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现在就要再次回到那我度过了三载多童年的老屋场了。
堂屋是泥土地面，但因人的脚在上面长期打磨而色泽光亮，特别是有点凸起的小土疙瘩上，呈铁墨灰色，我有时因它而绊倒。堂屋的后半段或三分之一处用作厨房，那是婆婆黄菊桂（我们那里叫奶奶为“婆婆”）在那里不停地显身劳作的地方。土坯的黄褐色灶台上，有三个竖着的长方形火孔；假想你是坐在火孔前，那就中间和右边是同样的大火孔，中间的大锅做饭，右边大锅煮猪食。左边则是个小火孔，那上面是口小锅。当婆婆要给我做吃的时候，她就用小锅。这个小火孔是我能够操纵的地方，我可以在灶内烤嫩玉米，烤红薯和土豆。
灶台前面是个很大的长方形火坑。我对它记忆尤深，仿佛就是我对爷爷的回忆中那惟一且无形的载体。这也就意味着，我对爷爷的记忆不多。也许除了我对他长年累月早出晚归的身影留有模糊的印象外，最鲜明、最能体现爷爷的特质和形象的，就是过年时火坑里的那一炉锅羊肉了。先得说一下什么是“炉锅”。它是专门在火坑上烧水用的生铁锅，形状像一个倒置的、去掉了尖头的圆锥体——上一截是深圆肚子、锅底是有棱边的半圆体。通常把它挂在火坑正中的一根滑筒上。因为冬天总在烧柴禾取暖，为了节省能源，就把炉锅挂在上面烧水，这就保证了整天都有热水用。那个滑筒也值得一写。它是当地农民智慧的小发明。把一根长粗竹筒的内结疤打通，内置一根带钩子——可以挂炉锅呀——的木棍。为了能使这根带钩木棍根据火势而上下移动，就在竹筒上再用棕绳系一个对木棍起固定作用的木栓片（上面有个洞眼）。这样一来，这个挂着炉锅的滑筒装置，就可以随人的意愿而上下滑动了。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那个炉锅外层厚厚的黑乎乎的烧灰——我叫它“黑沫儿”——以《马赛进行曲》的节奏欢快地回到了我的记忆中：一个冬天烧下来的功夫，那黑沫儿的烧灰积累得我的小手指稍稍一碰，就会满天价地飞舞。我有时会把自己的脸弄成个“黑包公”，这无疑会换来婆婆一屁股好打，因为冬天的水更宝贵，谁能让你如此糟蹋呢！
炉锅本是来烧水用的，可一到春节它似乎就专属于爷爷了，因为那里面装的是羊肉。过年只有爷爷一个人吃羊肉，别人都不吃，所以婆婆要把它分开来做，并分开来装，以免它的羶味污染到其它菜类。此刻我似乎很难相信，那个时候的羊肉为什么有如此大的羶味？以致我会把它与爷爷的记忆联在一起？看来爷爷对过年的要求并不高，一炉锅羊肉就足以告慰他一年的辛劳了。不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肯定是今天城里人吃的羊肉不对劲儿——用含激素的饲料养的羊，它怎能“羶”得起来呢？我的这个说法，从姑爹赵德厚春节期间从他家大茂村寄到我上海的羊肉那里得到了应证：大山里的羊肉依然羶味重重——本真的羊肉，就是这个味！
堂屋的大门，在我眼里高大巍峨，需仰视才见，而且我对它的记忆总是与大年三十的团圆饭联结在一起的。因为当全家人一起吃年饭时，这道大门会被紧紧地关闭。这一关不打紧，它凸显了年饭的神秘感！每年的每次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先在外面放鞭子。我的童年记忆向我显示，“鞭子”一词比鞭炮更合适。因为那时的制作，是一个个小小的土黄色草纸小鞭串在一起，要每隔一段距离，方才出现一个稍大一点儿的炮仗。故而鞭子的叫声是“噼噼——啪啪——嘭——”，而不像现今的鞭炮——比如湖南浏阳的“雷中王”——大炮似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父亲或是二叔先国，会把鞭子挂在操场前菜园的竹竿儿篱笆上，若逢下雪，那黄色鞭子在篱笆的积雪上宛如一条长长的金带，然后就开始展示它那驱鬼消灾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魔力。
接着是大门紧闭。开始“叫饭”（祭祖的一种简短仪式）。在那两个并在一起的大饭桌上，不少于十二、三四种菜，原则上每种菜都有两碗（当然也有一碗的，像猪脑袋上的菜，如猪舌头、猪耳朵、猪嘴巴），对称地摆在桌上。叫饭仪式由爷爷或父亲主持。在空碗里倒上酒，依次摆在桌子的四周，在碗上放着一双筷子。你有多少要“叫”的祖人，就准备多少副碗筷。随着一阵“老爷爷、老婆婆、老姑婆、老姨婆、爷爷、婆婆……您们都来吃饭哪！”的呼唤声，远祖的亡灵们便一一“到场”，共享大家族相聚的欢乐。随后，主持人将每碗里的酒一一泼撒到地上，就表示这酒已经被他们“喝”了。仪式就算结束了。
尽管那牛栏上、猪圈上、鸡笼里等都写上了桃符性的字样：“童言无忌”、“百无禁忌”、“来年大发”等，可年饭的桌子上，实际的禁忌可多了，特别是针对孩子们的。首先是不准我们说话，要静静地吃。其次是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比如不准说，“没有了”、“吃完了”、“我还没吃饱”、“还有没有？”如果说了这些话，那就意味着来年的饭不够吃。还有不能说的，像“坏嗒！”“搞坏嗒！”“完啦！”如果说了这样的话，那很有可能来年遭灾或不顺利。好像每每吃年饭前，大人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诫我们。
七
堂屋以西是二叔家（谁结婚，谁就从大家中分出去）。有两套四间房。他大儿子比我小两岁。据姑妈说，我时常站在他家门口看他们吃饭，那口水直流的可怜兮兮的样子，婆婆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强行把我弄走。大概那时他家要富裕些，吃的东西没婆婆家那么短缺。堂屋东边是爷爷婆婆住的，也是对称的两套四间房。靠近堂屋的那套有木地板，我就睡在里面的那间。和小幺先进躺一张床上。他只比我大三岁。拐角的吊脚楼那一端，是三叔先杰家。他家门朝西，也是两套四间。越过第一间，就可以走上吊脚楼的横梯，它一直通往南端的尽头。楼下是牛栏，一头或两头黄牛，还有白色或黑白相间的羊儿，就在那里歇息、吃草。
我常常在这横梯上玩，特别是黄昏的时候；与其说是玩，不如说是在那里遐想——五六岁的我应该是有能力这样的吧？因为夏日的傍晚，有一条黄狗或黑狗——我亲切地叫它“黄贝儿”或“黑贝儿”——趴在你旁边，当你的眼睛与它一对视，它就冲你直晃脑袋，那眼睛里充满了怜悯的神情，同时那条毛绒绒的黄尾巴就在楼板上啪啪地拍打个不停，搅得灰尘直向你鼻子飞来。这是它对你表示友好的最佳表现。于是我就会用手去抚摸它可爱的脑袋，那额头上的毛发，因我经常一遍又一遍向上抚摩而变得腴贴、整洁而光亮。我就是用这种方式与它交流的。我看一眼它，又会看一眼正挂在西面那户人家的树梢上的夕阳，那金黄色的余晖在树梢树叶的婆娑间更显得扑朔迷离——那里正是大人们所说的神仙或“無昌”住的地方？
大人们说“無昌”，多半是在夜晚乘凉的时候。我坐在婆婆旁边，或小幺占有婆婆之后我就在姑姑身边，越听越好奇，也越听越紧张。说的是有那么一种人，他看起来似乎并不神秘，因为他就在我们身边，像普通农民一样，天天在地里干着农活。可是有一天，当他和一群人在地里薅草或锄地的时候，他忽视犯困了，困得不行想瞌睡。只见他丢下手中的农具，走到地头的一角酣睡过去了。他呼呼地大睡，鼾声如雷；过了一会儿，便全身抖擞、痉挛，大汗淋漓。在稍稍平静后他醒来。然后他向在场的人们高声宣布：黄家台大队的张三死了。刚死不久，是被一头黄牛的角给顶死的。快去看看吧！等会儿死人的消息就会传过来的。果不其然！那边死人的消息真的传过来了。那个叫某某的人真的死了，而且死的方式，跟刚才宣布消息的那个人说的一模一样！
这个睡觉且宣布死人消息的人，就是無昌。他的本事就是“拿人”。或者说，会拿人的人就是無昌。既然他能把活人“拿”死，那他就是像魔鬼或阎王爷一样的东西。这把我吓得呀！魂不守舍的我直往婆婆怀里钻。可以想见，五六岁的我，对这个神通广大的無昌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我害怕见到这样的人。事实上，有很长那么一段时间，当我看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就是無昌？也许我童年时很有点害怕陌生人，这样那时的我可能有点孤僻。
我在官地坪时期，無昌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总会要死人的嘛，人们就把他说成是“無昌拿的”。渐渐地，我听得多了，似乎也就懂得了更多。原来，無昌拿人并不是随意拿的，他是根据地狱中閰王爷的指令来执行的。閰王爷向他发一个纸牌，上面有即将执行的死人的名字；他拿到指令后再对这个人下手。他“下手”，也不是随便就把你搞死，或强行就让你毙命。而是当你本来就身处险境，比如你正在很难爬的树上摘板栗或梨子；你一不小心掉挂在了天坑的口子上；你正骑在一头很犟的牛身上，如果閰王爷选中了你，那無昌就让你在劫难逃了。或者你已病入膏肓，或咽咽一息，但你何时断气，则取决于無昌何时到达。他早到你早死，他晚到你晚死。还有一种延续你死亡时间的特例，就看你病榻周围在场的人中，是否有“火焰高”的人。这种人通常像李逵那样五大三粗、浓眉黑眼，杀气腾腾。只要有他在场，無昌就进不来房间；或者他可以进入房间，但只能待在屋梁上，等待时机。只要火焰高的那个人一离开这个房间，那你死的时刻就到了。所有垂死病人的最终咽气，都是这么个原因或道理呀。
当然，無昌也有不幸的时候。如果他要是搞错了指令，把人拿错了，他可就大难临头了——他在睡觉的时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是因为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魂魄在哪里啦。据说真有众所共知的某某無昌拿人时没醒来的。哈哈！
夏夜乘凉的时节，或寒冬在火坑周围烤火的时候，可真是人间趣闻的乐园。这不，“阴阳先生”带着他的火眼金睛款款而来了，“道士”也举着他的降魔旗向我走过来了。前者是专门给活人、死人“看”风水的。活人建房请他选屋场（确保人丁兴旺），死人下葬请他选坟地（保佑后人平安）；后者的功能呢，颇像西方实施临终圣事（如敷圣油）的神甫，要为死者布置道场念咒安魂吹吹打打三天三夜。有的死者多达七天七夜，这要依道士“看”的出殡——把棺材送上山——最佳时间而定；即使夏天最热时段，尸体放在那里也不会腐乱，因为这道士有抑制尸首发臭的特异功能。如果有人死在了外地，功夫最高的道士还能让死者自己站起来“走”回老家——所谓“赶尸”的传说就是这么来的。至于像“烧胎”那样的雕虫小技般的巫术，则是一般道士都能做的。你的小孩最近不是病病怏怏寝食难安吗？那多半是“走胎了”，也就是他的魂魄“走”到别的孩子的娘胎里去了。而通过烧胎，就可以把他的魂魄再招回来，那他的病就好了。通常的做法（对此我婆婆深信不疑）是，道士做一个泥人状的东西，在上面画一些神秘的桃符，用草纸包起来，再在火堆里烧几日。然后再给孩子的母亲带回自己的家，放在她睡觉的枕头下压上数日，整个烧胎过程就算完成了。我家族中至今还盛传着连我父母都称道的“大力舅”的故事。我猜想他应该是具有这种神奇能力的一个人。
那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幻想盈盈的年轻人。摄于武汉市郊木兰山。1980年代上半叶
我童年得知的这些民间传说，与其说增长了见识，倒不如说培植和激发了我的幻想能力。我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即使今天，我的幻想能力也没有减弱，似乎还更加地成熟；所谓成熟，无非是指我今天也许更善于运用我的幻想力罢了。我幻想我能更有作为，更有创造性，也幻想我的创造性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我试着挑战那些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如果说现在对我自己有什么担忧的话，我真的担心自己的创造力会下降。所以我时刻警惕着！一切有利于开发创造性的生活方式我都想尝试。事实上，正是基于我冥冥中对自己幻想能力的自信，我才写起了小说，尤其是爱情小说。小说家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幻想力。我总在幻想能写出超越自己以前水准的小说（我目前还未能写出超越《凭灵魂生育》的小说），并幻想通过小说吸引甚至诱惑女人（任何一个真正的小说艺术家都会这样。要不就是水货）。这意味着我相信进化心理学的“炫耀假设”。幻想有年轻女人——最大不超过40岁——来爱我；我也许有一个神经科学家所说的“使坏的大脑”！现在还有丰富发达的性幻想，并把它们巧妙地送给了我的那些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