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童年少年时期最爱的，是我姨外婆刘戍英，比爱外婆刘重英要多得多（我和她相处的时间毕竟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因为，她还是我父母的真正的大媒人呢！
我母亲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也许是因为系家中惟一的女孩，她获得了与我大舅同样多的读书机会，高小毕业。“高小”的概念我不太清楚，大概相当于初中水平。毕业后在家乡的南岳任信用社会计。后来，适逢湖北招聘教师，她居然考上了，便来到了白菓坪（我父亲与她有惊人的相似）。想必她有机会经常住在姨妈家。而那时我爸是校长，想必他也会时不时到家里来串串门。按我母亲的意思，与其说是她看上了我爸，不如说最先是姨外婆看上了爸。
我相信姨外婆的眼力！且不说我爸有个“校长”的光环，单就他那伟岸豪气的领导能力（他后来有个炫耀式的口头禅：“我十八岁就当校长哩！”），他那诚实忠厚乐于助人的品性，他那始终如一的情感表达能力，就已经令姨外婆赞叹不已了。我不怀疑爸的诱惑计划是“曲线救国”——先把母亲的姨妈搞定。因为他相信，母亲最依赖、最听她姨妈的话了。我可以想象一下我爸是如何在姨外婆面前表现自己的，想必那屋后的菜园便是爸有空时施展身手的场所。我童年眼中的那个菜园好大哟！一块大石板从水沟上跨过，接着是菜园门，上面有一根铁丝挽就的、起着门扣作用的“锁”。菜园被分割成看起来很规整的四个畦，每个畦上那一垄垄的季节性蔬菜，足以把一大家子人的胃给撑得饱饱的。特别是在夏季，整个菜园琳琅满目，姹紫嫣红，那沉甸甸硕累累的蔬果让我爱不释手。黄瓜呀，豆角呀，四季豆呀，丝瓜呀，南瓜呀，冬瓜呀，辣椒呀，紫苏呀，不尽其有，吃都吃不过来。特别是黄瓜，长得也太快了，若你头天看中了一个适宜生吃的嫩黄瓜没及时采摘，仅仅一夜之际，它就长成不再好吃的“老”黄瓜了；而那一个个真正的老黄瓜，青中泛黄的哪，大黄的哪，麻黄色的哪，棕黄色的哪，就那么一个个因太重而垂睡在地上，时间一长，若连下几天雨，它们就被烂掉了。有一年初夏，母亲带我和弟弟哲喜来度夏。他大约六岁。有一天，趁姨外婆、母亲和我不在家，他带着一帮顽皮的小子们，擅自撬开那个铁丝扣绊闯入菜园，将那些刚刚长出才二三厘米长、全身毛刺刺的、尾部还挂着黄灿灿花儿的未成熟黄瓜，摧毁得几乎一个不剩！有的只啃了一口，就生生地丢在地里，把许多黄瓜藤也给拉扯断了，地上还铺满了脱落的一瓣瓣黄瓜花。这小子把姨外婆给气得呀！那天她也没客气，当我母亲的面，狠狠地打他的屁股。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生那么大的气——得！今年的黄瓜没指望了。
菜园的四周有为数不多的核桃树、板栗树、梨树和李子树。特别是东边与邻居家菜园毗邻的那棵苦李子树，此刻带着那午后地面上铺撒的一朵朵或一圈圈透过交叠的绿黄色小叶片的光影，立即生动地跑进了我的记忆。它刚好长在与隔壁菜园的分界线上，但树枝的伸展更偏向我们这边，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更多地享用李子，因为它熟透后就会自动掉下来，显然我们这边就会捡得更多些。一般来说，苦李子大都不好吃，太苦，有的还有点酸，但这棵不是这样。只要它熟好了（要到8月中旬呢），它就会黄中透红，就像人脸的两边，一边是大黄色，一边是淡红或深红色。最后当它熟得不能再熟的时候，就通体变成黑红色的了。吃在嘴里，酸甜中余下淡淡的苦味，令人回味无穷。我一生都喜欢吃那种稍带点儿苦味的水果，因为它性凉，降火，多少有些药用价值。还易于使人联想到人生的真实状况：苦，是人生的必然伴随物；只有能吃苦的人，才能更好地享受人生。
姨外婆虽也是裹脚，但她的脚显然比我外婆的大得多，所以她走路快，远没有外婆那一歪一拐的、蹒蹒跚跚的，一颠一跛的或颤颤巍巍的那么厉害。她走路的背影颇像今天的大龄妇人，故而她做事麻利，在厨房里演奏锅碗瓢盆的交响乐时挥洒自如。大概是童年习惯了她饭菜的口味，我后来一直认为她比母亲炒的菜好吃。无论是我大学期间回家还是工作后回老家探亲，我都喜欢吃她做的饭菜。要说呢，姨外婆的那双脚，是她向封建礼教大胆抗争、争取自由的写照。据说当她姐姐小时候老老实实按要求裹脚的时候，她却总是尽可能地悄悄把裹脚布松一松，让脚透透气儿，给它松松绑儿，这才赢得了她后来跟随王章桂奋勇私奔，今天她行动自如的那一双虽尖却大、与同时代女人不一样的脚。
现如今，她正沿着我记忆前厅中的那块通往菜园的石板，略微侧着身子，拄着一根原木拐杖，按照我童年记忆中的形象向我走来。她高个子，比姨外公高很多，身材健硕硬朗，有着像男人那样肩宽的背影。她脸上总是带着笑容，至少在童年的我面前充满慈祥的面容。她年轻时一定非常漂亮。她有着像范冰冰那样的脸型，但她比范冰冰笑得好看。她非常非常地爱我，并总是预言我将是“熊家（发ga音）最有出息的一个”。这里值得告慰她的是：我没有辜负她对我的爱：我是熊家这个大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硕士，第一个博士，第一个教授，第一个博士生导师。父亲也总是以我为“熊家文化翻身仗”的主力军而自豪。
我的迟来的博士照。摄于华东师大心理系圆形实验室前。2002年6月20日。
姨外婆信任我爸是一贯的。这里信手拈来一个典型事例：我大姨王月明的婚事。她当年是鹤峰县文工团舞蹈和戏曲的头块牌——说她是一朵倾城的“城花”也不为过，追她的人不计其数。连我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有一个追她的人，是县文化馆的画家，我在他工作室见过他，也许还看过他的画（只是既不懂也没在意）。他瘦高个儿，高得——按姨外婆的说法——“连我家厨房的门都过不去呀”，还戴个丝边眼镜什么的，好像近视的程度很高。但他的才华颇得大姨的欣赏。都是搞艺术的嘛，按说是挺般配的。她也正准备让他从众多求爱者中胜出。可姨外婆坚决不同意！个子太高人也瘦，且不用说。那眼睛呢，就是有只苍蝇在他面前嗡嗡嘤嘤，他也视而不见；更何况，“他连个组织都没有哩！那哪儿成呢？”她所说的“组织”就是指党员。一个连中共党员都不是的人，她是不放心的，不配当她的姑爷（女婿）的。她的组织观念就是这样强。后来，我爸出面了。把大姨介绍给我的大幺（即四叔）熊先英。他是部队的营级干部，在陕西的野战部队服役。那会儿正值军人最吃香，再加上他恰好又有“组织”（这可了不得！），我姨外婆几乎未加质疑——也许主要是看在我爸妈的份上——就同意了。一场亲上加亲的婚事就这样结缘了。（这个故事可参见第二章《大自然天堂里的小国王》）
四
我童年的前三年物质生活上是富足的。母亲以她那充盈丰沛的乳汁强劲地哺育了我，让我一来到世间就饱尝了营养最丰富、味道最甘甜、免疫力最强大的天然乳汁，为我今后的发育和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姨外婆说，母亲的乳汁多得实在是我一个人根本就吃不完。每当她乳房被涨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用手把多余的乳汁挤到碗瓢里；到了后半夜她经常会被胀痛弄醒，而我呢，却酣睡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我喝母奶一直延续到快两岁。这从今天母乳喂养的观点看，应该是相当奢侈的富份。
几近两年的母乳不仅确立了我身体发育的物质基础，还影响到我的心理特质。到了这会儿，弗洛伊德理论似乎就要派上用场了。按弗氏的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理论，我有了发展相当完善的“口欲期”（出生到1岁）。婴儿的嘴唇和口腔通过吮吸母亲的乳头而形成性兴奋的中心。如果他得到了充分满足，他就会形成节制、节俭、适度等人格特质；如果这种满足不充分或被剥夺，他就会形成贪婪的特质，比如贪吃、暴饮暴食、挥霍无度等。由于我在口欲期的充分满足，就相应塑造了我适度的节制、生活上节俭，物质上不贪欲的特质。我生活态度上奉行适度的节制。做什么事都不要过分，特别是在欲望——对金钱、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欲望——的满足上，要有张有弛，在欲望和满足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生活方式上我奉行节俭。我是一个特别节省、节约，反对浪费的人。在这方面，我完全继承甚至遗传了母亲的风格。她从小就教育我要节约粮食。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粒粮食一滴汗。比如，米饭馊了，她会在锅里反复地炒，直到炒成像子弹似的干颗粒状，然后把它吃掉；如果太多，她会分我一份。我小时候吃的馊饭最多。她愈到晚年愈节约，甚至到了节约成癖的地步。当然我不会像她那样节约过度。但我现在总体上是个最舍不得丢弃粮食的人（此刻我甚至可以想象一种这样的情景：我宁愿丢弃一张一佰元的纸币，也不愿撒落一颗米——童年饿肚子的经历使然呀）。比如，钢锅里的小米粥，倒尽时我会把那些贴在锅里的余物用勺子刮干净，以至于杨慧总在提醒说，别刮了，你不怕重金属中毒呀！
我和杨慧的结婚照。摄于武汉市江汉路“皇宫照像馆”，1987年3月。
我有时纳闷：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的人厉行节约，而像中国这种贫穷国家的人反倒是铺张浪费（你且看看官场上的餐桌吧）。这真是怪哉！实际上这关乎民族素质，系关知识水平和文化品位。节约并不是给自家、自各儿省几个小钱那么简单。而要上升到珍惜大自然资源、节能降耗、为子孙万代可持续发展保留资源的高度。当今的国人离这个高度还相差多远啊！
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并不贪婪的人。且不说对权力我不贪婪（我很早就知道我不是当官的料），我对金钱更是不贪婪，以致杨慧经常说我是个“从不赚钱的人”。2003年刚调到上海那会儿，我倒是拼力赚了一些钱，每双休日我都在给系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生班上课，因为我需要还房贷。但50岁后基本上不再赚外快了。我对自己的教授工资收入很满足（更何况我1996年就当教授了呢）。这个收入在上海，多少也算是中等稍稍偏上的。而我同时还相信，“中产阶级”幸福指数最高。我认为金钱过多在两种情况下绝对是致命的：愚昧无知（包括迷信）+有钱；心理疾病+有钱。
我节省但不吝啬。这就多少应验了弗洛伊德的“肛欲期”（1—2岁）。这个期间的婴儿通过排泄活动产生性兴奋的中心。想必是母亲和姨外婆没有对我实施强制性的“排便训练”，而是让我自由自在地排泄大便，没有致使我误以为大便是类似黄金一样的东西而舍不得拉出来，从而培养了我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乐于助人的特质。总之，我没有因为肛欲期发展不善而形成吝啬的毛病。也许我有一个错觉：越是大个子的人越容易小气（我并不是在为自己个子小而辩护）。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后又作为同事），个头又高又粗。有一次我借了他十元钱大概没有及时还（我没有忘，肯定会记起来的），可他有一段时间在我面前反复绕着弯儿提醒我，可我还是没悟过来。终于有一天我自己想起来了，我才意识到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了。这本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不知为何如此顽固地闯进了我的记忆中。我对学生、特别是我欣赏的优秀学生，历来是慷慨的。把科研经费用来给他们买书，资助外出开学术会议，是常有的事。我想起了一个优秀的硕士生高小昕，我不仅从有限的经费中抽取“助研津贴”给她，还让她在校期间去郑州、青岛开了两次学术会议。对亲属我同样舍得。2015年杨慧的侄子杨振宇结婚，他父亲因手头拮据向我们借钱给儿子结婚贺礼。我一思忖，这多不好弄呀，还不如我家拿出两万，其中一万是以他父亲的名义给的。这既安慰了他父亲，又表达了我们的心意。杨慧对我的提议甚加赞赏，并为此感动。
吮吸母亲丰裕的乳汁，不仅塑造了我相对健全的人格特质，还影响到了我的性心理特征。我相信弗洛伊德说的幼童就已经是“有性的人”了。所谓“有性”，我理解性欲望是从幼童期开始的。我喜欢乳房丰腴硕挺的女人；即使现在，我在欣赏女人的时候那眼眸也会自然地跳在她们的胸脯上。这有深刻的心理起源——那就是我母亲的乳房。我作为婴儿，我偎依在她怀里吸奶时，眼睛通常是朝上仰视的；这个特定的视角、特别是长时间这样的视角（那可是达两年哪！），使我看起来母亲的乳房就格外地硕大，尤其是她乳汁充盈的时候看起来就更大了。我爱母亲，首先是爱她的乳房。这就注定了女人的乳房在我无意识心理中的地位。当我今天在小说中写下某些段落的时候，无疑是母亲乳房的潜意识投射：
“……女人的乳房啊！是我作为男人的生命之归宿，也是我作为男人的心理之起源。我的生，我的死，总是与乳房有关。我的生，是因乳房而生——没有我父亲吮吸母亲的乳房，那就没有我的降生；没有母亲用她那饱含乳汁的乳房的哺育，就没有我的长大成人；没有母亲给我刻印的乳房意象——作为一种潜意识——在我大脑里给我的指引，我就找不到适合于我的理想女人。我的死，是因乳房而死——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乳房，我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使我心灵的宁静与抚慰，我宁愿永远躺在女人的乳房上不吃不喝；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要我是依偎在女人的乳房上，我就会视死如归，死而无撼。对我来说，一切的一切，皆出自于乳房，又复归于乳房……”
我至今仍自我欣赏的这段名言，出自长篇小说《凭灵魂生育》（美国南方出版社2017年3月，第95页）。
这使我联想到现今的独生子女。我感觉他们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情感能力（包括爱情能力）有所下降。我不是在耸人听闻。我在短篇小说《“永久在线”下迷失的爱情》中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也许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这一批孩子大都没有享受过母乳（不知道他们的母亲为什么大多没有了乳汁呢）。这致使他们既失去了与母亲情感纽带的联结，又缺失了把爱母亲的能力投射到别的女人的身上，从而导致爱情的能力之相对下降。所以，今日大力倡导母乳哺育，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