯定，因为他偷肉，你们家偷肉，偷肉！偷肉！难道你不晓得吗？如果你不晓得，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她虽然叫嚣得很厉害，但我好像不是很害怕，只是略微有些紧张，知道自己惹了大事儿。我一边后退，一边还看着她。我发现当她生气的时候，那脸的长度就足以与一张马脸一拼高下了。她恶狠狠训斥着，唾沫四溅着，那空中飞舞的唾沫星子像下雨似的朝我脸上喷来。“你必须向我认错，向我道歉！老老实实认错！要不我决饶不了你。你这个偷肉的小崽子……”
王道义走了进来。劝她消消气，又说了不少安慰话。说是把熊哲红交给他，让他来处理。李明瑞这才罢休。可能她折磨我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王道义把我带进他房间。又对我教育了一个多小时。我认真地听他讲，觉得自己真的错了。当我依稀感到母亲就在他门外听着的时候，我大哭了起来。母亲事后好像也没说我什么。可能她觉着，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是让班主任教育更合适些。
虽说此事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我仍然记得当时我脑海里闪过的“右派分子”的一丝丝疑惑。我可以做出两点回溯性的解释：一是我可能在潜意识中把“县长”当作了不当权力或邪恶权力的一种象征。这说明我儿时就对“权力”或那些代表权力的东西有一种先天的厌恶；二来呢，这件事似乎是对先前发生在县一中的“黑帮”事件的一种反讽式模仿。是儿时逆反心理的一种不当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