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救了一条命

一句话救了一条命

在文革初期暴烈、血腥的“红色恐怖”中，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随时会遭受批斗、侮辱和毒打，甚至被极其残暴地打死和杀害。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地就对“地富反坏右”进行了集体屠杀和满门抄斩，连幼小的儿童和婴儿也难逃噩运。

若不是一个人的一句仗义执言，我父亲也差点儿被打到“地富反坏右”的行列里去。

1947年土改伊始，我爷爷已经去世，当时只有23岁的父亲因“家境富裕”猝不及防地遭受了残酷斗争，双腿被打得血肉模糊，气息奄奄。所幸父亲识字，懂得政策，他与土改工作队据理力争，才将我家的成分确定为“中农”，而非某些人想要划定的“富农”。奇怪的是，明明“斗争”是错误的，可在填写家庭成分时却必须填写为“错斗中农”。

1966年文革刚开始不久，我们那个地方的造反派对每个人的家庭成分都要重新查证核实。我家后来搬迁到了另外一个村子，这个村派了两个人去十几里外我们的原籍进行调查。原籍村支书证明我父亲填写的“错斗中农”成分属实，要出具书面材料时，一个造反派头目却提出异议说：“他土改时被斗争过，应该是富农成分吧！”一听此言，村支书当即提高了嗓门，不容置疑地说：“我这个土改负责人还活着，他怎么就变成富农了？”因村支书的据理力争，最终还是按“错斗中农”给我父亲出具了书面证明。

后来，有目击者向不少人转述了这个场景，我父亲也知道了村支书为其作证、仗义执言的事并告诉了我。村支书在关键时刻说的那句主持公道的话，使我很感动、很感激。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感觉仍然有增无减。

当年村里派人去外调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了，我们村和周边村已经有好几家因别有用心者出具的不实证明，被扣上“隐瞒成分”的帽子，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被遣返回来。他们多年在外工作，家里连住处也没有，不仅得寄人篱下，干繁重的农活，还要时不时地挨批斗和殴打，遭受精神上、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村里也有人被诬陷举报，不明不白地被扣上了“地主富农”的帽子，还加之以 “隐瞒成分”、“欺骗组织”等罪名，无端地遭受批斗和殴打，

我家原籍的那个村支书是个地道的庄稼人，担任村干部多年，对本村和周边村的情况比较了解。他一定是注意到了当时因不实证明或遭人陷害而被扣上“地主富农”帽子惨遭迫害的情况，所以才用那样的语气对外调人员说了那句铿锵有力、斩钉截铁的话。他一定知道，他的话若稍有含糊，就会有人钻空子、做文章，把“富农”的帽子扣到我父亲的头上。我父亲虽然身处社会最底层，没有“遣返”的空间，但倘若遭到捕风捉影的诬陷，挨批斗、被殴打是免不了的。

当年那些被冤屈的人，有的挺不过去寻了短见，大多数在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昭雪，原来有工作的也复职了，还进行了经济补偿，好像一切都复原了。但是，他们身心遭受的摧残能忘记吗？他们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口能被抚平吗？他们的子女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被改变了命运，能得到补偿吗？固然，发动文革和极左政策是这些人遭受磨难的总根源，但那些挑起事端、提供不实证言证据的人，他们心中难道没有人性的丑恶在作祟吗？

那个村支书与我家非亲非故，他的正直、求实和担当，使我父亲没有遭受不白之冤，我也没有受到牵连。半个世纪过去了，支书当初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仍然常常在我耳边响起。如果不是他挺身作证，让造反派出具了我家是“富农”的证明，不仅父亲的政治生命被戗杀了，而且，以他的倔犟脾气，说不定在遭受惨绝人寰的批斗和殴打后，连性命也很难保得住呢。真可以说，村支书一句话，救了我父亲一条命。

分享到微信

×

打开微信扫一扫[Scan QR Code]，

打开网页后点击屏幕右上角分享按钮

Close

这是我三姐海外文轩上发表的文章，里面写的村支书就是你父亲。我们经常聊到这些，念念不忘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