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鸿一瞥的是爱本身——熊哲宏文学自传》[全稿/即将出版]；11）
五
1966年，我八岁，史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不知这种革命意味着什么，但我经历了一次震撼我那幼小脆弱的心灵的难忘事件。这年暑假期间，全县中小学教师统统都要到鹤峰县一中参加“集训”，印象上的时间是整整两个月。我母亲带着我去了。我可以肯定只带着我，因为她不可能带我们兄弟两人都去。母子二人就挤在学生睡的那种很窄的高低木架床上，三个人根本睡不下，而且你也不可能设想有专门给女教师的孩子提供床位那样的好事。哲喜应该是送到白菓坪去了。
一开始这集训的气氛就有点紧张，老师们一个个都谨小慎微、甚至神经质似的，彼此都不怎么讲话。我们住在一栋坐西朝东的教室里，四周都是床，连中间还硬塞了两张高低床，致使过道甚窄，连我走过时都要嗑嗑碰碰的，有一次还脑袋上幸运地留下了一个乌紫的瘀血疱。感觉上里面的光线有点暗，特别是没出太阳的时候，一想呢，可能是屋背后的树太大而树阴浓郁的缘故。屋子里时常、特别是晚上充满了一股子臭味儿，汗渍味儿？女人生理期的怪味儿？不知道。反正很难闻。也许我那时就有点儿洁癖，因为新庄的水丰沛，母亲常常把我们洗得很干净，我也就自然有了讲清洁的习惯。也许是老师们太忙没时间打扫，我也没有见着有清洁工来拾掇过。
随着集训的进展，我感到有些不妙了，我们寝室的女老师要出事了。在会后老师们在宿舍里的窃窃私语中，“真相”慢慢开始变得大白了——矛头，应该说是看不见的矛头，我感觉上的一个矛头，指向了一个在我侧对面的那张床的女老师身上。她长得可真好看！我一开始就喜欢她。我和她很亲近。她喜欢跟我说话，特别是当她吃皮蛋时，总是要给我一个，我俩一起吃，母亲看见了，开始是不反对的。可随着我听见空气中传送着的“坏女人”、“打皮绊的女人”、“皮绊客”、“她勾引校长”、“女妖精”等等，母亲就再也不准我接吃她的东西了。有一次，“坏女人”偷偷地给了我一个，我也在偷偷地吃的时候，被母亲发现了，自然就少不了一顿打。印象上那是母亲第一次狠狠地打我，下手之重前所未有，仿佛她要是不死打我一顿，那我的生命就没法保住了！可我还是不能把“皮绊客”与她联系在一起。有一天母亲在屋侧头的水龙头下给我洗澡的时候，我揣揣不安地问她，啥叫“皮绊客”？这几个字怎么写？我说“客”字会写，可“皮绊”呢？母亲要我别问，这与你不相干，你好好听话就行了。在我纠缠之下，母亲并没教我这字怎么写，只是简单地解释了一下，大意是涉及“男女作风问题”。可这一解释完全不管用，反而更加重了我疑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作风问题”这词，并把它与“男女”联系起来。
事态越发严重起来。我喜欢的这个女人完全变了个样儿！原来她那张笑盈盈的白白的圆脸，再也不圆了，那高高耸起的颧骨——左侧上面还有一黑紫色的印道道——仿佛让它成了方形似的，颜色也成灰青的了。她那一头与其他老师都不同的瀑布似的黑油油长发，渐渐变得像我在农民家里见过的那种鸡窝似的茅草了。原先穿的那件淡绿色的漂亮的确良衬衫，现在变成了一身黑灰色粗布的长衣长裤了。穿在她白晢柔嫩的脚上的那双亮晶晶的凉鞋（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鞋！至少我母亲没有那样的鞋），再也没有在她床下看见了。还有她的确良衬衣领口上那串白中透点儿红的一串圆珠子，再也没看见她戴过了。有一天中午午睡的时候，我的眼睛与她那呆滞的目光相遇了，她向我苦苦地笑了笑，就无可奈何地躺下了。那急促的动作使我推测她是要抓紧时间睡一下，以利下午的“再战”似的。“再战”，可是那会儿的高频词喔！
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挨什么人打了。这种持续性的担忧，终于在一天下午变成令我触目惊心的现实了：我正在大操场边与几个孩子玩耍，突然我发现操场中心一带挤满了老师们，喧嚷声，叫嚣声，还有一阵阵女人撕裂般的尖叫声，直向我的耳膜袭来。我觉得稀奇，就小跑般的赶过去。啊！是她！只见在一棵很老的柚子树下那跟我差不多高的圆土台上，我的那个吃皮蛋的女人，她身后的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正在上演一场人类动物园你生我死的残酷战争：只见左右的一男一女把她的手臂反转过来，并死死地按住她倔强地一次又一次昂起来的头，她身后的那个恶魔似的女人，先是往她头上和脸上倒墨汁，还不是那种我常使用的小圆肚矮瓶儿墨汁，而是那种又高又粗的椭圆形歪脖子瓶盖装的大容量墨汁。她边浇边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该死的黑帮！我让你再黑些，你看还要不要脸！看你还当不当婊子，看你还勾不勾引男人……”这时土台后面有个男人递上来一把大剪刀，那锋利的白刃在烈日下闪过一道刺眼的寒光。这女人把墨水瓶往地下一扔，接过剪刀，一把抓住她的长发疯也似的乱剪起来，在她头上乱戳一气。“你不是喜欢蓄长头发吗？好，我让你蓄，让你蓄……你不是想用漂亮的长发勾引男人吗？好，我让你勾，我让你勾个够……哈哈！你这个乱搞男女关系的骚货！你这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哈哈！给你剪光了才好呢，给你戴高帽子才戴得稳呢……你也有今天，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滋味！……”
我吓得要死！我想必是惊叫得出声来了，我辛酸的眼泪肯定是簌簌滚下来了。我多么想冲上台去救她啊！这台下面这么多人，怎么就没人上去救她呀。快去把那几个伤害她的人弄开吧，你看她头上渗出的乌血已经把头发都浸湿了，她那太阳穴上鲜血直流哪；再不放开她，再不救她，她就要死了啊！可是，周围的人大都麻木不仁，好像与他们无关似的，有的拍手称快、幸灾乐祸；有的得意洋洋，好像因为揪出了一个黑帮就能使他自己更安全似的；有的看了一眼就急匆匆走开，生怕此女人与他们有什么瓜葛似的。
后来我这用心体察世界的小脑袋把零碎的信息像编织皮带似的串起来，大体上知道一点事件的原委：她是一个中学的音乐老师（但我一直没搞清楚是哪个中学），大约三十出头，没有结婚，和她们中学的那个有家室的男校长好上了。若是我今天来评判的话，“好”，还是个正性的说法，极少有老师用这个词，更多地是“打皮绊”、“妖精”、“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女人”。只是呢，那时还没出现今日所说的“第三者”或“小三”。
那个吃皮蛋并且打皮绊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自从那天土台上发生的凶戮事件后，我再也没见着她。我或许问过母亲或别的老师，但她们似乎都讳莫如深。但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完结——我心灵上不可能完结。我一直在纠结的是：吃皮蛋的女人怎么会是打皮绊的女人呢？这皮蛋和皮绊，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呢？“皮绊”，简直成了我关于男人和女人相互关系的恶劣形象的第一个代言词。我想象着，既然是“皮”嘛，那就与人的屁股有关，是不是人的屁股上有一条尾巴，而所谓皮绊，就是男女两个人的尾巴被“绊”在一起了。这样一来，这一男一女就“好”上了。于是，我似乎形成了一种荒唐的逻辑：吃皮蛋的女人，就等于，打皮绊的女人。唉，成年后我对皮蛋不怎么感兴趣，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没弄清她是什么地方的老师，但她此刻冉冉升起在我记忆的地平线上，她那圆圆的笑脸在我的心灵深处仿佛成了永恒：她是追求爱情、为爱情舍生忘死的象征！也许是此事件，作为一种童年经历而深蕴在我头脑中的无意识——如果弗洛伊德是对的话，驱动着我今天对婚外恋的研究？还激情似火地、甚至神经质似的谱写伟大的婚外恋小说篇章？我敢说，中国没有一个搞心理学的人，像我这样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来研究。
《凭灵魂生育》是国内首部以探索苏格拉底式的爱情——凭灵魂生育的师生恋为主题的爱情小说。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一个是以敬奉爱欲为毕生追求目标的50岁教授余旺，一个是灵魂的天资无比优异的21岁女大学生程旖旎，师生二人演绎了一场感天撼地的凭灵魂生育——老师凭睿哲和美德来孕育精神产儿——的爱情故事。小说揭示了凭灵魂生育是老师爱学生的真正意义所在，当然也就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种爱情。
同时这又是一部探讨婚外恋的奥秘和合理性、并为其正名的小说。余旺是一个对女人的身体具有极强欲望的探索家。他不仅仅是一个教授，一个知名的大作家，而且是一个真正洞察爱情真谛的男人（他的许多爱情格言令人叹为观止）。他这一生，有一次悲怆性的初恋，一次尝试性的爱，一次婚姻，三次婚外恋，而贯穿其间的中心旨趣则是哺育爱欲的师生恋。余旺以苏格拉底式的风范在爱欲中历练自己，既教学生身体生育，又教学生灵魂生育。最后，恰如苏格拉底以教唆青年罪被判处死刑一样，余旺也以被剥夺教授资格而为爱情付出了致命的代价……
一部在追求人生至善至美的道路上照料自己灵魂的爱欲小说。
一部探讨婚外恋的奥秘和合理性、并为其正名的小说。
一部触及任何一个男男女女敏感神经的中国版《洛丽塔》。
长篇小说《凭灵魂生育》，美国南方出版社，2017年3月。
我坚信《凭灵魂生育》是我的传世之作，并将在一个世纪之后——还要等100年噢！——被确定为经典婚外恋小说的地位。我可以自豪地预测，这本进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小说[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2017934790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日益昭显其不朽经典的价值。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这本小说以其艺术高度和爱情思想——特别是关于婚外恋、师生恋——的深度整整超前了一个世纪，于是我就成了爱情小说界死后的梵高。
“吃皮蛋的女人”这一事件还具有另一个深远的寓意：我在八岁时就亲眼目睹了人们作恶的行径，人的天性中恶的疯狂表现。也许是我今天格外偏爱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心理原因？（我是国内最先引进西方进化心理学的人。有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巴斯著）为证；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第四版。）因为进化心理学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在人的天性层面上确认了“恶”（或“歹毒”）的本能性存在。
六
到了集训的后期，吃皮蛋女人的事件在我心里还没有完结，我又发现母亲渐渐发生了变化。她变得寝食难安起来。晚上我觉得她老是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哀声叹气，白天吃饭也没胃口，除了一味地往我碗里舀菜添饭外，就愣在那里发呆，全然不知道往自己嘴里送上一口。我这里用了一个“舀”字，是因为我想起了当时全体教师在食堂吃饭的场景。偌大的饭厅，摆满了一张张比我还高的木制方形饭桌，那黑褐色的桌面上油渍斑斑，加之在食物的重压之下吱嘎摇晃的桌腿，你就不难判断这些桌子有多大的年岁了！桌子四周没有板凳，老师们就那么一个个站着吃。想必与桌子配套的板凳应该是有的，但若放了凳子，那就只能一桌坐八个人了，可那时老师的容量显然大大地超出了这个范围。站着吃，就能多装些人呀。通常，中晚餐的桌子上有三个很大的铝盆或铁盆（每个盆里放一把铁勺或木勺），里面盛着几乎看不见几颗油珠儿的蔬菜，一星期才会施舍似的冒出一盆白花花的回锅肉来（老师们欢欣地称之为“打牙祭”），可那个分量少得呀，应该说是人们抢肉的速度呀——我母亲才刚刚给我弄了一勺，等她再去试图跟自己舀一点时，却只见那菜盆早已来了个底朝天。
吃饭过程中一个空前盛大的景观，是随着会议的深入，那戴着“高帽子”吃饭的人，竟然越来越多了。挺有趣的是那高帽子，是专门用细薄竹篾片衬底、再糊上一张白纸而成的又尖又高的喇叭筒，上面或歪歪扭扭，或义正辞严，或怒不可遏地写着黑字：“我是黑帮某某某”。我后来才知道，这高帽子是“黑帮”的标志。一旦你被打上黑帮给戴上了，就再也不能擅自取下来了，除非是晚上睡觉。至于午睡时能不能取下来，我一直在探索这个可能性。但没有结果。我在食堂最先看见戴高帽子的熟人是黄占强叔叔。我是第一次认识他。他是下坪中学的校长，同我爸是好朋友，所以我妈最先把他介绍给我。他个子高大，背宽有点弯，爽朗洒脱，言语幽默，喜欢开点小玩笑。有的戴高帽的人一脸沮丧，可他毫没当回事，照样嘻嘻哈哈的。他那戴着高帽的样子，我觉得十分滑稽好笑，但被母亲严厉地止住了。比如，他会在我面前，一脸认真地把那“我是黑帮黄占强”的高帽正了正，挤弄一下他那略微显小的单眼皮眼睛，嘴里哼唧着“红儿你过来”，然后俯下他那费力弯下来的身子，抚摸一下我的脑袋。我很愿意让他摸我，不怕他是个黑帮份子。命运真是搞笑！没想到这个他父母取名希望儿子“占强”的人，却早早被别人“占强”地把高帽给戴上了。
但这并不妨碍我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玩儿。大儿子比我大些，个头很高，喜欢在我面前逞能，但他因摸鱼的技术实在太差而不得不对我五体投地，我们经常玩耍的主要节目就是下河摸鱼。我们在食堂后面发现了一条可以下河的小路。这条路的发现之于我们的意义，不亚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因为从此我们就不再觉得这个地方不好玩了，不像先前那样觉得时间难熬了。这路呢，像个“S”那样弯曲的羊肠小道，不仅险陡还滑得很，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光线幽暗，哪怕是大晴天，那我们两个人牵手都抱不过来的参天大树和低矮灌木丛，将太阳公公的笑容几乎全给遮挡在了天上。走下这小路大概一半时，你就可以鸟瞰到从西边向你的眼帘直扑而来的河水了——仿佛“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这是一段大约三四百米长的宽阔而水流相对平稳的河道。可是当它接近山脚下时，却猛地惊湍直下、跳珠倒溅般的汇入一个直角形的深潭，然后仍不改它那一泄千里的气势继续向南奔去。而整个县一中校园呢，就伏卧在那恍若天上的云端之中。当我们在滚滚漩涡回荡的深潭边向上仰望的时候，可以看到食堂后屋檐的黑瓦和烟囱，就稳稳地坐落在那刀削似的岩壁之上像个鹰嘴一般突兀的悬崖上。
我正是在这平稳宽敞的河水浅滩处，发现了一种新鱼儿，是我在新庄不曾见到的。在那齐我的屁股深、稍微有点急的水流之下，你得轻轻地，缓慢地，用双手抬起一块扁平的或不太厚的石头，就在它快要接近浮出水面的当口，平心静气地把它翻转过来——你的动作一定要慢，要不动任何的声色。这时，你就会看到，这光滑的石头的反面上，有几条全身就那么紧贴贴地，就像是粘在上面的傻透了顶的呆萌萌——“趴趴鱼（巴巴鱼）”。这是我临时一发脑筋给取的名儿。因为它就像现今的多宝鱼那样，胸腹平平的，连头和尾部一带都是扁平的，给人的感觉是，它的身子像发射有磁力似的紧紧粘贴在石头上。它的个头可小哪，只有约二三厘米长，尖着个小小的脑袋，一对黑亮突起的像小米粒儿那么圆的眼睛，在颈部和胸部之间有一对鳍，像带褶边的圆扇子一样（在石头上的滑动就是靠它哟），有修长柔软的尾巴。全身是麻灰底带些儿黑色斑点的细嫩皮肤，滑腻腻的。如果它是个机灵透顶的家伙，能感觉到石头的微微震动，那它就在你翻过石头来的一瞬间逃掉了；只有那些可怜巴巴的笨蛋，就被我灵巧的小手—把逮住——一只手浮住石头，一只手捉鱼。当然，最理想的抓鱼状态是两人配合。一个抬起石头，另一个随着石头的上升将竹箕插入石头之下，于是，这巴巴鱼就会乖乖地滑入竹箕之中。
我在一个时辰内往往能赤手空拳抓上十几条，可黄占强的大儿子一条也逮不住。“你的手太笨”——他在我面前逞强我就会这样说。真的，逮住这样的小玩意儿，那是要靠你有灵性的，仿佛你必须与它心息相通，它才会与你配合。上岸后，我们会把这些鱼儿肚子朝天地晒在大岩石上，在烈日的烤炙下，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津津有味地品尝这天赐的美食了。
在我只知道沉浸于大自然的恩赐、全然不顾母亲的感受的有一天，我正在校大门口溜达。在不经意间，我在通向县城的马路对面的黄土坎儿上，在好几幅横挂着的白纸黑字标语中，那上面有三个熟悉的大字——“熊先健”，像一把剑似的向我的眼睛直逼过来。我再定睛一看，原来是《强烈要求将熊先健从恩施揪回来！》我的心遽然猛跳！我看得懂这标语的意思，更何况这是发生在那吃皮蛋女人事件之后。我知道我父亲没来集训，是因为他被县里抽调到恩施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去了；既然现在要把他“揪回来”，那么我在操场柚子树下看到的那悲惨的一幕，势必就要重演了。我赶紧一路上气不接下气地往校内跑，我要尽快地告诉母亲。跑回宿舍，没有人。那她们肯定是在开会。我又往母亲开会的教室跑去。但大门紧闭，我不敢敲门。我只有等。我等啊，等！时间过得怎么这么慢啊！我甚至本能般的向操场中的那个土台望去，依稀仿佛间，天啦！那个吃皮蛋的女人幻化成了我那可怜的爸爸！可我又执意不愿相信我的眼睛，使劲地揉了又揉，直到那个幻象消失为止。若是把那永无止境回旋上升的记忆螺杆往回拉，我要说，那或许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什么叫时间的相对性。我相信时间是主观的，是康德所说的“内感官”——即人的内心借以直观自身或其内部的状态的。既然是直观人的内在心理状态，那么人生的酸甜苦辣正是靠这内感官来深切体验的。
上苍保佑！我朦胧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父亲以他对“社教”精髓的透彻把握，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那一个或几个暗暗地想恶整一顿他的小丑（也许我那善良的父亲都猜不出是谁），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