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永恒信仰的呼应
——评施玮长篇小说《叛教者》 （网页 http://pjz.dixiewpublishing.com/）
刘丽霞
基督教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处境以及人的归宿的问题，而这也是文学关注的焦点。基督教的根本精神，通过基督教文学这种方式，部分地获得了对人类终极关切和终极追求的融入。基督教文学的本质乃是对永恒信仰的呼应。
1941年，老舍在《灵的文学与佛教》一文中曾指出：西洋文学“到了但丁以后，文人眼光放开了，不但谈人世间事，而且谈到人世间以外的‘灵魂’，上说天堂，下说地狱，写作的范围扩大了。这一点，对欧洲文化，实在是个最大的贡献，因为说到‘灵魂’，自然使人知所恐惧，知所希求。从中世纪一直到今日，西洋文学都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了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
老舍所说西方“灵的文学”，显然是指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基督教文学。的确，因为有了基督教文化的滋养，西方文学自中世纪以后，一直呈现出强有力的灵性品格，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书写人类灵性层面种种情状的大书：中世纪最典型的代表《神曲》；17世纪清教徒文学中的《天路历程》《失乐园》；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中的《浮士德》；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红字》；现实主义文学的巨著《复活》《罪与罚》；20世纪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之作《荒原》以及挖掘人类灵性幽暗深处的《蝮蛇结》等，都深刻而精彩地揭示了人类的属灵层面，这其中既有痛苦与挣扎，也有警醒与奋进。正是这些伟大的作品，让我们穿越了人类的物质层面，看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
对照西方文学中灵性文学的强有力的传统，老舍在《灵的文学与佛教》一文中也曾指出：“反观中国的文学，专谈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一部和《神曲》类似的作品，纵或有一二部涉及灵的生活，但也不深刻。”他在文章中还谈到道教、儒家并未给中国带来 “灵的生活”、 “灵的文学”，就连佛教在中国“已宣传了将近二千年，但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去，送入到人民的脑海去”。老舍还说：“就我研究文学的经验看来，中国确实找不出一部有‘灵魂’的伟大杰作，诚属一大缺憾!”
曾经受洗作基督徒的老舍虽然在文章中没有提及基督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但即使对基督教作一考察，这个结论也算是站得住脚的。时至今日，虽然从数量上来看，中国的基督教文学作品已不止一两部，但“人民缺乏灵的文学的滋养”的状况还很严重，“伟大杰作”似乎也谈不上。
但是，客观地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中，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深入，中国基督教文学涌现出了一批自觉的实践者，以其创作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空间，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灵性品格，为丰富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涵做出了积极思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股不容忽视的支流。这其中，既包括冰心、许地山、老舍这些已经成名的文学大家，也包括一些并未广为人知的作家。比如以《女铎》月刊等基督新教刊物为平台，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基督教文学写作者。另外，伴随着“公教文学运动”的发展，天主教也出现了一批基督教文学写作者，这其中既有像苏雪林、张秀亚这样的著名作家，也有周信华、司铎等在内的一批新秀作家。当我坐在安静的图书馆内，翻阅着那些近百年前发黄脆弱的基督教文学报刊时，我的心里有许多的感动。大多数创作者的名字都是陌生的，很多作品也算不上成熟，难以真正进入文学史，但他们作为拓荒者的脚步不应被今天的基督教文学创作者们忘记。
1949年之后，大陆及港台的基督教文学创作虽然不如 1949年之前兴盛，但仍出现了以北村等为代表的执著的基督教文学写作者，在消解意义的普遍写作境况中，试图以一种属灵的良心写作，表达对人类灵魂处境的正视以及精神出路的探寻。在港台地区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版了一大批基督教文学作品，如“道生百合文库”、“道生人人丛书”、“文宣社文艺丛书”、“基文青年丛书”等系列丛书，从而表现出对基督教文学有意识的倡导和积极的推动。
近年来，以施玮为代表的当代海外华文作家的汉语灵性文学写作，也逐渐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施玮在进行基督教文学创作之前，已经有了很坚实的写作基础和经验。当她自觉地将写作眼光由日光之下转为日光之上后，表现出了充沛的创作激情，连续出版多部小说和诗集，并获得了不俗的反响。
当代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品大都围绕个体生命对信仰的体悟展开，带着个人的体温，活泼生动。但就属灵的深度和厚度而言，多少有些不足。可以说，中国基督教文学长期处在一种有山无峰的局面，一直在期待一部真正有冲击力的大作，一部展示灵性张力的大作，一部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化色彩的大作。
在这样的期待中，我读到了施玮的近作《叛教者》。《叛教者》着眼于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难得的勇气直面一个纠结了很多年的复杂问题，为我们呈现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往事。因为这往事并不如烟，所以她的书写，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当下的教会问题，仍然有着宝贵的借鉴价值。在与施玮的谈话中，她曾经提出：这部作品涉及到地方教会两大问题。一个是偶像崇拜，一个是将教会当事业做大。遮掩教会领袖的问题以致酿成大错，是前一个问题的要害；而为了保住教会与世界妥协，则是后一个问题的关键。读者将在这部小说中，看到施玮透过一个历史事件对当下教会的启发。
作为作家的施玮，在写作的预备期，表现出学者的严谨作风。她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海内海外，大江南北，到处搜求资料。所以这部长篇小说，是建立在坚实的求真基础上的，充满了栩栩如生的历史现场感。但她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身心代价，因为这些真实是如此的沉重。或许对于中国近现代教会历史，没有其他事件有如此大的纠结密度。要言说一个说不得的话题，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折磨。正如她在“序”中所说：“它们迅速胡乱地纠结着生长，在我身心有限的空间里，长成了一大团荆棘，一大团燃着火却烧不坏的荆棘。我怀揣着它，像一个过了产期的孕妇，焦躁地在大洋两岸飞来飞去，不得安宁。那火，即便是在夜晚，也烧得我在梦和失眠之间来回冲撞。”但这种难产般的痛苦，恰恰也说明了写作对象的价值。
巨大的灵性危机和面对危机的情状各异的人性展现，为中国基督教文学创作提供了璀璨的机遇。我一直认为，这样的题材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所以在第一次听到施玮说起创作意图时，便极力鼓动她。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多次邮件往来交流看法。这样的一个题材，沉寂了几十年，一直在等待一个将它孕育并生产出来的作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玮成就了这个题材，这个题材也成就了施玮。
中国基督教文学有山无峰的局面，大概要因为这部作品而改变了。这不仅得益于题材的卓越，也得益于施玮的写作才华和神学素养。施玮首先是个诗人，这保证了这部作品语言的品味。那些闪烁在重大事件以及对重大事件思考间隙中的富有诗意的语言，犹如暗夜中的星星，让人在不经意间眼前一亮。该事件牵扯到众多人物和线索，能够将其一一安顿，显示出施玮非凡的驾驭能力。而她这些年来的神学训练以及在教会中的切身服事体验，让她在处理这一信仰事件时，能够丝丝入扣。甚至她本人的江南生活经验和情调，也似乎是为这部小说人、事、物的铺陈预备的。我不得不说，这个重大题材最终由她来处理，是上帝的安排。她以饱满的热情和火热的心肠回应了这一安排，尽管最终完成后身心俱疲，但一切劳苦都是值得的。增删数次，三易其稿，今天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大的惊喜。
一个写作者，一生中遭遇到一个富矿般的写作事件，并竭尽全力完成它，无疑是幸福的。藉助这部作品，施玮实现了自身创作的突破，形成了属于她本人的创作高峰。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一个创作高峰。作为这部作品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一个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研究者，我衷心地祝贺施玮。
2016年6月5日 于耶鲁大学
刘丽霞，教授，耶鲁访问学者，比较文学、基督教文学与中外文学史研究者。主持多项国家社科研究项目，例如“中国教会大学期刊文学现象研究”“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等。著有《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艾汶河畔的天鹅——莎士比亚传》等著作。参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外文学名作欣赏》《外国文学史》（西方卷）等大学教材，并获奖。