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自传写得晚了点，可我相信现今仍是我记忆最清晰最鲜明的时候——用“记忆犹新”也似不过分，我可以纵情快意地重现我那虽艰苦却快乐的童年时期。问题是，童年的始点从哪里开始？或换一个提法，这个问题就变成：你的记忆开始于何时？或者你能记得你是从何时开始记事的吗？这是一个困难的心理学问题，目前并没有标准答案。
我想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也许人的记忆开始于你何时产生意识；意识的发端，正是你试图追踪记忆的可能的始点。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把1961年那个5月的前后视作自己意识的开始。这个“意识”尚不是自我意识，而是指我“知道”或“记得”那会儿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呢？不像普鲁斯特的主人公马塞尔，夜半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我是谁”。因为他担心的是自己失去了“身份”的意识。我此刻的任务要简单得多，我只要把我意识发生的第一个场景描述出来就可以了。
我睡在床上，我的头舒适地依偎在小小的软绵绵的枕头上，我似醒非醒地躺在那里。清晨的第一道阳光从雕花窗棂中一缕缕地照进来，就直射在我的枕头上，我的脸上。好暖和好舒服哟！只闻那窗外一只只母鸡，有的是“咯——咯——咯”地欢叫着；而有的呢，则是“咯、咯、咯、咯嗒—”提醒似的或报警似的叫着——最后一声“嗒”拖得老长（原来呀，是它下蛋哪）。不时地，还会加进一声豪迈的公鸡“哥——哥——儿”，想必它的鸡冠和脸涨得更红了。各种各样的鸟叫声，从屋旁的枣树、梨树、板栗树上此起彼伏地传来，汇成山村早上的第一轮森林大合唱。
一个步履稍有点蹒跚的身影走来，把我轻轻地唤醒，给我穿好衣服，再递给我一碗黑红的糖水，里面有两个白胖胖的鸡蛋。然后又背影婆娑地走了出去。那是我外婆。
我的“三周岁留影”。老照片已斑驳不堪。这可能是保存下来的我的最早一张照片了。
这个躺在床上的我，这个三岁左右的男孩子，不久便被人悄悄地抱走了，实际上是被人偷偷地用背笼给背走了。从湖南石门县的外婆家背到了桑植县的奶奶家，两地相距90多里山路。这事儿是我长大了以后，听姨外婆（我外婆的亲妹妹）说的。
按姨外婆的说法（这里的用词免不了有我的某种想象性重构），当时你爸妈好像在闹矛盾，甚至也许到了要闹离婚的地步。于是，似乎是一场孩子的争夺战就在双方展开了。先是石门的舅舅把你从白菓坪——我姨外婆家——弄到了石门垭；没多久，又是桑植的叔叔把你偷偷地抢到了官地坪。（呵呵！好一个“抢”字哪！）
有关这件事的细节以后再说（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因为恰好我弟弟小我三岁，父母在那时闹离婚的可能性不大）。无论如何，我的童年生活，我的有意识、有记忆的童年日子，就从奶奶家的官地坪开始了。
二
我的出生地是在湖北省鹤峰县走马公社白菓坪（那会儿的白菓坪，应该是个生产大队）。1958年5月25日（农历4月初9），小镇上那户远近有名的殷实人家裁缝铺大瓦房的西南厢房里，一个失音近半年的年轻母亲顺利生产了她的孩子。接生婆当然是我的姨外婆。母亲叫刘新民（生于1934年古历冬月15日未时）。这是她参加工作任小学老师后新取的名字，原来她当大姑娘那会儿，家人叫她“雪娥”（刘雪娥）。怀孕三个月后她就几乎完全说不出话来了，找土郎中看过，没发现任何身体上的问题或明显不适。可她要使劲儿才能从声带中挤出“咿——呀——”之类的音来，全凭做手势才能把她要表达的意思让别人知道。这可急坏了我父亲和家人。当时我姨外婆也找过算命先生，大概是因她出手大方，先生便尽挑些好听的话来说，什么“将来肯定是个怪才”呀、“有可能是个哪吒式的人物”呀，“非同一般的秀才”呀，“一个干大事儿的坯子”云云。姨外婆最关心的问题却是：“她是不是就这样哑下去了？”这位先生摸摸他那灰白色山羊胡子，蛮有把握地预测：“孩子生了就好哪。”
第二天一大早，姨外婆急急地迈着她那小裹脚的步子走进产房，用期待中仍带着疑虑的口吻说：“雪娥，你说话试试看？说不定可以说话了呢！”母亲像是突然才想起了一件大事，赶忙用胳膊肘支撑起虚弱的身子，人坐直了，并哼哼地清了清嗓子，以做好充分的说话准备。她拼足了平生最大的力气大喊一声：“啊——！”这一“啊”可不打紧，声音之大仿佛震动了房顶的黑瓦片，把她那刚降生不久的宝贝吓哭了也说不定。好啦！她终于可以说话了，像过去她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一样地讲话了。从此，一家人欢天喜地，既感谢上苍带来了大地之子，也庆幸母亲的声音重现。
孩子得取个名儿呢！据父亲说，我的曾祖父还在他的重长孙远不知在哪里的时候，就把名字给取好了。因为重长孙的地位在他眼中近乎于神圣，故而我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熊浙江，一个叫熊海生。不知为何，这两个名字竟然都与“水”有关！是因为官地坪本来就缺水而我的降生就能给当地带来水的福音，还是据我的生辰八字测算我的命中缺水呢？他脑子里是怎样想的，没有人知道。可我父母没有遵从他的遗愿，而是给了我一个能体现或响应时代背景的最佳名字：熊哲红。“哲”字系排行（父辈系“先”、祖辈系“天”）。“红”者，应景“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意。我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就连我1987年和杨慧的结婚证上也是这样写的。稍后不久也许是利用办身份证的机会，我擅自改成了“熊哲宏”。也许是因为那时我正在读哲学研究生，无意识愿望中想在哲学上有所作为，故而更名励志。
我和杨慧的结婚登记照。写的名字是“熊哲红”。发证日期为1987年2月26日。
我生命的头三年都在白菓坪。从外部成长环境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我童年最幸福、最满足，甚至最奢华的时期。现在我就要做一件相当难度的事情了：描述一下我童年记忆中的白菓坪和我姨外婆家。
白菓坪也许是因为镇东北头那颗古老的白菓树（银杏树）而得名的。它就位于白菓小学的操场上，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岁数了，按我的估计至少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吧，因为它的树干之粗，两个成人的手臂肯定是围不过来的，而它那纵横交错的树枝，即使在没有叶子的冬季，你从下面也是没有缝隙能够望到天的，更不用说春夏之际像青袍般层层叠叠的叶片了。而在秋季落叶之际，那树下面就是金黄色的厚厚绵软的地毯了。想必那时的我，就在上面蹒跚学步过，在上面憩息酣睡过。因为我那英俊潇洒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漂亮可人的母亲是小学教师。
父母的“幸福侣伴”结婚照。摄于1957年9月17日。再有8个月零8天，我就出世了。
古老的白菓坪镇，东北面傍依着不太高的山，它那清一色的木质黑瓦房构成的街道，自东北向西南像巨龙似的一个长条带，静卧在周边全是水稻田的郁郁葱葱之中。它是我童年所见过的最大的“平原”了，因为西南那一带的远山低得你几乎看不见；也是我童年最富庶的地区，因为盛产水稻，我的主食想必是白花花的大米构成的。
我姨外公的那所颇具商铺风格的房子，就在距离白菓小学约二三百来米的地方。一条自东向西的小水沟，将它的东头与别的屋子断开；一条宽宽的由青石板铺就的正街，到了这沟的上面就搁着两块长方形大石板。你若站在这石板上看这所房子，它那屋顶上东西两端翘起的白飞鹤的木雕装饰，几乎直上云霄。中间是堂屋，高大的两扇木门像警卫似的伫立着。大门的两边是临街卖东西的专用商铺柜台，均是由一块块竖着的黑漆木板和泛着棕褐色桐油漆色泽的宽大柜台面构成的。当姨外公的一个徒弟在早晨将那木板一块一块地取下来时，就意味着新的一天的生意开始了。通常只打开东边那个铺面。那里面主要是一卷卷一板板花色各异的布匹，横着摆放在一层层木架子上。再就是姨外公做好了的衣裳，比如新式样品呀，替别人定制的衣服呀，或是未完工的半成品，就那么像展示似的一一挂好。再里面，就是姨外公的工作坊了。我童年视野中他的裁缝工作台，堪称神奇！宽大的台面比我——你假想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还高，上面铺着的金黄色丝绒缎布在四周自然下垂（我有时在下面钻来钻去闹着玩）。最令我称奇的是台面上的那把裁剪刀，又大又重，刀体黑白分明，那锋利的刀刃上闪着一道道银色的亮光。当姨外公的右手插进那缠有灰白色绒布的把手时，只听“喀嚓——喀嚓——喀嚓”那布匹的连续断裂声，那原本方方正正的布匹，就完全按他的意志变形成华丽的衣裳初样了。我年轻时候，他还经常自豪而得意地跟我说：“我就是靠的一把剪刀吃饭喔！”
是的！他所言极实。姨外公王章桂是一个勇于走南闯北、靠智慧和技能获得高质量生存条件的人。他本是官地坪人，却凭我不知他是从哪学来的一手好裁剪手艺，一把剪刀走天下。他提着一把裁剪刀像个闯江湖似的人四处游走。他并不带缝纫机。这是令人惊讶的！那年代的一个裁缝，没有缝纫机哪还能叫裁缝呢！可他就是这样的牛逼。他的绝招是裁剪，而缝纫的活儿自然有人给他配置。当然他偶尔也在缝纫机上踩上几脚，可那是他有了新创意而一般裁缝又达不到他要求的时候。他带徒弟也是这样带的，他裁剪，学生缝纫。
他还有一番可歌可泣的罗曼史呢！他居然把我姨外婆拐到了手！这个“拐”字，你不要以为是我的发明。其实几乎是家族公认并流传的，并似乎得到了我外婆的认可。他个头不高（好像比姨外婆很要矮些！），脑门子也秃得早，才三十出头。右腿还有点跛哩！据说是年轻时因逃避被抓壮丁，让国民党的枪子儿给打的。这是致命的缺陷。可他却善于将缺陷转化为征服女人的优势。他有年跑到了石门一带，在我外婆家做起了裁缝。可他竟然偷偷地看上了这家的二女儿。他的诱惑手段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我姨外婆愿意以身相许并偷偷私奔。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私奔！因为对我姨外婆来说，这场行动如果她看错了人，她将付出毁灭一生的致命代价。好在她的智慧足以让她做出正确判断。她跟着姨外公，在一个天没亮的凌晨只身出走了，她手头没带任何物什。这也是她的聪颖之处——如果带东西的话，那被暴露的可能性就加大了！她一路跟着他上了石门垭，流落到湖南湖北交界的南北镇，先后历经了大半年，才辗转到了白菓坪这个富裕的地方，慢慢过起了满意的日子。我姨外婆跟着丈夫一直——即使到了90几岁的晚年——过着富足殷实的生活。如今当我给大学生讲《进化心理学》女性择偶理论时，自然就会举起姨外婆的成功例子。
由于我少年时期也经常去白菓坪，我对那所房子的每一间及其周边环境，都留下了纯粹记忆的准确与宁静。堂屋高大而空旷，左右两个门分别进入厢房。右厢房是工作坊，往后走便进入餐厅，再往后就是厨房（屋顶要低矮得多）；左厢房是姨外公婆的卧室，往后走是客房（我即在此出生），再往后是小姨的闺房（她只大我两岁）。堂屋的后门通往储藏间，最后一道门就通往屋后小小的操场。操场的顶端有一个石板铺就的小台阶，就此下到了那条小水沟里。这条本来由东向西的水沟，到了厨房那里却突兀地由西向南转了个角，静静地向南流去（也即是沿着街道房屋的后面流去）。虽是条小小的水沟，可它就是长年水流不断，我未曾有它干涸过的记忆。那条沟深还颇有点幽暗呢，即使在夏天那水也很是冰凉。里面最多的是小螃蟹，偶尔也可以发现“蜯蜯”（黑黑的小小的牛蛙）。
姨外婆家的那口水井，我今天说起来也许会令人觉得难以置信：它竟然就位于这座房子的西北角那后屋间地板的下面。一块约半米高的雕花圆形粗石墩，将夯实的屋基枕木向上耸起，使得那后屋间底部的一块块木地板在我的眼里一瞥即见，而那一泓清彻见底的圆水井就在它的下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水面露出了后屋间，并靠近那条自东向西的小水沟。在一天的不同时段，井水的颜色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太阳升起和落山后呈深黑色，而在正午和午后的阳光下，则呈碧蓝或碧绿的纯色。在光线最好的时候，那水面上潋滟的黄白色光影就会反射在上面的木板上，流虹荡漾般的摇曳着。如今当我闭目浮现这一堪称人工与自然的巧成奇迹时，我不得不感谢上苍的恩赐，让我生来就能享受这唾手可得的天然矿泉水。我再大些的时候，就用一只竹筒水瓢——一块长条形窄竹片斜帖在圆竹筒上——在井里舀着喝。它与姨外婆的厨房就相距几个来米。我时常见她就那么提一只木桶，匆匆在井里舀水后直接就倒进锅里——厨房里几乎不需要盛水缸哟。世上有几个家庭主妇能享用我姨外婆那样的水资源呢？
读者你可以想象，一个短粗的、粉嫩的三岁白白小胖子，昂着个几乎不见脖子的大圆顶脑袋，蹒跚地迈着肉嘟嘟底板的小赤脚，在这水沟里搜寻他最喜欢的小螃蟹。而他的姨外婆呢，就在靠近小台阶的一块倾斜的小石板上，用木棒槌轻轻敲打着清洗衣服。他有时会和小姨王月平一起玩。他会发现，翻动大块儿的石头，那大一点点的螃蟹，背壳是棕褐色的，很硬很硬，当你捉住它时，那一对红黄色的螯就对你不客气了，夹着你细嫩的手指上，会留下褐红色的血痕。你只好向姨外婆求援了。还有的小小螃蟹呢，好像是刚刚学会爬行似的，动作很慢，你轻易就能逮着它。更令他称奇的是，它那棕黑色的背居然是软软的，像是没长骨头呢。通常他会拿在手上玩一会儿就把它给放了。它还没长大呢，让它找妈妈去吧。
这里所写的“白白小胖子”的意象，并非我的杜撰。也许我学的第一首儿歌便是：“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个白胖子。”是姨外婆对着摇篮中的我，唱给我听的。而她关于（落）花生与“白胖子”之间的联想，并非毫无根据——摇篮中的那个娃儿，就是她的灵感之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