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操场的形式主义》的絮语
作者/钱晓强
在我在京服役当兵的最后两年，我的诗歌创作曾先后受过诗评家李黎和女诗人陈敬容的指导。与李黎老师印象较深的是关于诗的社会功用的讨论。那时，朦胧诗盛行，陈敬容老师指点迷津：她鼓励我写具体清晰的诗。曾经将我的集子《老远的诗》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可惜没能出版。（九一年，诗刊社、诗刊刊授学院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举办“全国处女诗集大奖赛”，那本诗集获三等奖。因其中有一章《演变》不合时宜，还是没能出版。）另一个影响，是她所述同为“九叶派”的女诗人郑敏教授的一个诗歌理念：好诗应是高层建筑，它的第一层意思是第二层意思之基，甚至还有第三层意思。这涉及含混。诗的含混是因为对象物彼此的类似所引发的通感，或是在上下文的流转中产生的不同方向的意义，或是特定组合的喻意交集的差异效果。而诗的朦胧是因为诗人精确表达的能力不够，或是故弄玄虚所致。诗既要具体清哳，又要含混的体悟，非多方知识的涉猎不可。
古人作诗作学问，讲究悟性。这种悟性肯定是想通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通之处。但是，又有多少诗是悟性的结晶？看钱钟书解李商隐的《锦瑟》，这种大范围的类比，隐含写诗的心得。若以此为标杆，则其它大量停留于视觉表面的诗词就显出直白的贫乏。
诗的审美的如画之感，在影视发达的今天，已不具存在的优势。诗如果仅仅是平面所展示的“言志”的姿态，或是从开始到结尾都是走马观花游山玩水之类，那是对读者生命的浪费。
诗歌不是只有审美这一极。在审美与审丑的两极之间，有范围更大的感性是不为美丑所限定。毕加索说：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美，那大概是一个最莫名其妙的东西。他的头脑里没有美的概念。他却因此创作了比以往更有表现力，也更有内容的作品。看他的《格尔尼卡》，只要是关心当时时事之人，都会明白他的愤怒的抗议。在艺术家的头脑里，艺术的直觉即意识的源反应，其感性与理性是相辅相成的纠缠状态，对不同事物的敏感，见证的是现象世界的多元存在。
诗歌兼具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的一些表现要素，是诸种表现艺术中最接近哲学的存在。诗与真的关系，即感性与理性在语言之中，是相互感应的结合。对现象世界敏不敏感，与诗人的学养有关。古今中外有大量虚浮之作，只有极少数诗人写出了真情与实感。因此，好诗不是浅尝辄止，不是单纯的就事论事或为写景而写景。譬如悬鉴，只是客体的镜子而已，除了浮光掠影，读一整天山水，又有几得？所谓灵感，是说诗人当时的感觉有如神性，“与真理不隔三层”。柏拉图认为：最高的诗与哲学是合二为一的。他将诗人区分为模仿诗人和有哲学气质的诗人。模仿诗人“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与命运女神相比，缪斯女神不过是影子的影子。因此，他以哲学王的名义，将模仿诗人驱逐出《理想国》。
诗人不仅是个游客，去乡间或山野放松心情，他的心中不可能只有花花草草。人生来就是群体动物，他没有单独在社会或自然里成长的经验。在任何事物面前，他首先作为社会人而存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他的良知和尊严有关。“愤怒出诗人”之谓，是因为他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我相信：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既是在美景面前，他的欢愉也是因为相对于沉闷的社会而得到了强化。
诗人在现象世界里的种种感悟可能无异于他人，但在表现上肯定与以前的成例有差异。就表现而言，好诗不是与其它艺术争长短，好诗一定是诗人的独立意识和综合能力的展现。它与诗人在绘画、音乐、戏剧、哲学等方面的修养有关。它的原创性在于对固有惯例的否定和抗议。它的厚重在于他对具体事物的关心所能激活的心理地图的范围。
好诗有大众关心的内容，那里有时间____即历史的深度。其有节制的表现所揭示的矛盾冲突，在现实社会中是客观的存在。就像“把交叉的胫骨压进/一顶礼帽。对西方来说：这是一个不被/义理所定义也不被制裁所局限的牛仔/舞台上的女声深情地唱着：那是一个春天”。很明显，我看到了历史吊诡。而那些仍感和谐的观念却只有现在时，他们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看不到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同样是面对自然，中国的智者看到的是万物并育而无争，而达尔文通过长期的观察，得出的却是适者生存的结论。所以，所有的和谐，都经不住时间的拷问。自然的善，不过是各种偶然条件所构成的适合生命存在的短暂时间。和谐无争，是时间的断层，是缺乏连续性观察的审美感觉。而其中无理，是因为时间不允许。
在中国先哲的心中，最高的和谐不仅是万物并育无争，还要把自己融入进去。这种修行在道家那里，是“涤除玄览”，做到心无理念才能齐物。而齐物所要达致的是惚恍寂寥、惛然若昧、若亡若存、不形而神的状态。因此，对这种如同丧尸的和谐威胁最大的因素，其一是时间，即历史的内容；其二是理念，即人的思想。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其实针对就是这种和谐里如同抽了大烟的恍惚状况。
在和谐社会的背后，时间____即历史内容，是与表象的相安无事相冲突的。以历史的眼光看，世界本来就是矛盾丛生的存在。在政治生态中，为了和谐，一些历史的真相被隐藏。所谓和谐，是一种各方协同前进的机械论。为了消除不和谐音，这个世界就像同一旋律的大合唱，或者像新闻联播，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光鲜存在。先秦以后，鲜有思想家出现，是因为在大一统的条件下，没有人敢发出与众不同的不和谐音。因此，对时间里沉寂的内容的再发现，就不仅是思想家的工作。
相对抽象的理论，诗更具感性和前意识的作用，在诗的语言的褶皱里，好诗会有其它方面的暗示。我想到“箱子”一词，在罗马尼亚诗人那里就是“流亡”的代名词。在更开放的国家，诗人也许不用声东击西 ，但知微见诸，仍然是衡量诗人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
当初读埃兹拉.庞德的《比萨诗章》，那种以经济政策与时局变化为主题的史诗，在剪贴的技法和多种措辞中给我的震撼是持久的。这才是诗歌界登峰造极的交响乐！只是他的史诗中一再出现的主旋律，是出于对孔夫子中国的误解。他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个与孔夫子唱对台戏的“反是独立”的人的悲惨命运。
我国的古典诗词讲究“无我”之境，满足于风物表面的视觉效果。其自鸣得意之处，是“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而西方诗人对自我却有英雄般的坚守，其现代诗更是雄辩与反讽的存在。这种巨大的反差，只能说明我们的智力退化。不是我们没有《天问》的传统，而是屈原投水之后，离骚成为绝响。
周朝设采风官，搜集民谣，以了解各封国的民情。但是诗经里的“风”，多是文雅的四言，这已经失却了民谣的原始形态。看宋词，我们知道利于歌唱的句式是长短不一的。民谣的发生都是即兴而起，随感赋形。所谓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可见郑声的生动活泼与旌心动魄的感染力，对四平八稳的雅乐及具冲击。这样宣泄激情的诗歌，肯定为圣人所不选。孔子删定诗经后，说“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无邪。”这是说，这入选的三百首，都符合礼治的规范。
据考，儒最初是主持治丧活动的司仪。于此，发自内心的对死人的致敬的仪式的扩大化适用，逐渐形成规范性的礼治。此中伦理，讲究高低贵贱、远近亲疏。个人服从集体，上下各安其位。作用于社会，是宗法组织；作用于政治，是家国不分；作用于妇女，是小脚祸国；作用于诗歌，是平仄律例；作用于哲学，是谨守俗常。
“克己复礼”，是将自我之私，即人的自我认知变成外在的礼的约束。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是由外在的形式所决定。在习以为常的作用下，人日渐为故有观念和庸俗之见所限，最终思想僵化，以至忠厚之至。
礼乐教化的仪式性规范活动，提高了诗歌的祭奠作用。在诗经里对民谣的斧正，使“风”向雅颂靠拢。这种基于西周雅言的严格的律化作用，逐渐取消长短句，使得后世出现的四言、五言、七言必须严格对仗、压韵，甚至严格到行列里每个字的声调的对应。这种整齐划一及其高度服从的结果，牺牲了诗歌语言的自由，使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完全隔离，使诗歌的表现范围和词汇量日渐缩小，以致诗人不能与日常生活对话。诗的创作变成形式决定内容的雅事，诗言志变成与真情实感有隔膜的装腔作势。其千篇一律的雷同现象，在同一内容上十分相似的套路，即重复的表达，有模仿抄袭之嫌，也有刻意遣词造句的游戏成分。这样缺乏新意的应景作品的海量存在，就像“群体痴呆病的疾病报告：那里面没有人性和个体，全是扭曲、残缺、弱智和白痴。”套用叶利钦批评苏联作协的话：这是对人类智力的莫大侮辱。
诗词源发于民间，而民间草根最后被剥夺了创作权。从自由转为不自由，变成类似雅颂的装腔作势和循规蹈矩的套路，这其中的礼乐的教化作用十分明显。当诗词在越来越程式化的规范面前固步自封的时候，它的发展也就走到了绝路。就像女人最后被穿上小鞋，缠足适履是要将人的自主自由限定于死地。至此，诗歌也承担礼教的作用，变成诗教。
礼教之下，只有圣人有思想的权力。真理自上而下的权威，是不容任何异端的质疑存在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荃。”也是诗人被动的自我保护之策。在专制对思想垄断的情况下，“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古人在政治面前诚惶诚恐、规规矩矩，毫无尊严可言。他们言必经典，尤恐犯大逆不道之罪。因此，强调诗人对公共领域发生的问题发表不同意见，是不现实的。幸亏道家“天人合一”的无为观念给了诗人逃避社会生活的出路，诗人将自我流失于自然，以为自然里有不可言说的大道。陶渊明感叹：“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至此，在放大的自然面前，诗人的自我却消失了。在其主体与客体达致合一的“坐忘”状态里，只有天地的一片茫然。
道家的天是道的生成物，它不具人格意志，对人世也不如儒家的天有统摄力。道即是“一”，“无状之状，无物不象。”它是虚无飘渺，不可感知的存在。道所以与德相连，是因为道生养了万物而不言。因此，道家的道类似于自然律或自然意志。由道所主宰的世界及其万物的必然命运，人也是无法逃脱的。所以，功名于我如浮云，何不曳尾于涂中，作一条快乐的鱼或一只乌龟呢？
庄子讲过一则寓言：浑沌神不可开窍。若日凿一窍，七日后浑沌神必死。
看见行为艺术家朱新战把一个中空的金色太极球推上山顶，我感到比加谬的《西西弗的神话》更大的荒谬。西西弗的悲剧，是那个球永远推不到山顶，因为否定的力量不允许。而那个太极球就像史蒂文斯的《坛子的轶事》，将它置于山顶，会给周围自然赋予秩序之感。这也许就是宗教的由来。只是当其中的虚妄越来越大的时候，天空也会暗下来。幸亏太极还没有完全宗教化，它的神力都还只是吹嘘。立于中空的圆滑，以清静无为为用的人，他看外面的忙碌用功，何尝不会感到人的存在的更大的荒谬？在放松的休息状态中不是还有更惬意的梦境。而我此时的这种想法，何尝不是体现了传统文化喜剧性的悲剧或悲剧性的喜剧？我们文化里那种虚实、美丑、善恶、利义、正邪等等的背反和冲突，才是悲喜交加的真正深刻的戏剧。
道家对现世的否定比悲观主义者更彻底。阳刚易折，反抗没有出路。只有承认现实，立于被动才能保命。就像散木无用，才不会被砍伐。不问世事，退隐于自然才能享受逍遥。弃智绝辨、涤除玄览、见素抱扑、反朴归真、回归赤子；致虚极，守静笃；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种逆向的追求与文明的进程相逆，是一种反智。
西方文明从失乐园开始，亚当夏娃偷食了智慧果，能分辨善恶。柏拉图如是说：“人与自然的划分既是知识和智慧的起点，也是人自觉其为人的起点。”科学是建立在自然可以被理解可以被分析的基础之上。哲学上“一”与“多”是可以对立而存在的。对世界的神性的信仰，是他们的出发点。
中华文明也是在人有了与自然相分的意识之后，物我不再统摄于一，我的主体性认知越来越明显，以致“多闻数穷”，他的困惑和烦恼越来越多。在道家看来，这是破坏天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所以，沿着道家的路线图，退回小国寡民状态有简朴；退回自然状态有逍遥；退回到天地生成之时，有阴阳二气的生生不息；退回到天地生成之前的天人合一的混沌状态，有如同赤子之感。
复古的感召在中国文化就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只有原始社会是理想的社会，只有原始社会出圣人。这种对先民生活的理想化，产生了崇古非今的想法。向古人看齐，或是回归自然，才能求得的心灵的安宁。而在与自然合一之处，其智识是闭目的状态。在理学那里就是本体的“寂然不动”。儒道释的合流，在于对“死灵魂”的发现。它的极终之处，是对情感、思想、意义和语言的彻底拒绝。
佛陀的证果之夜，他冥想之中的幻听幻视真的就有未来？对此，精神病理学家最有发言权。涉及佛教我不想多说。作为参照，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灵魂的本质是自动。任何物体的运动如果来源于外部，那么这个事物是没有灵魂的；但若一个物体的运动源于自身，那么这个物体是有生命的，或有灵魂的。”
从文化心理来说，人类的神话时代和传说时代还处于文化发育的童年。为什么中国的先哲要把童年当成熟看？这里面有没有对天真无邪的误解？为什么唯独中国的文化看不到天真时期活泼好动的天性？我想，这与先哲自以为掌握了宇宙和人间真理有关。他们对自己所知的真理缺乏审慎的怀疑态度。就像孔子，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与他打擂台的辩手，他却借助权力将对方“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这种对异端的绝不宽容的态度和对真理的道德化的自信，才推导出与客观真实完全相反的结论。于此理论自信流传下来的诗词，如果不是参照历史记载，那种饰美的满足感会让人以为他们生活在天堂般的美好世界。礼教与诗教相辅相成，奠定了专制统治的稳固基础。那种温良敦厚的面目，何尝不是自愚而愚人？“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不幸，有文化对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弱化的主导作用；而诗家的幸，是反证：乱世可以触痛他们的神经。这也表明，诗人的创作和真理的发现都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
古希腊哲学的宽厚，与开放的城邦民主和允许质疑和辩论的心胸有关。苏格拉底自认为无知，他通过不断发问，在辩论中弄清问题。他将这种启发思考的方法，称之为精神助产术。他的著名的哲学命题是：认识你自己。籍此，在辩证的递进过程中产生了更高形态的理性——辩证理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在于否定了“理智女神”与“命运女神”的血缘关系。所以，在尼采那里，发现“上帝死了”，这才顺理成章。人斩断了与上帝的血缘关系，他再也回不到与自然和谐的蒙昧状态。因此，相对于这个命定的世界，人不再匍匐于地，他的崇高感不再是敬和畏的内容。在与世界的对抗性存在中，他的疏离、他的孤独、他的热情、他的焦虑、他的颤栗、他的冷嘲、他的恶心、他的亲在、他的愤世嫉俗，等等与个人息息相关的不同层面的烦恼，首先表明他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而存在。在其主体向自由和无限的拓展之中，他见证了自己的神性。这与中国文化将自己的哲学追求枕于婴儿的官能享乐完全相反。所谓赤子，是享福太多缺乏运动的结果。他的儿童形象，是跑不动路的吉祥物福娃；他的大人形象，是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对福娃文化的批判，详见拙文《福娃之选有悖奥运精神》。）
存在主义哲学表明，真理也存在于个人的否定的感受之中。更多的否定的延续，难道不是对理性的最大肯定？回到灵魂的矛盾冲突之所，他才成为真正的自己，人是衡量事物的尺度也就落到了实处。
八十年代随着集体主义世界观在我国的退潮，年青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朦胧诗就是这种觉醒的骚动表现。那时关于朦胧诗的激烈争论，其实解决的是诗人“自我”的合法化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断突破拘束的问题。街上和广场上的人，不再是蓝蚂蚁。个性的发展，人们乐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他们形体的美。这种不暇思索的千篇一律的律动，对应着我国文艺创作的复古的顽固影响。离开了真实的程式化复述，将最低级的感官快乐及庸俗之见上升为唯美的经典。就像政治正确，它已经是僵尸的存在，了无新意，却动辄上千万拍卖。
此诗的发端，是准备写广场舞。最近，我每天早上要去体育场锻炼，而我的住宅前面就是红旗街小学的操场，所以，于此多有感慨。此前一天晚上，汤国华将他的一首写孔子的诗和另一首写陈独秀的诗通过微信传给我，让我提意见。我回复道：“诗应以 表现性的句式为主，说明性的句式为辅。故事只能作为诗的背景。”这样回答后，有心给他找一首这样的诗，却求索不得。就想自己写一首试试。于是，从对形式主义的感慨出发，将操场之上的诸种喻象一气呵成于纸上。
传统文化的形式主义之害，是将形式上升到绝对化的高度。以固有的形式指导内容，使内容也失去了活性。因此，人的自我被关进笼子，人的存在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地步。这严重妨害了生命的原生动力。于此作用下的男人，文质彬彬，肩不能担，手无缚鸡之力，更像涂脂抹粉的女人。而女子变成男人的附庸，被限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境地，失去行动自由，最后被裹成小脚。由此可见，文化思想主体认识的本末倒置，必然导致畸形的审美意识。
近现代中国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又常常感到传统回归的压力。这就像中国人所理解的只有正反两面的辩证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二者的结合在激进时就是一场浩劫。
以前看黄仁宇先生的书，惊异于藩镇割据时期对君权的制衡使唐朝得以延续百年之久。后来，听贺卫方先生讲内藤湖南，注意到乡团即地方分权化对共和体制的建设性意义。虽然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对中央集权进行制约的重要性。
现代中国没有乡绅力量，村委会和居委会只是统治力的传导。中国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对农村及对农民工的剥夺，以及强拆、下岗、国有资产流失、股民损失、各种利益输送、偷税漏税、特权、权钱交易、双轨制、高房价等等原罪之上。带血的GDP和腐败的盛行，既有监督不力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以人情关系损害公平正义的原因。具体到我个人，也难通读罗威尔的《正义的诸理论》。我看到街上宣传核心价值观的图画，“公正”的面前摆的是两个守门的石狮子。很明显，这是官文化的悠久传统在作祟。
八七年，我参加过《中国作家》组织的“三月诗会”。虽然离朦胧一代诗人不远，但我自认为我的诗不是朦胧，而是含混。一些表面互不相连的文化现象，是有它的内在逻辑的。在我看来，诗不单是审美，它更应该对特定境遇做出合乎情理的感性判断。审美的泛泛多是在与自然和谐的表面滑行，表面的炫目也可能是对视觉的欺骗。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美，是虚构的价值。而所谓和谐，是取消了动态的表面现象。在社会生活及自然现象中，真与善并不全是没有冲突的存在。人的成熟表现，在其主体精神的批判性存在。艺术的功用在于揭示黑暗，将它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在观察中展现自己非同一般的见识，这才是历史的厚重。对好面子的国人来说，名善实恶的现象并不鲜见。诗作为智性的空间，留下诗人多元的好恶判断，比单纯的审美粉饰更具现实意义。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得以获救的基础。百年的新诗实践，对社会的关注及大量社会词语的介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成就，是古典诗词所难以比拟的。我认可文学是时代的传声筒，既是传不出去声音，它也要沉淀为思考和见证的岩层。单就诗艺而言，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考虑对象物的各种可能性，将主观进行客观化处理，或者将客观的存在主观化，这种深入的程度，也是古典诗词所难以企及的。
“析言破律”，“反是独立”。少正卯之死，是中国文化的悲剧的开始。悲剧是好心的错误，是以善的名义把美好的东西屠戮给人看。而身处悲剧之中的人们，却把悲剧当喜剧演。那迅速实现的正义，不是依靠良知和法律，而是依靠梦想和暴力平息心中可能引起的肯定与否定之间的矛盾。所以，最后提王守仁，是因为“致良知”仍然是文化人的艰巨任务。
操场的形式主义
被纪律化的操场，文化的强大惯性
组成长方形或正方形的队伍
一如律诗，最初的表现是形式主义
广场舞高于广播体操
象征高于劳动的单纯模仿
个人的主观意识被文字狱里的统一步调
淹没了。就像春天一来
大伙都开一样颜色的花
不允许不同意见别出心裁的表达
关于韧性的出色演义，赤水绕来绕去
有严格的纪律。他的沉迷是享乐主义
是对共同致富的背弃
理想的状态是万寿无疆
身体的健康比国家的幅员更宽广
绝不是放任自流的肥胖
懂韵律有法度的人必须领悟
大部分人要靠模仿，才能戴上红领巾
跟得上节奏才是集体宏大的叙事模式
这里丢了清晰的表达，身体的哑
不随思想感情的变化而升华
浪漫主义将大伙团结在一体
其实都是一首不切实际的绝句
就像中国画放在一起就是一幅画
他们的自我流失在不涉理路的物象之上
心为形役，刚刚开头就戛然而止
相信真理就隐蔽在自然的不明真相的
蒙昧状态。浑沌不可开窍
就像阳光只能照出同等长短
就像风的起伏只能依靠地表的形势判断
人只是被迫随着季节的冷暖变换风尚
不同的节气只对农村显出残酷的目的
他们的秩序相对统一，坚信家长制
不似过去延续数千年的礼
竖一些残害忠良的贞洁牌坊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模式严重限制了
他们思想的开化程度
现在也没有自由像墙上的宣传画
虽然他们勇于表现身体的柔韧性
试图恢复已经逝去的青春
被禁锢的妙人，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爱情不由自主蒙着羞死人的
盖头。她一出现已经失去了节操
被祸国殃民的卫道士指指点点
一切都得按步就班，围着锅台转
阴阳的辩证咬尾从来不是原生的动力
立于被动的人订制了今天的道路
出门只是上下打点，和尚只需念经
他告诉你：人生不是繁殖的目的
唱歌跳舞不是作诗填词的感情流露
每个人都站好了自已的位置
只等头顶上的音乐响起
他们才会想起自己的四肢可以不为明确
的目的而动。不同韶乐的歌颂
就像更换演员那样容易
这期间也有不可抗拒的情况
有个别演员的执政时间很长
跟随他的指挥棒跳忠字的舞蹈
就会有连爷爷您终于回来了的效果
这比中央下达的一号文件还贴心
统一的认识一刀切了农业税
边缘的杂乱得到有效治理
居委会还要操心一个个工业化的人
为了进驻小区，私宅都得强拆
今天回家看见他们堵了最近的小路
为了创卫给人行道上洒水
小商小贩被赶回各自独立的小方块
每一个想要溶入集体的演员
都是维持稳定工作的积极对象
张鸣已经被镜头锁定不能再选择站队
贺卫方的法学见解牵扯内藤湖南的乡团
故国毅然故我，正如当初在湘潭
在岳麓书院为王守仁所见
2017.4.25作于铜川王益心河湾。
文化宫对面的方舟文化广场
文化宫对面的方舟文化广场
一群艳丽的老大妈在扭秧歌
盛世踩着鼓点，无雨打着旱伞
有指导教练，不是一般随便加入的乱
这是提前预订的庆典随着五一到来
前天她们身后还是海绵城市的宣传牌
我身上升华的一滴水随之溶化在蓝天里
这个半干早地区不会浪费我的热情
那一滴水随着潮湿的气候又重回大地
漆水河又变得清晣，说不定那一天还会养鱼
前一段呛死微生物的废水只剩余毒未尽
只是大白天还不理解淤泥里的黑
这一滴汗水随着河水有向沿海发展的想法
又想留下来参与地下水的循环
用我的劳力增加此地的剩余价值
让树木吸收我的二氧化碳吐出氧气
让红叶李的红在行道里越来越厚重
发现比它更红的紫红是方舟文化广场上
整版整版连成一排的宣传栏
那上面各行各业的劳模都很正派
只是其中一个国营企业的领导令我反胃
因为他侵吞了工伤职工的伤残补助金
因为我是那五十余名伤残职工的代表
十余年的上访四次实体性受理却处理不下去
我知道我碰着一个奇葩，两次将企业搞垮
却被重组成了优秀代表。这个假的太假
所以，我只能看着光荣榜里的那张厚黑的匹脸
把一口不服气的口水吐了上去
2017.5.1日作于铜川方舟文化广场。
广场的呓语
以夏的酷热方式吐出不太清楚的遗骨
大炮的高密度毫无愧疚地宣布
中国对纳吉头脑横冲直闯的占领
这样的鞋子不轻哦，把交叉的胫骨压进
一顶礼帽。对西方来说，这是一个不被
义理所定义也不被制裁所局限的牛仔
舞台上的女声深情地唱着：那是一个春天
2017.5.14作于铜川方舟文化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