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生命的存在是个偶然。命悬一线是生命存在的常态。我在10岁时就体验过了。
历史进入1968年。“文革”如火如荼。县城里的武斗已进入白热化，真枪实弹地干起来了。据我那时所能知道的，全城被分成了两大派——“红联”和“炮联”。这似乎对我来说仅仅是个地域的概念。因为我记得红联在大桥以南，势力似乎单薄些，因为地盘小些；炮联在大桥以北，占居着县城中心。至于这两派谁支持谁，谁捍卫谁，我就没谱了，这显然超出了我的智识范围。
在武斗之前，我就目睹过“文斗”。那是在县百货大楼的门台阶上。该大楼位于城中心的十字路口东南角上，台阶上站着正在争辩着的两派之人，四周则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那天我和母亲进城买货，我背着个背篓，里面装着刚买到的大米（那时已开始粮食短缺了）。我顿生好奇，硬是把背篓放下来想一看究竟。母亲先是不让我去，怕有危险，后拗不过我，只好听便了。我从大人们的腰襟下钻进去，只见气氛大有拔剑弩张之势，至少那一只只因激动和亢奋而颤抖不已的手，就要点击到对方的脸上了，甚或就要一拳揍到对方的颧骨上了。但双方并没有真打起来，似乎还像个文人雅士的样子——到底是文斗呀。一个约30出头的白面书生，手舞足蹈地辩论着。他那嘶哑干涩的嗓音，仿佛昭示着他已有好多天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说话了。他的头扬得高高的——比今天昂着脑袋唱歌的费玉清还要高，高得那脖子上的青筋都要爆裂似的，似乎没有这样的头部展示动作，就不足以表明那“革命的立场”始终都在他那一边。他总是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一忽儿高一忽儿低地说着同一句话：“我觉得自豪！我觉得自豪啊！……啊！我还是觉得自豪！我永远觉得自豪！……”我浑然不知他自豪的是个啥子东西。若是我今天重构历史的话，他说的“自豪”，大概是指为了某个主义、某个真理、某个派别而自豪的吧。
懵懂少年历险记，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的大舅王月进、大姨王月明、小舅王月圣那时都住在城里，可是却分成了两派——不管他们思想上是否真的对立，但至少被分隔在了泸水河的两岸。月进和月明在桥北的跑联区域，月圣在桥南的红联区域。似乎月圣那会儿革命的劲头更足一些，因为他要准备参加“大串连”，需要到河对岸的大哥家里取点他自己的东西，可他又因自己的红联身份不便——准确说是不敢——走过大桥，因为大桥两端已壁垒森严，晚上7点戒严禁止通过大桥。盛夏的某一天下午，他请我到他那因革命需要而临时群住的地方（就靠近城南的桥头堡），向我仔细交待他所需要取的东西，一件一件地都写在纸条上，要我马上过大桥一趟。我认为小事一桩，满口答应，并立马起程。约五点半左右，我就把东西取回来了。我就像电影《鸡毛信》中的那个小孩那样，为信的顺利送达而如释重负！
可小舅却说，他最需要的一个东西——我今天已记不清是啥了——被我搞忘了，要我再跑一趟。他也估计我的时间不够了，在戒严之前怕是回不来的。可他又觉得此物至关他的串连能否成行，还是冒险一赌吧。没办法，我又只好一路带着小跑般的返回大舅家。可当我再次走回桥北一带时，才发现夜幕已开始降临了；更令我没料到的，桥头那个倒“丫”字形向东向西两条马路交叉的一带，早已寂寥空空，杳无人影！我知道事情麻烦了，已经过了戒严的时间了。可我还是试着往前走，尽管很有点忐忑不安，如果不说战战兢兢的话。当我正走上大桥前那段平缓凸起的坡形路面上时，只听见我身后传来恶狠狠的一声：“站住！小孩，你给我回来！你快过来！”我一回头，只见从那我刚才经过时看也不敢看的桥头碉堡里，走出一个瘦得像只猴子的小个子来，他手上提一把冲锋枪，穿一件黄绿色军用短袖圆领衫，左手使劲地向他那边挥舞，要我过去。我刚走到他面前，就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猛力一搡，我一个趔趄就蹿进了碉堡里。
碉堡里的那个可怖啊！我吓得全身发抖，尽管这里面闷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这是一个半圆似月牙形的水泥碉堡，有三个偏方形的孔，架着三挺机枪，从孔里望出去，刚好可以看到桥面。里面似乎什么吃喝拉撒睡的东西都有，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还散发出一阵阵臭气。约有三五个人，其中一个正在用望远镜观察大桥，一个正在擦拭一支油污污的步枪。我一进来，那个像是头儿的模样的人向我走过来，他又矮又胖，一脸络腮胡子，声音沙哑地向我劈头盖脸：你这小子，胆子不小啊！竟敢在戒严的时候还想过桥？说！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过桥，你是不是红联的探子？（我虽然紧张得不行，可还是装出不懂“探子”是什么意思的样子。其实呢，我懂！）你是不是要给那边的人送情报？旁边一个像稻草杆儿的高个子帮腔说，他已经看到我下午过了几次桥了。你不是送情报又是做甚？你不说老实话，我们立刻就把你枪毙！快说！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既是真的被吓坏了，又有点策略的意味在里面。我毕竟是个孩子呀，他们大人再凶，也不会真的把我枪毙吧？庆幸的是，他们没有找到我是探子的把柄。那个高个子，好不容易才可怜地弯下他那芦苇般的腰身，对我全身搜查，还把我的短裤往下拉到脚上。一个女的——我这时才发现有个女人！还很认真地瞅了我一眼那个男人的小标致。他们一无所获。小舅的那张纸条，第一次在大舅家里就丢下了，没带在身上；而我刚才再度想过桥时，手上又没拿什么东西，因为小舅要的那件东西，大舅并没有在家里找到。至于我是怎样回答他们的，我编造了什么样的故事来蒙骗这帮子忠诚的革命者，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因为那是我少年时期惟一经历的“恐怖”事件，而岁月呢，又没有出其不意地重新戴上它熟悉的面具。
“快点跑！要不我一枪崩了你。”小猴子跟随我出来，又一次吓唬我说。他们折磨我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总算是把我放了。我拼足小命往前跑，先是冲上那个斜坡，再就在桥上飞也似的、像是并没有接触桥面而是飘浮般的滑过去。我只有一个心愿，赶紧跨过这座桥，回家去，回到父母的怀抱里去。平时觉得这桥并不是很长，可这会儿感觉这桥似乎在无限延伸似的，没完没了。因为桥上没有灯，几乎一团漆黑，而且那在我身上一晃而过的探照灯，更是加剧了可怕的黑暗感，仿佛前面就会掉进万丈深渊似的。还有那零星的枪声，让我冰凉的背脊感到，那就是刚才的那个小猴子男人打过来的！我哒哒的脚步声与耳边嗖嗖的风声交织在一起，似乎使得我的步伐越来越慢了。终于，我看到了桥南那头的沙袋掩体，隐约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哲红，哲红，我在这里，快到这里来！”原来，是小舅在掩体旁边接我。
如果一个人能活多久是可以假设的话，我那天晚上居然还能活下来，也算是生命的一个奇迹！作为一个概率事件，我那次死亡的概率至少是99%，因为大桥两端荷枪实弹，两岸的高楼上到处是枪眼，随便哪个武斗参与人不经意间，甚至是出于开个小小的玩笑，都可以轻易地一枪把我打死，或者在盲目的流弹中毙命。上苍是有预知能力的，相信我今后会必成大器，所以就专门留着让我继续存在下去。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下城了。事实上，也不能再去了，因为县城的局势日益恶化，连进城买粮食都不可能了。于是我父母下死决心准备逃难——回湖南老家。一家五口出行，由于汽车交通运输已经瘫痪，我们只好徒步，翻山越岭，蹚河涉溪，每天也走不了多远，就走到哪里算哪里。路上自然少不了遇险。你走在高高的山岗上迤逦而行，刚刚想在一个简陋的木亭子里避避太阳，这时就会有一队十来个荷枪实弹的人强行占据；当我走在最前面，正想从公路上的拐弯处爬上陡峭的小路、以便超近道的当口，三个衣衫滥缕的男人，恰似从天而降！前面的那一个白衬衫襟前沾满了鲜血，左右手各持一枚手榴弹，眼睛里掠过一丝警觉的神色，像是刚刚发生过一场血战，又像是随时准备投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拼杀。
一次我们天黑才摸索着走进一个小镇子里，就地找一个小旅馆住下。可这哪里像一个旅馆房间呀！有一边本该行使墙的功能的那一侧，连个木板都没有，就那么用一块破油布羞答答地遮挡着，还高高悬离地面呢。我们一家子，就挤在一张用两条木板凳外加稀稀拉拉的几块木板拼凑的床上。听说是这旅馆的房间都被一支路过的革命队伍占了。尽管吱吱嘎嘎直响，我还是一倒头就睡着了，可半夜里被嗖地划过屋顶的枪声，旅馆大院和房间里的嘈杂囔囔声，接着又是队伍集合的哨子声和口令声惊醒了。第二天早晨父亲一打听，说是有两部分持不同观点的队伍在这里遭遇了，半夜里还交上了火。我母亲还惊魂未定似的跟我说，昨晚还有个小偷闯了进来，幸好她一直没睡着，盗窃才未能得逞。
我们大约花了半个月时间，才千辛万苦地回到官地坪。一路饥肠辘辘，是我永远抹不去的身体记忆。我和哲喜都成了饿郎神。我们一到姨婆黄彩庆（姨爷叫熊福生）家里，就径直往她的菜园子里跑。不到一个下午的时辰，就将她的一大片嫩玉米横扫一光。可怜那些玉米啊！有的才刚刚吐出浅棕褐色的胡须，小小的苞米里只有浓浓的白浆。我们这种乱来一气的糟蹋行为，对姨婆一家来说是致命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来年玉米歉收粮食不够吃了。
十
新庄小学操场南边的那栋教室是木板黑瓦房，应该是最早建的，与西边那栋小些的茅草房同样古老，但若从现在的生态观点看，却是最具保健功能的房子，因为住在这里的老师们可以享受木地板、木门窗、木顶板等全方位的散发着干纵树、杉树芬芳的自然呵护——冬暖夏凉、通风干燥是木板房最适宜人居住的理想特征。两端各有两间教室，中间有四小间教师住房。而东边的那第一间教室被改装成了食堂——它被一分为二，一半是公用的食堂（集厨房、用餐为一体），一半又被隔成两个小单间，靠北的那间是储藏室，靠南的那间呢，住着我这里要说的主人公——我们的大厨师陈伯。
在说陈伯对我的影响的故事之前，我要述说一下操场西边那栋茅草房的命运。它在我们住进小学约一年后被拆除了，我想是因为它再也不能承载教室的使命了。它有三间教室，在那屋脊的横梁之上，直接盖着厚厚的茅草。当你站在屋檐下，就会看到那屋顶上铺的茅草有多厚啊！厚得让你觉得，那茅草的重量已使得屋梁承受不了啦！那茅草的颜色就像达芬奇的光与影结合的明暗对比法的图画一样，呈现出不同的色调层次：越往下层越黑，然后渐次为黑棕色、褐黄色、青黄色；而且越往下层茅草越坚实，像被大滚石碾压过的一样，紧紧地粘在一起，而越往上层就越是蓬松。我曾仔细观察到这些现象，但做不了解释。当我此刻把历史的镜头拉到我眼前的时候，我可以解释说，这是因为为了不让教室漏雨，每年都要在旧茅草上面加上一层新茅草，长年垒之，那厚度自然就增加了。
我说这些你可能觉得无趣。但我的新发现你可不能小觑。往往是雨过天晴之后，我会发现屋檐下的四周躺着不少肉虫，从长相看应该有好几个品种，但最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种最大的像蚕那样的肉虫，可它比蚕要大得那里去了！甚至比蚕要漂亮得多！它肉嘟嘟的，白嫩嫩的，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而且这白还呈现不同的层次，有乳白色的，有亮白色的，有白中透淡红的，偶尔还见棕白色的。它的腿像千脚虫的？我推测它们是长在这屋顶的茅草里的，可它们吃什么呢？若仅仅是吃草，它们能长这么肥吗？它们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儿的呢？是变成飞蛾还是蝴蝶？而更纳闷的是：它们为何会掉下来呢？我想到了多种可能性，最后确认的是，这与下雨和太阳有关：也许因为雨水浸透后再经太阳一照，茅草里面肯定闷热得不行，它们想出来透透气儿；稍不留神，就那么一骨碌地滚下来了。当我看到仍在爬行着的，我就捡起来往屋上扔，想让它们回家去——可大都还是再次掉了下来。而那些已死了的，就呈半圆似的弯曲状，那些脚丫对称地僵硬蜷缩地并在一起，而被麻雀、燕子、斑鸠给叼走了。
既然母亲让我们叫他“陈伯”，我想他的年纪肯定不是很大，顶多也就四十五左右，最多五十冒边。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挺“老”的，因为他独自一人过日子，我曾风闻他是“孤老”；因为他总是抽着长杆儿烟袋——当然也有短的，不足一尺长带竹管的，当他出门的时候嘴上就叼着这种；因为他几乎总是穿着黑衣服，夏天的衬衫是黑的，棉袄也是黑的，只是那头上裹的毛巾是白的；因为他的脸上是黑的，那种黝黑的棕褐色脸膛，时常泛着油光。更因为呢，他脑袋的顶上没有头发！他在日头下很少戴草帽，我曾见他在菜园里忙乎时天庭上闪过一道道亮光——后来我才知道那叫“秃头”。说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我儿时把秃顶与“老人”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却在我四十多岁时就被儿童认作“爷爷”，奇迹般的重演了！这说明那会儿我这头就秃得挺像个样儿了。看来重演论有一定的道理：我儿时是这样联想，我下一代的儿童也仍然这样联想，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远古祖先就已经有了将头上没毛与“衰老”联系在一起的心理机制；而儿时的我不过是在重演这一过程罢了。
陈伯喜欢和我们弟兄俩一起玩，甚至打闹。时常在午餐或晚餐后，当他把厨房拾掇完毕，我们就缠着他讲故事。他给我们讲了好多好多故事，大都是些好心才得好报、正义战胜邪恶、贪婪不得好死，甚至老大比老二要坏的天方夜谭般的奇遇。比如，从前有兄弟俩，老大好吃懒做，却过得清闲；老二勤劳本份，却贫困交加。有一天，老二出门上山打柴，傍晚身背一大捆柴在下山的路上休息一下。这时飞来一只金凤凰，对他说，我看你挺勤劳诚实的，上苍不会亏待你。来吧，跟我来，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我背着你飞，但你必须闭着眼睛，当我要你睁眼时你才能睁开。老二答应了。凤凰背着他飞呀，飞呀，不知飞了多远，也不知飞了多长时间，直到凤凰说“你可以睁开眼了”，他才把眼睛打开。天啦！到处都是金光闪闪的金子啊！凤凰又说“你随便拿吧，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只是我说走的时候，也就是太阳出来之前，你必须马上跟我走。”弟弟只捡了一块金子就说“够了”。然后凤凰又把他载回原处。那老大见弟弟发财了，修了房子，娶了媳妇，嫉妒得不行，就问弟弟这是怎么回事。老实巴交的弟弟就一五一十地说了。第二天，老大也背一捆柴下山，凤凰也把他带到了金子山上。可他专门带了个大布袋，一心想把袋子装满。凤凰一再地催他走，可他置若罔闻。最后太阳出来了，老大被燃烧着的金山给熔化了。
又是一个老大老二的故事：老大是富人（一个大胖子），老二是穷人（瘦得皮包骨）。老二种的冬瓜丰收了，又大又重，大得可以藏下一个人。可最近，他发现冬瓜总在丢失，就想弄清这是怎么回事。有一天的天黑前，他在冬瓜上挖一个眼把自己藏了进去。半夜时来了一群猴子把他所藏的这个瓜抬走了。他在里面能感觉到猴子们翻过悬崖的能耐和惊险。当它们抬到居住的山洞时，才发现了老二。这群猴子羞愧难当，只好拿出一把金子作为补偿。老二原谅它们后就回家了。老大纳闷弟弟咋的一夜暴富？弟弟老实地道出了原委。老大决定模仿弟弟行事，夜里钻进了弟弟的冬瓜里。可当猴子们抬到悬崖上的时候，因老大太重，本来就令它们心烦，再加之老大尿憋不住了，就从瓜口子那里流了出来。猴子们大惊！以为冬瓜烂了，就把它从悬崖上扔了。
后来我也把这些故事照陈伯的口吻，一五一十地，又添油加醋地编给熊威听了。
人不得贪婪无度！欲望过度的人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兴许是这些故事，加上我父母那节约本能的长期熏陶，作为我幼儿时期的一种无意识慢慢地塑造着我的人格，使得我这个人知足常乐——就这个成语的本来意义上。我在物质上真的没啥实质性的欲望（我的欲望在精神创造上）。我安贫乐道。我觉得老天开眼，让我在物质上已经享受到一般平民所达不到的程度。相比那些终其一生只是个“副教授”的同事，你熊哲宏已经鸿运高照了。尽管我这个普通百姓式教授——相对于当官的教授而言——始终过着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但我仍然特别满足。我没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投机心理，像股票啊，彩票啊，基金啊之类的；我也从不投资理财——当然，也许是因为杨慧在这方面有天赋，我在依赖她做。家里的“金库”是由她掌握的，我甚至不知道这家庭的金库里到底有多少——我从来不过问，更不屑于去问。
颇有点儿诡谲的是，陈伯的故事讲的是老大比老二坏，但实际上呢，他喜欢我些。因为当我一个人在他那里的时候，他给我吃的机会就多些，比如正在炒肉时，他会用锅铲翻出一块半瘦半肥的回锅肉，让我猛地一口囫囵吞下；他有时会给我一个大棒棒糖，那淡绿花色的胶纸里裹着一个带细竹签儿的白胖胖圆糖；他会在感觉到我饿的时候在厨柜里拿出嫩玉米、土豆或红薯。大概是他认为我作为老大，比哲喜要老实些、忠厚些、听话些，也更富于智慧些——老二有点聪明过头调皮太甚了。
随着我年龄增长，在我喜欢陈伯的同时，也就渐渐地知晓了他生活中的秘密。他多数时候不苟言笑，像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特别是当他工作（做饭呀，在菜园里呀）的当儿。但他骨子里是个好人，一个本性善良的人。我母亲可能深知他的这个特点。所以我们不时地也愚弄一下他——偷他种的菜。不过，严格来说也不叫“偷”，因为那时有一个惯例，每隔段时间，老师们都要帮他打理菜园，因为那么多老师要吃菜，他有时实在忙不过来，特别是要把整片的地都重新翻一遍那样的重活儿。我妈妈就经常帮他管理菜园。我们的游戏多半是星期天，还多半是中午以后，我会看到他嘴上叼着烟袋，若是夏天，就戴着草帽，还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像是要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或他不想让人知道的事——后来我才知道他干啥去了！我马上通报母亲。这时，母亲就派哲喜到后门那里放哨，我则和她一起搞他的菜。母亲向我叮嘱了一个规则，就是要适可而止，不要弄出让陈伯发现少了菜的任何蛛丝马迹。春夏时节的菜不易留下痕迹，比如黄瓜呀，四季豆呀，豇豆呀，茄子呀，嫩南瓜呀等等；可冬天的菜你偷了以后往往会看出动静。像萝卜，特别是钻地很深的大萝卜，你拔了它，就会留下一个深深的洞。还有大白菜，也会有一个小坑眼儿，特别是下了雪之后，你还得处理雪上的泥污——那是最容易露馅儿的地方。可我们都做得有条不紊天衣无缝。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陈伯一般出去都要三到五个小时；只是我们判断不准他是何时走的当儿，我们就有些紧张、赶急，就会向他昭示某些痕迹的东西。唉，那么多年，我不知陈伯发现过我们偷了他的菜没有。我今天毋宁说，他即使发现了，也不会对我们说的！
当我再大一些，约12岁的有一天，是火红的五月，我一连三天没见着他。后来听老师们议论说陈伯挨打了，被打得不轻。我一听急了，谁敢打陈伯？他那么壮实，虽说稍瘦一点，但他手臂的骨骼很粗，当他握拳的时候那拳头像一个峋骨铮铮的铁锤，有一次哲喜淘气，他就握拳在弟弟面前晃了一下，假装生气地警告，结果吓得弟弟好一个趔趄。我甚至不相信会有谁——至少就小学的男老师而言——打得过他。可他怎么就挨打了呢！我得赶紧去看他。
小学的天空暮霭渐增、夜色四合。我走进厨房，黑咕隆咚的，陈伯单间的门虚掩着，只透出一线微弱的黄色亮光。只见陈伯靠坐在他那单人床上，整个头上都裹上了厚厚的白纱布，左额头太阳穴边上还渗出了血迹。他闷不做声使劲儿地抽着烟，满屋子都飘浮着烟雾，而他本人似乎就在云霄世界里打着盹儿。我只听得吧嗒吧嗒的声响，那长长的烟杆儿就那么直挺挺地搁在床沿上，而铜制烟嘴里隐隐燃着的烟叶丝呢，随着他嘴唇一吸一吸地咂吧着而忽明忽暗地闪耀。而此时你会看到当他猛吸一口烟时，他那原本就显突起的颧骨耸得更高了，而颧骨以下的脸皮就瘪更狠了，仿佛那脸皮下面压根儿就没长过肉似的。还有他的尖下巴，随同他那幽恨愤懑的心绪和阴郁的表情，下巴上的那一点薄薄的肌肉，似乎在紧绷的皮肤下面微微地抽动着。
此刻我回顾往昔中的陈伯时，仿佛再一次面对着那场严肃的图景：他的脸上似乎既显示了一种屈辱感——那种男人受到不公正对待时的不堪，又有一种坦然感——那种做了就是做了地无怨无悔。那天，事实上我们没说一句话，也许他嗫嚅着说了几句话，但我今天已经难以重构出来了。大致的意思是你们小孩子不要过问，你不懂；等你长大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后来，慢慢儿地，我确乎“知道”了，在老师们流言般的传送着“那个寡妇”、“老三儿”、“争风吃醋”、“老相好”、“他哪里搞得过老三儿呢！”“刚好被老三儿撞上了”之类的说法。并利用那时我已经形成的联想能力，把眼前的一切，过去我所见的一切，都统统地串起来了。而最先串起来的，是那个我早就熟知的“老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