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偶然性会致使人生的主导轨迹或多或少地偏离。大约我三岁的时候，也许是两个因素致使父母决定把我送到官地坪奶奶家。一是弟弟哲喜快要降生了；二是我父亲横遭一场陷害。而后者可能是更主要的。
时任校长的父亲亲手提拔了一个姓黄的家伙——姑妈告诉过我他的名字，但我这里不屑于写出来——当“主任”，实际上成了二把手。没料到这小子恩将仇报。在一次全校教师会上，父亲公开批评他睡懒觉误事。他竟然怀恨在心，就到处散布流言说我父亲“偷肉”。小学厨房里的几块腊肉不见了，而怀疑父亲偷肉的惟一“根据”是家里人口多。当时姑妈和小幺跟着父母住，有时我爷爷也从官地坪过来看看。那家伙咬定这就是“证据”了。此事被闹得满城风雨的，上级还派人来调查，因为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腊肉在人们眼里是多么宝贵的财富。我父亲面对突如其来的陷害和灾难极受打击，他的自尊心、羞耻心和校长权威受到极大的伤害。后来真相大白。肉是姓黄的伙同一个厨师偷的。姓黄的因莫须有诬陷他人受到了组织上应得的惩罚，被发配到高山上的一所小学去了。后因支气管哮喘而四十几岁就死了。
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也许在他看来，这事根本就不值一提。只是我今天在分析他当时把我送走的心境时才觉得有必要说一下。也许一大家子人口，容易引起别人的非议。再加之他又被调往太平镇中学——距离白菓坪太远了，简直是一东一西地天各一方——升任校长，这么多人口要迁移并非易事，于是就一股脑儿地把姑妈、小幺和我统统弄回官地坪了。
官地坪是熊家祖籍所在的一个公社。这是一个大家族，方圆几十里大都姓熊。而从我祖父开始的老屋场就在如今的双桥村。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言，至少比白菓坪要差得多。这一带基本上是旱地，主要种植玉米，还有黄豆、高粱、荞麦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主要是草烟。水稻极少，原因是缺水。再就是岩石太多。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那大大小小像小山峰、更像山脊似的铁灰色岩石，就那么似网络状的卧伏在土地上，大约要占去土地本身的六成。这些岩石上的凹凸或缝隙处，长满了青苔，它们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它那发达的棕褐色绒丝般的根须细密交织，在岩面上像厚薄不一的地毯，我的小脚踩上去软绵绵的。而这青苔的颜色或纯青色，或青黄色，或绿褐色。表面的绒毛，短的像毛毯，长的呢，它小小的造型看上去颇像加拿大北极地带的针叶林。我想必经常坐在岩石上把玩这些青苔以打发那孤寂而单调的时间。
你还可以看到，在一个狭长的或圆形的岩石所围起来的里面，在那一小撮可怜的泥土上，竟然长着几棵孤怜怜的玉米株。人们是如何地珍惜每一寸土地呀！天坑多，岩洞多，也是本地一大特色。儿时的我，稍不留神，没准儿就会掉进一个你发觉不了的小天坑里去，因为它的坑口被草丛或猪草（猪能吃的野草）给掩蔽了。特别是当你在岩石间打仗、捉迷藏的时候，得意忘形的你就很难不遭此厄运。
我就这样来到了祖父居住的老屋场上。同时也就追溯到了自己的初始记忆的开端。童年记忆中的这个老屋场还是挺美的，比现在我所重访的它要漂亮得多，因为目前它已经几乎被遗弃了——那遗址的主人，我的小幺，已经在它前面的公路旁边新修了钢筋水泥房，而老屋场上的房子，早已不是我童年记忆中的高大老木屋，而是一个泥砖砌墙木制屋脊的不伦不类的小平房了。
由此我就联想到一个问题。在开始动手写自传前，我曾考虑过是不是要把我童年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重访一遍。比如，少年时期的新庄，中学时期的五里坪，下乡时期的红梅林场和铁炉坪等，都是我多年来魂牵梦萦的地方！我是多么期望有机会回去看一看。但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我怕失望！我怕那些地方不再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形象！如果重访的景况和我记忆中的形象大相径庭，那会让我非常难过的！就在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我正在官地坪镇大茂村的姑妈家（2016/8/11）。当我要去官地坪“赶场”的时候，每每就要经过老屋场。但自我看过一次之后，我再也不想去了。不必要去了！人类“科技”发展到今天，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如此发达的今天，那摧毁大自然原貌、使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的能力，已经过分地膨胀了！因此我怕！
祖父的老屋是标准的那种带有吊脚楼的木制黑瓦房，呈“¬”形，拐角的端点上就是吊脚楼。它高大雄伟宽敞，具冬暖夏凉的特点。单是就这屋的外形来看，应该是比较有钱的殷实人家才修得起的。事实正是这样。这房子应该是我曾祖父熊光炽为他的大儿子熊天培——下有两个妹妹，即我的大姑婆和小姑婆——造的，而他本人则居住在往西约一里路的熊家宗族祠堂那一带（即今天的黄家台小学）。父亲很少跟我谈起曾祖父，因为我还没出生他就逝世了。可仅有的那么一两次提到他，父亲脸上总是充满崇敬和自豪的神情。原来，曾祖父识得不少字，也闯荡过不少地方，极具社会生活经验和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因此他在整个家族中极具权威，时常主持宗族祠堂的会议，族内纠纷也由他全权处理。当然，他的这种社会地位显然是由他的经济基础作支撑的。他除种庄稼外，还经营食品作坊，规模还不小嘞：加工面条、红薯粉条；制烙饼。他还做那时非常赚钱的桐油生意（桐油是主要的油漆原料）。虽然他自己没有榨桐油的作坊，但他会做代理转手的二道贩子生意赚钱。
曾祖父值得在这里大书一笔，是因为我认为，他的突出贡献是培养了我父亲成才。在那经济贫穷落后、文化知识极度匮乏的黄土岩石地上，这是需要相当高瞻远瞩的智慧的。他感觉我父亲熊先健（生于1934年古历正月27日戌时）这个长孙天资不错，可熊天培的能力又有限，那就只好由他出面培养了。他让父亲读私塾。从老远地方请来有名的先生，由家族中的六个孩子组成一个“班”。就连我知道的，有赵群志、熊继岸、熊天福三个人。曾祖父的心血没有白费，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为当地著名的人才。解放后不久，当时湖北的教育落后于湖南，便面向湖南招聘教师。我父亲、赵群志、熊继岸居然同时考上了。父亲经常提起赵群志。熊继岸在铁炉坪当教师，我很熟。熊天福我没见过。据说他因老婆不同意赶考而未能成行；若考的话，他肯定也考得上。不过他后来成为了人民公社的保管，权力可不小呢。
曾祖父还让父亲练书法。据说他自己也能写，这倒是颇需一些艺术气质的。父亲是在他的督促之下练的。有那么一种宣纸，写过之后在太阳下一晒，又可以再写。父亲小时候就练达了一手过硬的毛笔字和钢笔字。他对自己的书法感觉甚好，在我面前也会不客气地表露出我的字不如他的。无论是在工作期间还是退休后，他都一直为单位或个人或好友写标语呀，写家书呀，写对联呀，特别是春节期间，帮人写春联会忙得他不亦乐乎。我今天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没有曾祖父培养了我父亲，让他最终有能力走出官地坪的黄岩土地，也就没有我父亲有能力再来培养我读书的机会。
六
我现在就要再次回到那我度过了三载多童年的老屋场了。
堂屋是泥土地面，但因人的脚在上面长期打磨而色泽光亮，特别是有点凸起的小土疙瘩上，呈铁墨灰色，我有时因它而绊倒。堂屋的后半段或三分之一处用作厨房，那是婆婆黄菊桂（我们那里叫奶奶为“婆婆”）在那里不停地显身劳作的地方。土坯的黄褐色灶台上，有三个竖着的长方形火孔；假想你是坐在火孔前，那就中间和右边是同样的大火孔，中间的大锅做饭，右边大锅煮猪食。左边则是个小火孔，那上面是口小锅。当婆婆要给我做吃的时候，她就用小锅。这个小火孔是我能够操纵的地方，我可以在灶内烤嫩玉米，烤红薯和土豆。
灶台前面是个很大的长方形火坑。我对它记忆尤深，仿佛就是我对爷爷的回忆中那惟一且无形的载体。这也就意味着，我对爷爷的记忆不多。也许除了我对他长年累月早出晚归的身影留有模糊的印象外，最鲜明、最能体现爷爷的特质和形象的，就是过年时火坑里的那一炉锅羊肉了。先得说一下什么是“炉锅”。它是专门在火坑上烧水用的生铁锅，形状像一个倒置的、去掉了尖头的圆锥体——上一截是深圆肚子、锅底是有棱边的半圆体。通常把它挂在火坑正中的一根滑筒上。因为冬天总在烧柴禾取暖，为了节省能源，就把炉锅挂在上面烧水，这就保证了整天都有热水用。那个滑筒也值得一写。它是当地农民智慧的小发明。把一根长粗竹筒的内结疤打通，内置一根带钩子——可以挂炉锅呀——的木棍。为了能使这根带钩木棍根据火势而上下移动，就在竹筒上再用棕绳系一个对木棍起固定作用的木栓片（上面有个洞眼）。这样一来，这个挂着炉锅的滑筒装置，就可以随人的意愿而上下滑动了。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那个炉锅外层厚厚的黑乎乎的烧灰——我叫它“黑沫儿”——以《马赛进行曲》的节奏欢快地回到了我的记忆中：一个冬天烧下来的功夫，那黑沫儿的烧灰积累得我的小手指稍稍一碰，就会满天价地飞舞。我有时会把自己的脸弄成个“黑包公”，这无疑会换来婆婆一屁股好打，因为冬天的水更宝贵，谁能让你如此糟蹋呢！
炉锅本是来烧水用的，可一到春节它似乎就专属于爷爷了，因为那里面装的是羊肉。过年只有爷爷一个人吃羊肉，别人都不吃，所以婆婆要把它分开来做，并分开来装，以免它的羶味污染到其它菜类。此刻我似乎很难相信，那个时候的羊肉为什么有如此大的羶味？以致我会把它与爷爷的记忆联在一起？看来爷爷对过年的要求并不高，一炉锅羊肉就足以告慰他一年的辛劳了。不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肯定是今天城里人吃的羊肉不对劲儿——用含激素的饲料养的羊，它怎能“羶”得起来呢？我的这个说法，从姑爹赵德厚春节期间从他家大茂村寄到我上海的羊肉那里得到了应证：大山里的羊肉依然羶味重重——本真的羊肉，就是这个味！
堂屋的大门，在我眼里高大巍峨，需仰视才见，而且我对它的记忆总是与大年三十的团圆饭联结在一起的。因为当全家人一起吃年饭时，这道大门会被紧紧地关闭。这一关不打紧，它凸显了年饭的神秘感！每年的每次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先在外面放鞭子。我的童年记忆向我显示，“鞭子”一词比鞭炮更合适。因为那时的制作，是一个个小小的土黄色草纸小鞭串在一起，要每隔一段距离，方才出现一个稍大一点儿的炮仗。故而鞭子的叫声是“噼噼——啪啪——嘭——”，而不像现今的鞭炮——比如湖南浏阳的“雷中王”——大炮似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父亲或是二叔先国，会把鞭子挂在操场前菜园的竹竿儿篱笆上，若逢下雪，那黄色鞭子在篱笆的积雪上宛如一条长长的金带，然后就开始展示它那驱鬼消灾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魔力。
接着是大门紧闭。开始“叫饭”（祭祖的一种简短仪式）。在那两个并在一起的大饭桌上，不少于十二、三四种菜，原则上每种菜都有两碗（当然也有一碗的，像猪脑袋上的菜，如猪舌头、猪耳朵、猪嘴巴），对称地摆在桌上。叫饭仪式由爷爷或父亲主持。在空碗里倒上酒，依次摆在桌子的四周，在碗上放着一双筷子。你有多少要“叫”的祖人，就准备多少副碗筷。随着一阵“老爷爷、老婆婆、老姑婆、老姨婆、爷爷、婆婆……您们都来吃饭哪！”的呼唤声，远祖的亡灵们便一一“到场”，共享大家族相聚的欢乐。随后，主持人将每碗里的酒一一泼撒到地上，就表示这酒已经被他们“喝”了。仪式就算结束了。
尽管那牛栏上、猪圈上、鸡笼里等都写上了桃符性的字样：“童言无忌”、“百无禁忌”、“来年大发”等，可年饭的桌子上，实际的禁忌可多了，特别是针对孩子们的。首先是不准我们说话，要静静地吃。其次是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比如不准说，“没有了”、“吃完了”、“我还没吃饱”、“还有没有？”如果说了这些话，那就意味着来年的饭不够吃。还有不能说的，像“坏嗒！”“搞坏嗒！”“完啦！”如果说了这样的话，那很有可能来年遭灾或不顺利。好像每每吃年饭前，大人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诫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