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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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具有特别意义。因为那一年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且也推动了国家和时代向前发展。熊教授的这部小说，植根于文革刚刚结束后的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凝练又饱满的文笔，极其生动而又深刻地刻画了郝新运、李天豪、洪跃进和韦哲生四个主人公各自的悲苦，他们的情爱、欲望、理想，在当时无处不在压抑人性的政治氛围里煎熬。小说的字里行间中流露出作者本人对于哲学、心理学和文学的驾轻就熟，这使得本部小说的深刻性、艺术性和可读性大大增强。可以说，正是基于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经历和对中国人人性的思考，才使得本小说向我们生动地展示出了中国式的爱恨情仇。
一、中国式性忌讳心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未能有妥善处理好男女之间关系的办法，特别是自宋明理学之后，中国人所被教授的“存天理、灭人欲”、“男女授受不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万恶淫为首”等言论，几乎都对男女关系讳莫如深。有人说这是一种“性压抑”，实际上，与其说是“性压抑”，不如说是“性忌讳”。因为中国人只是在公开场合不会公然探讨性，而私底下，作为一种本能的“性”，冲破世俗的樊篱，肆意绽放在各个角落。
在小说中，此种中国式的性忌讳心理几乎随处可见。以洪跃进为例，作为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初始其个人对于自己“强迫症式的手淫”的自责，后出于反抗心理和常娟的云雨之欢，以及在女生宿舍被发现后龚维忠对于洪跃进的责难：
“你这堂堂的七七级大学生，竟然做出如此不要脸的丑事。”“光天化日之下，胆敢和一个女人赤裸裸地摽在床上。你……你还是个人吗？啊？”
还有直到快毕业，才发现班上的班干部们早已谈恋爱的事实等等，无不体现了这种性忌讳：一直都存在，只是不能公开讲。
同时，本小说对中国人的处女情结进行了无情的讽刺。黄先蛾上吊自杀，因为她的处女之身；郝新运免于被遣送回家，而获得一个“警告”处分——实际上，二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过，只是未从“前面进去”。与之相对比的是，另一女子上吊因非处女身份，而78级那小子被开除——而不管是否是他做过的。还有极具代表性的就是韦哲生的遭遇，仅仅是因为日记中的一句“今晚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句话，竟被判为与对象萧芳发生过性关系而被谴回原下放农场，并以自杀方式悲鸣了人世间的荒诞。
二、中国式爱情心理
谈及中国式的爱情，有人用“直正如木、纯净如水、热情似火、坚贞如石、优雅如诗以及充满自然性灵”来形容这种感情。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人的爱情观有着自己的特色，本小说中有许多情节能够体现这一特色。
坚贞、从一而终。小说中自杀的女人有两个——黄先蛾和78级某男生的前女友——她们的死，实际是她们从一而终的宣言：“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黄先蛾遗书）黄先蛾虽死，但她的遗书中依然表达的是对郝新运的爱，无关乎任何一点点的恨和仇。常娟毕业后追随洪跃进至偏远山区也能体现这一点。
内敛、不易外露。中国人性格里有含蓄的特质，本小说中洪跃进对于常娟的爱意早就在两人的排练中升腾，可骨子里的内敛使得他没有向常娟表白，还是常娟主动写了封信给他表明情愫。另外，关于韦哲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学籍，也能体现这一点，因为在龚维忠们的眼中“今晚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两人已经发生性关系的隐喻。韦哲生自己离开学校，流浪，自杀，他的内心中应该是有恨的。这种恨，明指向告发他的女友，处分他的书记，实则指向当时那个可笑的时代。
以发生直接性关系为手段，以婚嫁、生育为目的。黄先蛾希望给郝新运生很多很多孩子，彩珍偷偷地“用计”生下了李天豪的女儿，在那时很多女人心目中，似乎只有发生直接的性关系才是真正把自己奉献给他，只要拥有一个孩子就有了拴住男人的资本。
性、爱分离。传统中国人相信性、爱可以分离，而且爱情最后会升华成亲情。不仅在龚维忠和洪跃进的对话中龚坚持这一观点，在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他也是这样履行的，按照他的话儿讲，他对老婆和母亲是同样看待的，40岁就没有了性爱，但也还是没有抛弃糟糠之妻。
三、中国式矛盾心理
所谓中国式的矛盾心理指的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矛盾的观念可以在中国人的大脑中进行完美融合。在西方人眼中，若大脑中长期存在两个完全相斥的概念，会导致个体精神分裂。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样完全相左的观念能够同时存在、和谐相处。很多俗语能体现这种中国式的矛盾：如，一边说“士可杀不可辱”，一边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一边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一边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等等。中国人的这种矛盾心理源自于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推崇“辩证思维”，精通辩证思维的中国人，懂得怎样在矛盾的局面中寻找平衡点，这是一种生存的策略，更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妥协。
在本小说中，对于龚维忠这个人物的描写把这种中国式的矛盾进行了淋漓尽致地体现。一则体现在龚维忠在“反对现代陈世美誓师大会”的讲话上：
“……学校曾三令五申，大学生不准谈恋爱！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无论是你原来有对象，还是现在谈对象，都是不允许的。绝对不允许！”
“至于那些想成为现代陈世美的人，那些想抛弃原来的对象而另寻新欢的人，他们的错误的性质，就更加严重！”
二则体现在龚维忠和洪跃进的辩论中：
“可我还是不明白。您说的似乎有矛盾。一方面说，要消除人的性欲；另方面又说，人们可以性交。这……不是矛盾的吗？”
“不，一丁点儿矛盾也没有！性交，是人的本能，即使你想消灭它，也实现不了；但性的欲望，是必须要消除的，也是完全可以消除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嘲笑某某人‘好色’，‘骚货’、‘下流痞子’，等等，就是通过道德舆论的力量，来消除性欲。”
小说中，作为系书记的龚维忠在进行这番动员报告的时候是不曾考虑其内容的矛盾性的，在对性欲和性交关系的阐述上也是信手拈来，丝毫不觉有任何不通逻辑之处，只因这种矛盾式的思维本身就已深入骨髓。
另外，基于那个年代的政治要求，小说中的班干部们一边监视自己班同学，不准他们谈恋爱，一边在私底下经营自己的爱情；小说中陷入爱情的主人公，一边胆战心惊体会性爱的美好，一边在遭受道德的谴责和政治上的迫害，个中的矛盾与悖论，既可笑，又可悲。
总之，基于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情和性描写的《情殇1977》，已经试图向读者阐释：情和性不仅仅是一种生物行为，更是一种心理现象、社会事件、文化产物和历史遗迹。
[作者简介：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界最年轻的领军人物，以擅长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中国文化心理学而著称。其代表作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中国文化心理学》（第三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