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校长
李校长是南来客读研时调来的。
在礼堂开大会，主持人介绍新来的校长，欢迎掌声中，一个小老头一拐一拐地走到讲台前。
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大同小异，开场白倒是令人“耳目一新”：
奉调来校前，中组部曾找李谈话，任命是耀邦同志钦点的。
原来大有来头。
南来客读研所在大学，尽管排名一般般，历任校长却都是封疆大吏兼任，首任校长更是五省巡抚。校长政务繁忙，一年百忙中未必能拨冗莅临几次，这区区校务只好交给第一副校长打理。李校长其实是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大家称他李校长不仅因为他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还跟国人称呼人的惯例有关，书记嘛长教授之类的，称呼起来头衔前都不带正副（凡事都有例外。文革时 called a spade a spade，比如南来客念中学时的李副主任，大家称他李副。饶是如此，姓徐的担当副职，当面是万万不能用粤语称其为徐副的。同理，用粤语简称今上也犯忌）。
李校长，小个子，有点耀邦同志的风范，只是指点江山的手势要儒雅很多- 毕竟在东洋留过学，一条腿瘸，行走拿拐杖，头上常常戴着一顶新疆维吾尔族的小帽，煞是抢眼。
不过，当年提起李校长，校园内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来头，而是他的身世，具体而言，李校长的离奇经历。
李校长一生坎坷、命途多舛。
这不足为奇。
奇在命犯牢狱之灾。
一九三八年，李受党派遣赴新疆工作，曾任巴楚县长，四二年，被盛世才逮捕，投入大牢，直到四六年才出狱返回延安。
二十一年后。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事涉“新疆叛徒集团”一案，一九六七年被押赴北京，投入大牢，直至七五年出狱。
一九一三年出生，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截至一九七五年，六十二年人生，四十年革命，李校长先后在监狱中待了十四个寒暑。其中八个是在自己人的牢房中度过的，比在敌人牢房中度过的时光长了一倍。
没人知道那条腿是谁弄瘸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监狱外的日子也不好过。
一九五九年，李时任教育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受反右倾政治运动牵连，下放北京大兴县安定公社宣传部任副部长，直到一九六二年获得甄别，调入江西大学任党委书记，副校长。
文革后苦尽甘来，南调广州重操旧业。
李校长是一校之长，南来客小小一讲师，二人素无来往，说得上交谈的只有一次。
八二年夏天大学生毕业时，学校在学生饭堂准备了几十桌饭菜，春季毕业的研究生也请来作陪，还安排跟李校长坐一席。席间，李校长问，“要不要喝两杯？”
有肴无酒，如此良辰何？
南来客少不更事，说了声“好”。
顾安得酒乎？
李校长笑了，说，“慢用。去去就来。“
十来二十分钟后，李校长一拐一拐地回来了，手里提搂着一瓶酒。
河南孟县的竹叶青。
那时正值李校长豪气冲天的年头。
不料一年后出了“陈朗事件”。
新闻系老报骨出身的教师陈朗遭受系领导打击，事发，各大报都做了报导，内有系领导在某校领导支持下如何如何句。矛头所指，不言而喻。李校长被人整了大半辈子，到老反倒成了整人的左棍，一时间弄得灰头土脸，人皆敬而远之。李校长如何对待批评，有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得而知。风头过后不久，南来客在《羊城晚报》读到一豆腐块文章，作者赫然写着李校长的大名，内容是谈乔迁、晒书。
十多年大狱都挺过来了，还能没点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不久，李校长退下来了。
校园里依然时时见到李校长的身影，手里拿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踽踽独行，时而跟人打个招呼，头上那顶新疆维族小帽，依然那么抢眼。
碰上了，南来客总会叫一声“李校长”。
总念着老校长拿酒的情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