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谈谈我为什么写长篇小说《情殇1977》吧。
电子版上的记载是“始于2010-6-23”，我写完《凭灵魂生育》初稿后就着手写它。最初我拟的名字叫《性压抑时期的大学生爱情》，后觉得太过敏感就放弃了。虽然自己大学期间未曾有恋爱过的经历，但我不知怎地就有了一种无名的冲动，甚至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想要还原我们那段历史的真相！从思想根源上说，2010年之前那些年，我基于“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这样一个论断：中国人骨子里根本就不懂爱情；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或集体无意识）中根本就没有“爱情”这个东西；缺失“爱情基因”的中国人（见《心理学大师的爱情与爱情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学时期不准谈恋爱并造成不少爱情悲剧，那就不仅仅是个政治氛围时代气候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改革开放的程度不够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层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根源。它涉及爱情与天性、本能与道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我就试图以小说的方式来分析和揭示这种关系。
美国南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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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殇1977》故事梗概是：恢复高考第一届77级大学生，不仅年龄偏大，而且大多在入学前就有“对象”（或恋人或订婚）。当他们从过去的偏远山区来到了大城市，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未来发展前景等，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他们与过去的对象之关系——要么与对象结婚，要么成为“现代陈世美”，便成为他们不得不面临的两难选择。这样，一处处悲欢离合的戏剧性爱情故事，就此拉开了帷幕。
郝新运因对象黄先蛾的殉情自杀而遭“警告”处分，虽被保留学籍，可从此也就丧失了爱情的能力；韦哲生因日记中“今晚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句话，竟被判为与对象萧芳发生过性关系而被谴回原下放农场，他以自杀方式悲鸣了人世间的荒诞；李天豪因对象彩珍偷偷生下一女而被取消本已考上的研究生学籍；而洪跃进则因违背了“大学生不准谈恋爱”的校纪而毕业时被发配至贫困山区……
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为爱情付出了他们本不该付出的惨痛代价。而这背后的深层心理根源，则是“存天理、灭人欲”、“男女授受不亲”等中华集体无意识对人的本能、人的生命能量、人的创造活力，乃至爱情的自由与权利的无尽压抑。
在创作《凭灵魂生育》期间，我正式形成了“中化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按荣格的定义，“集体无意识”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是一间堆放过去的遗迹和记忆的仓库。”它包含着连远古祖先在内的、过去所有世代所累积起来的那些“种族经验”。由此我可以使用“中华集体无意识”这样一个词语，且套用荣格的形象说法，现今中国人的心理有一条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蜥蜴尾巴，这条“尾巴”就是家庭、家族、民族、华夏种族乃至“中国”的全部历史——人们引以自豪的所谓“上下五千年”嘛！在这中华集体无意识中，确乎有值得我们津津乐道的东西——要不然就无所谓那么多的“国学大师”了，但它至少有两大致命缺陷：一是所谓“整体性思维方式”。据说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克服了西方人那种片面的“分析性思维”——即将研究对象或问题分解为它的各个“部分”，并对部分进行一种逻辑式的、语义或句法式的解析，直到各个部分都清晰明白、功能分明为止。但我认为，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看起来貌似“整体”，实则把什么东西——无论是外部的事物还是内在的心理——都“搅”在一起；其中最致命的，是把科学与道德、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描述与解释等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的东西，搅拌成具有同质性（homogeneity）的“一个”东西。通俗而形象地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可以是“我”，“我”也可以是“你”——“咱们彼此彼此”。正是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冥冥中塑就了中国的那些不懂心理的“心理学家”，其中的一个重大谬误，就是把科学与道德混淆在一起，甚至用道德问题掩盖、取代甚至取消科学问题。比如，从科学角度看，婚外恋有其特有的心理机制，它与道德问题无关。一个男人——哪怕他是“腐败分子”——搞外遇，是由进化而来的先天心理机制决定的。
中华集体无意识的第二大缺陷是其中的常识心理学。在集体无意识中，有一部分东西叫“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 常识心理学是我们一生下来就具有的——只要大脑没受损害——天赋的心理知识。我们在议论我们同伴的心理活动时，经常使用一些日常心理词汇，像“愿望”、“意图”、“信念”等。简而言之，常识心理学把人当作是有信念、愿望和意图的，并此基础上推测和解释他人的行为。我不想避讳：中国人的常识心理学的确不发达。翻开《论语》（其内容早已沉淀为中华集体无意识），凭你的科学良心说，它涉及到多少心理学问题呢？仅举“仁者爱仁”，此处“爱”者，指亲情（亲子情、亲属情、家族情），而与“爱情”（love）毫不相干。这样就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没有“爱情心理学”这一专门的研究领域（请见我主编的《心理学大师的爱情与爱情心理学》“跋”——“迷失在爱情茫茫征途上的中国人”）。你若不信，不妨对中国心理学会的会员发问卷做调查，看看有多少人会认为“爱情心理学”是个值得研究的玩艺儿。我断案：不会超过5%！西方的“sex ”、“sexuality”、“sexus”，在汉语中，竟然连一个对应的词都没有，只有一个笼统的“性”字。而此“性”者，原本指的是“本性”或“天性”（对应于西方的“human nature”）——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无怪乎当今中国心理学界居然没有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性心理学家”。虽在大学心理系开了这门课，用的却是西方的教材；既没有人做严肃的性心理学研究（我有中国心理学会编《当代中国心理学》为证），也没有看见有人写一部像样的正规专著或教材。在中华集体无意识中，“性”被禁忌为“房事”，只能关在房间里干那档子勾当（古人精到于“房中术”；今日市面上堂皇曰“夫妻保健”）；而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学者倒是关心“婚姻”，但不是作为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作为道德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甚至政治问题。君不见：稳定压倒一切；婚姻不稳定，社会就会大乱；离婚会对孩子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既然是这样，那“婚姻心理学”，就自然而然地在国内心理学工作者的视野之外了。这便是作为中华集体无意识一部分的常识心理学在冥冥中起作用的结果！
若明确了以上中华集体无意识概念，关注我的人就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精力创作“爱情三部曲”，并把焦点放在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上（我断言，官方作家根本不敢触及）：婚外恋、师生恋、情妇恋（“小三恋”），并以独特的艺术方式表明：它们是科学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就《情殇1977》而言，写性压抑、性政治迫害这样的小说，我自身可挖掘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幸好我有两个方面的历史记忆：一是我记得我大学期间不准谈恋爱是一个历史事实。我还听说有的男同学因女方告发而被开除学籍的事（仅仅是“听说”而已。我不能确定是我们那一届的，还是从中文系传来的）；二是我知道——也是“听说”的呢——一号教学楼后面吊死过一个殉情的女人。我们班上有人见过死尸的场面，但我没见过。正是基于这两个还算鲜活的历史印象，再借助于我想象力的翅翼之飞翔，很快就写成了小说（而小说的开场就是从洪跃进在教学楼后面发现黄先娥的上吊尸体切入的）。如今回头再看这部小说，除了其中有些地方的对话显得冗长——主要是龚维忠审问郝新运和洪跃进——之外，其他的我都比较满意。它在我心中的分量仅次于《凭灵魂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