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鸿一瞥的是爱本身——熊哲宏文学自传》[全稿/即将出版]；7）
十
童年期也许是因为没有吃的，于是就在幻想——也包括梦想——中拥有某种吃的，然后再把这种幻想转化成记忆——“幻想性记忆”。这是极有可能的。也是一个有趣的儿童心理学问题或儿童记忆问题。老屋场菜园的前面，是一块很大的水田（它的前端的田埂上是一条较宽的路，通行的人很多，赶场的人们就从那里来来去去）。我看见爷爷在那里用黄牛犁田，并在插秧前在田埂的里边“拦堰山”。他用一个类似运动员入场时举的那种牌子（木牌），人站在水田里面的边上，在水田里端起一坨坨淤泥，把它们堆成像水田的“围墙”那样的泥道道——“堰山”，其目的是起到不让水外流的作用。这堰山垒起的质量对于保留住水至关重要，因为这虽称作“水田”，可它并没有活水的来源，只有靠天蓄水。在这样的缺水条件下居然还能种水稻，在现今似乎是无法想象的。
从老屋出门，多半是向右走西南侧的那条弯曲像ζ形的田埂上，它比西头的那块下凹的水田高很多。我刚去时婆婆最怕我掉下这块凹洼式水田里。这水田的周边构造也堪称大自然的奇迹。它那近乎圆形的四周都是岩石，惟独底面是平的！人们把它改造成水田显然是明智的，因为它能很好地蓄水。我的童年记忆向我眼前显示：这水田里竟然有鱼！当然平时没有，而是发大水的时候才有！因为当那红黄浑浊的大水溢出了堰山的时候，我看见一条条肚子银白、背脊青黄的苗条的小鱼儿，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滑到水田西边中间的那个天坑里去了。那个天坑就靠近“汉汉儿”家的前东侧，它的坑口被棕榈树、葛滕和茅草竿儿严严实实地遮住，因为深不可测，我从来也不敢仔细看个究竟。但我敢断定确实有鱼儿流进去了。我对它们的前途并不担忧，因为我相信它们从此进入地下的“阴河”里去了，会生活得好好的！
可如今，当我把这个记忆告诉姑妈时，却被她断然否定。根本没有这回事！也不过是一滩死水，根本就没有什么溪沟或人造渠引来水，哪来的鱼？她说你是不是把小蝌蚪看成鱼儿哪？我说不。我一口咬定那是鱼。可能我的记忆出了错。也可能那是一种我前面说的“想象性记忆”——因为我在白菓坪时期见过、吃过太多的鱼了；而后来不仅没有鱼吃，连饭都吃不饱，于是就把那些小蝌蚪想象成鱼儿而留在记忆中了。看来，这桩童年记忆的悬案，只有留给未来的心理学家了。
官地坪时期我的游戏主要是打飞棒、滚铁环和打得罗。打飞棒需要较宽的场地，人少时就在老屋门前打，人多时就会跑到大队部的操场上去，冬季呢，还可以在种萝卜的旱地或长着肥田草的水田地里打。“肥田草”是冬天水田地里的一大美景。那宛如地毯似的姹紫嫣红纤巧细柔的嫩草，紫红色或白色的小花儿交相辉映地点缀在嫩绿枝条上，绿肥红瘦般的迎接春天的到来。来年农民把泥土翻过来让它掩藏发酵，就成为秧苗抽穗结实的天然肥料了。
所谓“飞棒”，不过就是两根木棍子而已。但要把它们制作成光滑圆润的东西。一根粗些长些，用来作为“母棒”，起击打作用，类似垒球运动中的那根击球的棒；另一根呢，又细又小（要准备好几根呢），用来作为“飞棒”，让母棒击打。谁将这根细小的飞棒击打得越远，他就越发的“牛”，就是赢家。发棒（就像发球一样）有两种技巧：你可以右手拿粗棒，同时拇指和食指将细棒呈20—30度的角倾斜地执着，在挥动手臂的同时将细棒往空中一扔，再把准时机狠狠地将它一击，这飞棒就“呜——呜——”地飞出老远。还有一种技法要求更高：你将细小棒枕在一块石头上，或枕在一个小木块上，用母棒将它向上翘起的那一头，轻轻地一敲，待它向上飞起的时候再猛地一击；也可临时在地上挖一个小圆坑，将细小棒的一端悬放在圆坑上，再将它一敲。在你的对面，有人专门记录你飞棒击出的远近。玩飞棒有一定的风险性。被急速飞行中的飞棒击中眼睛或头部，是难以避免的事。
滚铁环就安全得多。是一个人的游戏，当然也可以几个孩子同时一起滚。铁环是我自己做的。将粗点的铁丝绕成一个圈就构成“环”；再在竹竿的前端插一根钩状的东西，其形状像将“乙”旋转180度后的样子。它主要是对滚动中的铁环起平衡作用。你的平衡技能越高，你就滚得越好，滚的时间也就越长。否则铁环就会脱离钩子，不听话地跑到一边去了。
“得罗”（即陀螺）也是自己做的。随着你长大些，这得罗会做得越来越大。你只要选一根粗细适宜的硬实木棍（通常是“烈树”最好），用砍刀把它削成典型的圆锥体就成了。当然这得罗旋转得是否起劲儿，你的制作技术还是蛮考究的。那锥体的肚子大些或是圆些，或是尖些，效果都会不一样。而“打得罗”呢，就是用皮鞭抽打这个东西。鞭子可以用棕榈叶子做，也可以用棕绳编织成像小辫子那样的。打得罗比赛是一大盛事。可以是你的得罗和我的得罗，在疯狂的旋转中彼此相撞。那体型最大、旋转最猛并发出嗡嗡叫的得罗，通常就是赢家。还可以是你我他的三个得罗相拼的，多个得罗彼此较量的。砍得罗时手容易受伤。若弄得出了血，我就在伤口子上面撒点儿干泥灰。止血效果还挺好的，居然也不会感染！
跟小幺打柴，确切说偷柴，算是我游戏的另一部分。天一大早，小幺会站在西头的田埂上，像吹喇叭似的叫唤：“汉汉儿，歹柴去哟！”（“歹”[dai]，湘鄂西一带通用俚语，比如“歹饭”、“歹菜”、“歹鱼”、“歹那个狗东西”。为动词，相当于“做”、“干”的意思；具有英语中“to do”的意义。）又对西南侧那头的一家喊道：“老贝儿，歹柴去哟！”（“老贝儿”，系上辈对家中最小一个孩子的爱称；也叫“幺贝儿”）然后大家就在老屋前的那条路上会聚，并向东南方向的目的地奔去。当然要经过老屋盔，再奔往去姑妈家大茂的那个大方向。越往东，山会渐次增高，也才有柴可打。打柴带有偷盗意味。因为山都是“公家”的，有人专门看守。净是些像圆面包那样的小山，你若是砍很硬的柴，那就会发出很大的响声，这时就会有人上来巡察。小幺他们下手的时候，我就望风。我的那个紧张呀！我怕被人逮住，因为我跑得没他们快。我们经常会把已砍到手的柴丢掉，像小偷似的仓惶逃离。我的小腿也时常被茅草荆棘划得流血。花了大半天时间，可一根柴也没偷着，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十一
萨特相信人生只有童年，他后来人生的所有音键都在童年时期已经按下——还往往按得过重。作为搞心理学的人（我1997年正式介入心理学，因为那年我在苏州大学参加了全国心理学大会），我当然相信童年之于人格、性格的重要性。弗洛伊德说3—5岁是“伊底帕斯情结时期”（可理解为恋母恨父时期）。而我恰恰这一时期父母不在我身边，他们只是春节期间才回来。那么短的相处时间，我对他们就只有爱，没有恨的，哪怕是对父亲，也没有恨。这就意味着，我不存在弗洛伊德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发展不善的问题。我说不上特别恋母。因为母亲我在头三年已经恋过了，甚至是恋够了的。而且这种“恋”，是纯粹的亲子依恋，并不像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样，是以“恨父”、甚至“弑父”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没有“恋母情结”。
没有恋母情结的男人，他的人生发展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很快地并很好地把对母亲的爱，转化为对别的女人的爱。这就导致了我的天性（Nature）和人格(Personality)中，是具备爱女人的天赋能力的。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尝试着去爱；哪怕爱情必然伴随着痛苦，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我坚信爱情是人生的真正意义。这也就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自传叫做《我惊鸿一瞥的是爱本身》了。在专业上我研究爱情心理学，并创立了“爱情的模块理论”。其要旨是：从“功能分解”的方法出发，将性、爱情和婚姻分解为三个功能独立的模块（或单元）。这就是说，性、爱情和婚姻，三者彼此的功能是不同的，或三者分别具有独立的功能：性（Sex）的功能是为快感而快感；爱情(Love)的功能是为幸福而幸福；婚姻（Marriage）的功能是为繁衍而繁衍。如果人们无视这三者的功能区分，或将三者的功能加以混淆或替代，那么两性的情感关系将会出现问题或危机。我在系列论文《柏拉图的〈会饮〉与“柏拉图式的爱情”》（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月2日；1月23日）；《菲奇诺〈柏拉图“会饮”的评论〉与“柏拉图式的爱情”之由来》（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9日）；《论性、爱情与婚姻的功能独立性——关于柏拉图〈会饮〉的模块心理学解读》（载《心理研究》2008年第1期）；《“爱欲的奥秘”：柏拉图〈会饮〉的背景故事》，（《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2日）。以及两本著作：《我爱故我在——西方文学大师的爱情与爱情心理学》、《围城内外——西方经典爱情小说的进化心理学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我可以郑重地宣布：爱情的模块理论的创立已基本实现！
我相信这个理论对于解决“缺失‘爱情基因’的中国人”的问题有帮助。而我迄今为止的小说，全部都是爱情小说（我希望我的爱情小说可以写到70岁；我总是在幻想我的睾丸激素流失得慢些，再慢些）。也许我——自觉或不自觉——是在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我的爱情模块理论。我特别相信爱情能力与创造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我在中篇小说《寒山寺里爱情的祭奠》中所写的那样：
“你也许会问，爱的能力为何如此重要？简单的回答是：因为有爱的能力，人生才会有创造性。爱情最大的神秘之处，就在于它能从人的天性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创造性潜能。这是我们之所以需要爱情的惟一合理的解释，最大程度、最高水平的解释。我爱，故我创造！我创造，故我需要爱！”（载《空空舞台上的爱情彩排》，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10月，第54页。）
我的中短篇小说集《空空舞台上的爱情彩排》，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10月
这样一来，我也就没有“恨父”的情结。纵然我少年时期的父亲形象是威严的，我有点怕他，至少比母亲要怕。但我成人后并不无意识地贬低他。而没有恨父情结的男人，他的人生发展也有一个优势，就是能较好地接纳那些富于创造性的男人。我不像萨特那样特别看不起别的男人。我相信男人有男人的用途。男人嘛，不过就是雄性！就是阴茎勃起！阴茎勃起是男人的常态。我原以为我一睡着阴茎就勃起、特别是做梦时勃起更甚，是什么大不了的自豪事儿（特别是现今！）。最近我发现，连两岁半幼童睡着时阴茎都是“勃起”的，朝天冲着，像个小小的肉锥子。雄性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有睾丸激素作支撑，胆子更大。正如我在姑妈家观察到的，一大群母鸡，如果其中有只公鸡的话，它就能带领鸡群远离自家的周围，到更远些的山地里去觅食，这样就能吃到更好的野菜野草、更多的昆虫；而没有公鸡的母鸡群呢，则没有这个富份（因为离自家越远，就越有可能遭遇黄鼠狼或其它食肉动物）。这就是雄性的力量！你作为雄性，干吗要贬低、甚至嫉妒别的男人呢。
如果西方心理学家所说“本能来自父亲、智慧来自母亲”是有道理的话，我这里要特别感恩我的父母，他们在最佳、最适宜的年龄段生下了我。我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3岁。按进化心理学家的说法，那时的母亲正处于“繁殖价值”（越年轻就越能生更多的孩子）最大、“生育力”（生孩子的质量）最强的年纪，这就注定了我这个“老大”是我们兄弟仨中遗传基质最好的一个（希望我这个武断的说法没引起我两个弟弟的不悦）。我一生最引以自豪的，是我的那颗大得有点出奇、形状有点怪异的脑袋瓜子。说它出奇地大，是因为一个上方硕圆下方略尖的超大头颅，就那么生生地硬搁在一个又矬又粗的短脖子上，使人看起来显得与整个身子极不协调；而它的怪异呢，是因为那向上开顶、饱满圆润的天庭盖儿，锃光闪亮得像铜球一般，而后脑勺——特别是左边——一带却又畸形怪状般的凹凸不平，令我想起加尔的颅相学关于颅骨的“隆起”（意味着“聪明”）与“凹陷”（意味着“愚笨”）之区分。我这样的头颅形状和过早的秃脑门儿（31岁开始缓缓地谢顶），让我有禀赋和资格以“苏格拉底”自居——至少从我40岁开始便有意识地这样“自居”着。记得1999年我开始读心理学博士期间，徐州师范大学的一位同学正是依据我的脑袋（加之我又是哲学教授），便一忽儿戏称我为“苏格拉底”，一忽儿又雅叫我“柏拉图”。我开始谢顶那会儿，还颇有点焦虑呢。也用当时特时髦的“章光101”涂抹过，但不久就放弃了，因为完全不管用。好在我从《柏拉图的〈会饮〉》一书里面的“苏格拉底像”中，得到了某种理性的安慰。自此，“天生我秃必有用”或“我秃故我在”的观念便深深扎下根来。我对我的秃顶不仅不自卑，反而找到了我之所以能成为哲学家的某种先天根据。
又矬又粗的短脖子上硬撑着一颗超大的头颅（我的大学时期照）
后来我研究进化心理学，方才为我的某种“盲目的”自信找到了最后的生物学根据：秃顶的男人睾丸激素的分泌最旺盛——而越旺盛的男人，他的身体就越健康（这不！我现在还没有“三高”）；睾丸激素分泌越多，男人就越是具有“阳刚之气”——对称性好的面孔和体形；秃顶男人的前额叶皮质发达，因而他们富于智慧和理性、更具有创造力。于是，我对我那既开阔圆润又饱满亮泽的天庭盖儿和额头就更觉自豪了。我相信，那正是我智慧和创造力的来源——“前额叶皮质”的所在之处。根据“脑功能定位”的理论，前额叶皮质的功能，是大脑内部专门负责观察、监督、指导并特别关注行为的部位。具体来说，前额叶皮质负责：（1）集中注意力；（2）判断力；（3）控制冲动；（4）自我监督；（5）从经验中学习；（6）感受并表达情感的能力；（7）预先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正是由于我那独特的颅骨造型，使得我的天庭盖儿和额头下覆盖有惊人的、无以计数的前额叶皮质，从而富有一般男人所难以具有的创造力。
此外，进化心理学还让我相信：秃顶男人能量充足、精力旺盛、斗志昂扬、坚忍不拔（这仍然是由他们睾丸激素分泌旺盛所决定的）。这样的性格特质有助于我尽早成才。我1996年（38岁）破格晋升为哲学教授（而按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家像猫头鹰一样是傍晚时分才起飞的”呢），显然有其天赋的遗传基质。我现在也弄清了“聪明脑袋”为何“不长毛”的问题。由于他们的内分泌系统过于发达、特别是睾丸激素的分泌特别旺盛，致使他头皮的毛囊里积聚了太多的油脂（皮脂）；这些过多的油脂会堵塞体内的营养成分从毛囊内的输入，从而导致头发营养不良。时间长了，头发就会干枯、发黄，坏死，直至最终脱落。
至于民间流传的秃顶男人“肾虚”之说，恰恰与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的科学观念相悖。在我看来，纯属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